产权界定 产权界定成本决定经济效率



  科斯在《社会成本问题》中用丰富的案例说明了一个观点(尽管科斯本人从来没有正面表述过):产权的明晰程度决定经济效率。他举例说,牛群损害了农夫种的庄稼,这里的问题不是简单的赔偿,而首先要解决的是权力的界定问题,也就是权利应该属于哪一方,只有权力界定清楚了接着才能解决损害问题。如果权利在养牛人那边,牛群有权损坏庄稼,那么养牛人干吗要赔偿呢?这时如果农夫要继续种植庄稼,就只能与养牛者商量,支付给养牛者一笔费用,或者自己出钱修一道篱笆墙,这样做对资源的配置效率没有影响,影响的只是收入流在不同产权主体间的分配。后来有人将科期的这些观点进行了归纳:只要产权界定是清晰的,无论产权的归属如何,当事人都可以通过谈判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这就是所谓的科斯定理。

  科斯倡导的产权越清晰越有效率的观点至少隐含着一个前提,产权界定本身是不要支付成本的,如果把产权界定的成本考虑进去,界定清楚的产权就不一定是最有效率的。现在我们假定,权利究竟在哪一方,不能由养牛者说了算,也不是由农夫说了算,而必须由一个中介机构(第三者)来仲裁,如果界定产权的费用超过了产权本身的价值,那么这种清晰界定的产权就有可能导致无效率。现在我们假定,由农夫提起诉讼,法院判决权利在农夫一边,养牛人应向农夫进行赔偿。赔偿费是500元,农夫为打官司花去的费用是600元,那么农夫就不会要求进行权利界定,而是任牛群继续糟蹋庄稼,或者自己不声不响的修筑一道篱笆墙。这就是说,这种清晰界定的产权对当事人来说是无效率的。不仅如此,就是从资源的社会配置的角度分析,也同样会导致无效率,这里为打官司花去的费用实际上就是社会资源的净损失,与此同时,两个当事人原有的信任资源得到了消耗,这会增加当事人今后的摩擦成本。这就是说,在清晰界定的产权情况下,不是无权者向有权者支付赔偿费,而是有权者向无权者行贿,权利将再一次受到损害。这就是为什么当人们的权利受到侵害时,许多人不是诉诸法律,还是采取私了,私了不成干脆就放弃权利的原因所在。

  如果进一步推理,不仅一项具体的产权界定是需要成本的,而且产权制度的运行也是有成本的,这时科斯定理将失效。制度运行无成本虽然是一个无法实证的假定,但在现实生活中,个别人、在某些具体情况下产权的界定与保护当事人无须支付成本却是客观存在的。这种情况就是,制度运行的成本不是由当事人支付,而是由他人代为支付了,因而他的产权可以无成本的运行。

 产权界定 产权界定成本决定经济效率
  因而产权制度无成本可以有三种情况:

  1、产权制度运行的成本由社会承担,当事人不必为产权界定支付成本;

  2、产权制度运行的成本由前人承担,我们的先人已经给我们制订了产权规则,今天的人们只要依制行事就行;

  3、产权运行的成本可以转嫁,一部分人将成本转嫁给另一部分人,也就是存在一个非中性的产权制度。

  所以,产权制度的运行不是无成本,而只能是成本支付方式的不同而已,既然产权制度的运行是有成本的,那么不管是哪种支付方式,清晰的产权界定都有可能导致低效率。

  从第一种情况来看,当事人虽然没有就某一项具体的产权支付成本,但一个有效率的产权制度的维持与运行都是公民预先付款形成的,如果维持这种制度所支付的总成本大于产权的清晰界定所取得的效益,那么这样的产权界定同样会导致低效率。我国计划经济时期的低效率与其说是公有产权引起低效率,倒不如说是产权制度的运行成本太高形成了低效率。因为将产权界定给国家,其实这种产权归属也是清晰的,问题是维持这种产权的制度过于复杂,成本太高终于导致低效率。

  从第二种情况来看,以前人的制度来界定今天的产权,这就存在一个制度的适应性问题,如果前人的制度不适应今天的环境,那么这种制度虽然不需要支付成本,但其不良影响可能比需要支付成本的制度的效率更低。例如中国历史上形成的、在某些地方的农村至今存在着影响的长子继承权,民间传统工艺传男不传女的制度等,总会导致传统工艺和稀缺资源的流失,使一些稀缺资源难以形成商业价值,使传统技术失去创新和发展的机会。

  至于一部分人将产权制度的成本转嫁给他人,使这一部分人的产权制度的运行可以无成本,这里的非效率状况则更加明显。一个党政干部在农民开的煤矿里入股,这些党政干部几乎不承担产权损失的风险,因为这些风险早已转嫁给了村民,那么这种非中性的产权制度尽管产权已界定得非常明晰,但不可能形成高效率。

  在理论的应用上,产权界定成本影响经济效率,比产权的清晰程度影响经济效率对经济实践更有说服力。例如俄罗斯改革中的休克疗法,产权界定是非常明晰了,但并没有导致高效率,产权的交易也没有象设计者预想的那样实现社会的普遍公平,而是出现了一个新的权贵资本主义,也就是原来的国有资产又迅速地集中到了原苏联的政府官员和企业领导者手上。为什么会产生这种情况呢?可以这样解释,这里的原因就在于,产权制度运行的成本在俄罗斯公民间的分配是不公平的,一部分人把产权运行的成本转嫁给了另一部分人,普通群众维护私自化券的产权成本已经远远大于产权本身的收益,因而不得不放弃对这些资源的产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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