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制度变迁是新制度经济学研究的重点内容，新制度经济学家认为，制度变迁有两条途径，一条是诱导性制度变迁，另一条是强制性制度变迁。改革能够付诸实施的条件是，改革的预期收益能够大于或等于改革的成本，这样改革才会成为社会选择的目标。所以成本与收益的分配问题是制度变迁的关键，谁都希望通过改革获得更多的收益，而希望他人承担更多的成本，那么制度变迁过程是如何解决利益的分配问题的呢？ 解决这个问题的理论依据一般是帕累托改进。所谓帕累托改进（PARETOIMPROVEMENT）是以意大利经济学家帕累托（Vil-fredoPareto）命名的，并基于帕累托最优（PARE-TOEFFICIENCY）基础之上。帕累托最优是指在不减少一方福利的情况下，就不可能增加另外一方的福利；而帕累托改进是指在不减少一方的福利时，通过改变现有的资源配置而提高另一方的福利。如果一项改革能使一部分人处境变好，而其他人的处境也不会变坏，这就会认为原有制度仍存在可以创新的空间，或者说社会还存在潜在利润，而制度创新是寻找潜在利润的必要条件。如果一项改革给一部分人带来利益的同时，能够补偿利益受损者的损失，那么社会对这项改革就可以承受，在这种补偿前提下的改革被称为帕累托改进。所以，帕累托改进的内容主要是三点：
1、资源配置仍有改进的余地； 2、创新集团能通过创新获得创新收益； 3、利益集团不会因改革受到损害。 这三条是改革的必备条件，缺少任何一条改革都难以推行。因为这三条实际上是改革的目标（潜在利益）、改革的主体（创新集团）、改革的策略（利益补偿）的有机统一。 显然，基于帕累托改进基础上的制度变迁都只能算是渐进式的改革，因为改革如果不损害一部分人的利益，改革就只能逐步推进。所以凡是符合帕累托改进的三条标准的都可以归入渐进式改革范畴，而只符合前两条，但不符合第三条的改革一般反映的是急进式改革。 这就是说，无论何种制度变迁方式，诱导的而是强制的，只要这种改革不是在损害另一方的前提下推进的，那么这种改革就具有渐进式改革的基本属性。然而，虽然渐进式改革的两种不同方式都必须面对以上三大问题，但不同路径的改革成本的分摊机制是不同的。诱致性制度变迁是一个由下而上，由局部到整体的逐渐推进的过程。这一过程大体是：个别创新集团最先发现潜在利润的存在，并开始制度创新，其他准创新集团起来仿效，使创新成为一种趋势，创新集团用创新收益补偿利益集团，利益集团开始分化，或与创新集团结为一体，原有制度被击破，新制度取代旧制度，制度变迁完成。例如，封建土地所有制的消亡就是一个例证，当新兴资产阶级发现对土地进行资本主义经营可以带来新的利益时，资产者有了高价租用土地的愿望，而土地所有者也认为将地租给资产者比租给佃农更合算时，农业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就产生了。 但强制性制度变迁却要复杂得多。强制性制度变迁是一个从上至下的改革，政府是推动制度变迁的主体，由于现代政府是公民委托政府，所以由政府主导的制度创新一般不是基于某一利益集团，也不是为了某种局部的利益，而是为了整个社会的、全民的利益增长，政府主导的改革不只是要关注政府自身的利益，更主要的是改革对社会整体带来何种影响。因而在这种变迁方式下，政府是创新集团，但政府却不可能占有全部创新收益，这些创新收益首先必须在社会成员中进行分配，政府分配创新收益主要依据是两条，一是奖励创新集团，以鼓励他们参与创新，二是补偿既得利益集团，以“贿赂”他们不要反对创新。在这种情况下，就出现了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社会要求补偿的积极性会大于制度创新的积极性，如果参与制度创新的收益少于从政府获得的补偿，那么这个集团就宁可等待补偿也不参与制度创新。第二个问题是，强化了地方或某些集团向中央叫板的动机。如何从中央政府获得补偿，这决定于受损集团的叫板能力。如果一项新制度的实施，使一些集团的利益受损，这些集团就会要求中央补偿，谁在中央的叫板能力强，谁获得的补偿就多，其中有的集团获得的补偿可能超过其实际损失，另一些集团的损失则可能没有得到补偿或补偿太少。所以，由政府推动的从上至下的制度变迁，就存在一个改革成本向弱势集团转嫁的机制，也就是说，改革成本主要由叫板能力较弱的一方承担。 那么这里又提出了一个新的问题，改革成本向弱势集团转嫁的可能性和现实性到底有多大。如果改革成本向强势集团转嫁，这时改革的阻力就会加大，改革就难以推动，而向叫板能力差的一方转化，阻力相对较小，所以这种将按阻力大小还不是按实际损失大小分配成本的方式，是渐进式制度变迁方式成本分配的必然趋势。这种制度变迁方式的优点是，改革可以不停顿的发展下去，而不足之处在于，创新的积极性可能会逐渐减弱，创新的成本会增加。而做为成本转嫁对象的弱叫板集团的承受能力如何，将对改革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如果这个集团对改革的成本无法承受时，改革成本也就再也没有可以转嫁的空间，这时制度变迁的成本就只能由中央政府承担，这时改革有可能进入举步艰难的困境。 所以由政府主导的渐进式改革有可能面临三种前途，一种可能是改革停顿下来，如果强势集团不能得到更多的补偿，同时向弱势集团转嫁成本的空间已经缩小，改革就难以继续推进；一种可能是渐进式改革被逼着转向急进式改革，企图走一条先改革再补偿之路；还有一种可能是说服利益集团为改革承担成本，而要做到这一点，中央就必须有自己的权威，但最重要的一点是诱导利益集团自身进行分化，其中相当一部分转入创新集团中，使制度变迁仍能沿着渐进的轨迹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