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一个幽灵正弥漫在欧亚大陆。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无政府主义(Anarchism)。
赵京：尊敬的巴枯宁先生，您不会因为我的姗姗来迟而介意吧！
巴枯宁：欢迎，欢迎，来自遥远的朋友！我已经等了您一个多世纪了，不过，我并不希望您来去匆忙而没能领会我的想法——当然，也有一些聪明人是故意扭曲了我的思想。你看，人类的认识过程都是可逆倒推的：在邓小平时代认识毛泽东的中国，在戈尔巴乔夫的“重建”中认识斯大林、列宁。今天，当我的祖国土地上解体了一个全权主义的国度后，我们才可能全面地审视马克思了。
赵京：从这种意义上，您无疑可被称为人类的导师之一。当这个世纪的历史与您的倡导完全背道而驰的时候，人类的悲剧远远超过了个人的荣辱。直到八九年，才从天安门广场上传出了反抗近代国家形态的发自人类心灵深处的最强音——无政府主义，并一直导引着东德的消亡、苏联的解体和欧洲共同体的统合。令我焦急不安的是它在中国的扩散现实和可能的后果。
巴枯宁：回顾无政府主义运动的历史，以及我个人的许多不负责任的政治活动，我特别想指出以下的区分是重要的：哪些是思想上的不合理，哪些是实践上的幼稚或愚蠢。作为一种政治运动的、反抗近代产业社会中的国家强权形态的无政府主义经历了重大的失败，但在天安门广场、在红场等地点的民众抗议中表露出来的理想却是永远存在于人类的生活之中的。应该反省，我们无政府主义者并没有找到一种消灭了人支配人权力构造的组织形态来进行社会生活。唉，世界永远是罗马式的，而不是雅典式的(苦笑)！
赵京：是呀！我们生活在共产主义全权社会形态之中，倒容易对社会民主主义感兴趣。人类兴许配不上无政府主义的乌托邦，你看：那些反抗中国政府强权的持不同政见者却必须倒向另一个更大的政府强权寻求庇护。可怜的人类，连一个彻底的无政府主义者也产生不出来啦！
巴枯宁：“人追求自由，却又无所不在枷锁之中”。卢梭最早道出了对近代社会的哲学悲观。实际上，以无政府主义的观点，可以认为近代世界历史的激荡都是由民族国家(Nation State)的再建引发的。以民族(语言、文化)为背景建立起政治目的的国家，本来只应该防御外侵、为国民提供福利，却往往变为对外扩张﹑对内压迫的少数统治阶层的权力机构。苏联政府就是最典型的国家权力，戈尔巴乔夫的“重建”国家权力的企图从一开始就是注定要失败的。
赵京：这兴许是无政府主义能够提供给我们最大的启示了。对于中国这样的全权主义社会，所谓改革的目标不是以新的权力形态去取代旧的体制，而是首先向政府强权夺回那些属于个人权利的东西。实际上，所谓的民主化和现代化的进程，也越来越重视人权的意义，连中国政府也变得聪明了一些，发布了《中国的人权状况》，供中国国民监督、批判政府的强权膨胀。巴枯宁：这也是中国政府比苏联政府高明之处。我个人认为中国并不可能像苏联那样消亡，因为中国社会的全权主义形态并不如苏联那样强制，特别表现在经济利益的分配形态上。可惜人类常常忘记，或者说不愿意正视历史。你看：近代民族国家的形成在经济上采取前资本主义的压榨方式，使马布里一针见血地指出：私有制是万罪之源，而主张建立强有力的公正政府。但葛德文却警告我们：不可能存在公正的政府，作为国家权力的政府，永远是一部分人压榨另一部分人的机器。
赵京：兴许，共产主义思潮中不少人总是不知觉地把基督教中的理想王国硬搬到现实中来，才造成了忽视社会大前提之下的哲学思辩。马克思用剩余价值理论高明地说明了资本主义方式下的经济剥削关系，却完全没有想象一下全权社会形态下人支配人的赤裸裸的强权现实，所谓“科学社会主义”比空想社会主义还要空想。象欧文﹑圣西门这些人，对于近代科学﹑特别是大机器生产带来的经营形态﹑政府组织性质的变革，都比坐在大英博物馆中研究现成文献的马克思的认识深刻。
巴枯宁：可惜，我们这些投身实际运动的无政府主义者都不如马克思那样博学，那样有号召力。我自己也感情用事，由于不认为《资本论》有马克思自称的价值，我干脆拒绝接受马克思的献辞。不过，我确也苦心地劝过马克思，你把个人的私有财产抽个精光(听说你们那里处决人还需要死者付钱)，还谈得上甚么“个人自由”、“个人的全面发展”呢？他又搬出“万能的教育”来搪塞。问题在于，是教育一个富人掏点钱出来容易呢，还是教育掌权者交出一些权力来容易呢？洛克菲勒、松下幸之助很“慷慨”地退还了不少财富给社会，斯大林会交出本来属于国民的权力吗？齐奥塞斯库被处决时还声称他是“国家总统”呢！
赵京：哈哈，财产在阴间不通用，权力关系却是永恒的！再理想的“共产主义者”，也不敢想象“共权主义”的天堂，所以干脆大家都把权力交给上帝，才算最大的公平和正义。上帝当然不需要教育，马克思、列宁、毛泽东等人不接受教育只想教育人类，最终只能把人类的发展导入歧途。不过，我有点不理解，当时马克思是如何思考消亡国家这一重大课题的。
巴枯宁：共产主义消亡国家的途径是消灭所有的反对势力，不管它叫地主、资本家，还是持不同政见者，其结果当然是激发更强烈的反抗，直到——你看，叶利钦的出现。我很气愤你们中国人把Anarchism翻译为“无政府主义”，常常给你们中国人带来误解。我们反对近代出现的人支配人的国家权力形态，却并没有要消亡国家，也不想废除政府，我甚至根本反感以政党的集权方式对抗政府﹑推翻政府的企图。
赵京：“无政府主义”这个名词确实翻译得太糟了，一下子就被判了死判。我这样的人虽然与Anarchism很有共感，也绝不敢自称为“无政府主义者”。不过，这个名词首先是日本人造出来的，我们中国人先把它译为“安那琪主义”，挺美妙的吧！可它能达到“外抗强权、内除国贼”的目的吗？今天日本的学术界都改用中性片假名发音，但我们中国人恐怕永远也只用“无政府主义”这个词了。不瞒您说，我的同胞常常连概念都没弄懂就开始了带有功利性质的理论争吵。既使对于“人权”这样的概念，你问两个人，肯定会得到三种解释。书归正传，您不是也想过建立“无政府主义”状态下的政府吗？您带领人马攻打市政厅干甚么？
巴枯宁：好汉不提当年勇。那是恨铁不成钢，并不是仇视国家机构。市政厅的权力并不大，我们以为一举摧毁权力机构，废除了税务、警察，希望获得解放的市民们自行组成松散的、基于个人愿望的自由结合体。可悲的是人们也需要权威和支配，还是韦伯正确：越进入近代社会，官厅机构的庞大、复杂化越不可避免，人类生活需要各种政府的机能。为了使这些机能的强化不加深对人的支配，我们又看到甚么普鲁东的“法朗结”，英国的费边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等等。总之，诉诸于广泛的社会改进运动来减轻政府的非法支配，如近来很受人注目的“大赦国际”(Amnesty International)组织所做的那样。
赵京：至于国际性的人权活动，部分带有对于过去殖民政策的反省性质，没有反省侵略政策历史的日本政府不懂人权的概念，只愿意与外国政府打交道而无视外国公民的人权，变相鼓励专制政府强权的非正常膨胀。我们看中国的政府机能，一方面，“无产阶级专政空前巩固”；同时，一个持有联合国常任理事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护照的普通公民连去菲律宾这样的国度都需要菲律宾人的“担保”，更不用说生活在“有钱人”的日本的国土上，简直像一个小偷！
巴枯宁：我真为你们中国抱不平！当年日本人在台湾、在“满洲国”，在南京杀人时持的是甚么样的护照和签证呢？那些战后留在中国的日本人“残留孤儿”持有甚么护照和签证呢？你们真是伟大的民族，还把他们收养为亲生的儿子。真痛心，我的同胞们也像日本人一样，对你们犯下过不可宽恕的罪行。好在上帝会还历史以公正的，今天中国的变革里正孕育着人类进步的新的期待。
赵京：可惜中国人是权力(关系)崇拜的民族。例如“六四”终结了一个有限改革的时代，但那些蒙取民众支持、在权力边缘生活过的“改革派”至今没有人反省，并承担对民族犯下的罪过。而普通民众面对强大的国家机构只剩逃避一途，国民意识越来越虚无化(Nihilism)。
巴枯宁：近代国家的形成首先需要一种精神，苏联国家可以解体，但普希金、妥斯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却是永存的！虽然近代以来，中国人对于世界精神财富的贡献不如你们的先祖，但我坚信，中国的民众会创造出迎接现代化的新的理念形态的。朋友，我真羡慕你生于这么一个伟大的时代和国度里，中国的末来也是世界的末来！
赵京：您这样说，只是加重了我们的惭愧。在一个灵魂僵死、外壳膨胀的政府机体下，正发生着人类可能干出的各种卑鄙行径，却只是为了最微不足道的生存功利。所以，我们举起了知性与人格这两面旗帜来对八九中国之春进行最彻底的继承，在没有人敢于宣称解救中国的危难之际，我们找到了通过改进个人的知性与人格的道路来推进社会全体的进步。
巴枯宁：这也是对无政府主义发出的警告的一种响应吧！请牢记这一点：任何一个声明解救社会的运动都要避免自身的组织性的权力关系，否则就会导致出卖和灭亡。无论是八九中国之春，还是全世界的共产主义运动，都不是被镇压下去的(根本没有任何势力可以镇压它们！)，而是被出卖葬送掉的。戈尔巴乔夫下令降下苏维埃联邦的国旗，只是终止了自那面旗子被升起以后的各种出卖。说到底，人类完全没有必要对那些人为的国旗、国歌倾注比对一棵树、一堆土更多的热情。那些象征权力的“神圣”标记背后就是赤裸裸的人支配人的罪恶。
赵京：是啊，没有“被统治者”(即国家主权的主人)同意的任何强权形态都必然是要灭亡的。拥有五千年历史的中华民族，虽然其权力形态不断发生重组，为人类带来了无数的灾难，但其文化、人口却不断繁荣、演进，在这个世纪之末，又面临着有史以来最大的社会变革转换时代。任何阻碍民主、自由、人权潮流的权力形态都不可能持续太久了。
巴枯宁：上帝祝福你们，如果要借用你们的先祖在《诗经》中的一句诗来预期中国的话，那就是“周虽旧邦，其命维新。”
(此文首次发表于东京【民主中国】月刊1992年4月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