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上帖)
2.粮价水平与城乡收入差距的关联
据(3)式,λ越大,即城市化率越高,则e越小,市民生活水平的上限得以提高。这个结论同担心城市化导致城市人口增加,进而导致市民生活水平下降的观点恰恰相反。当然,这个人口的城市化率是指在利益机制下自然迁徙造成的人口分布,显然它实际上是结果,而不是原因,即因为市民收入较高生活水平较高而导致人口向城市的迁徙,使得城市化率增加。
按照当前中国的实情,城乡人口比例为1:2,即λ=0.5,对于一定的市民生活水平e来说,由(3)式变形得到:
kε=(1-e)/(λe)…………………………(5)
此式表示,在种粮利润率k和城乡收入差距ε之间存在一种“恒积”关系,此消彼长。但是显而易见,对于农民来说其变化是单调的,即利润率越高,城乡差距越小,农民收入水平越高;而利润率越低,城乡差距越大,农民收入水平越低。因此,农民无疑是欢迎粮食涨价以改善自己的收入和生活水平的。
在保证市民生活e=0.25和现有的人口结构λ=0.5条件下,由式(5)得到这个“恒积”为:
kε=6……………………………………(6)
k最大为1,即绝对的无本生意,此时ε最小为6,即当前中国农民依靠种粮和粮价提升最多只能达到市民收入剩余的1/6水平。如果现实当中政府通过农业产业政策把k提高到0.5,即对半毛利,则ε=6/0.5=12,即12倍的城乡收入差距。
这就是说,在以提高粮价进而提升中国农民的收入水平的政策下,以中国这样的农业人口比例,要想使得市民生活不受影响而达到城乡收入持平,是一件完全不可能的事情。也就是说,单纯的粮食生产即便是无本生意也不可能解决中国农民的收入水平低下问题。
3.城乡差距与粮食价格水平的关系
也可以直接根据(2)得到一个和kε=4类似的城乡差距和粮价的“恒积”关系。
按上面提到的2006年全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Y=11,759元人民币,取为12000元/(年·人);售粮利润率k取为0.20(请注意,这是毛利率。按照“利润水平的钱皮划分”法,http://www.jjxj.com.cn/news_detail.jsp?keyno=11391这个水平尚属于正常利润水平的下限);a取为125kg/(年·人);城乡人口比例λ取为0.5;e取为0.25。代入(2)式得到:Pε=720 ………………………………(7)
现有平均粮食价格~4元/KG,则相当于维持了一个ε=720/4=180倍的城乡收入差距。
不要以为这是危言耸听。实际上,中国农民每年从种粮上获得的利润微乎其微,甚至曾经出现倒贴的情况。据媒体数据,2006年全国粮食总产粮为4900亿公斤,按照13亿总人口2/3的农业人口计算,每个农业人口的粮食产量为565kg,按照1.5元/KG的原粮收购价格估计,农民人均销售粮食收入为878元,而除去农药、化肥、灌溉、收割机械等等费用,还能剩下多少?而既便有剩余也不过是农民自雇佣的工资罢了。按照上述的0.2毛利润率计算,一个农民面朝黄土背朝天辛苦一年的收入平均也只有区区176元。
176/12000是多少分之一?而且这还是在政府一系列惠农政策推行之后的2006年的推算状况。这应该就是农村中只剩下老弱病残孕幼,农民大量进城务工,粮食生产持续下滑的原因所在。因此,“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的话决不是危言耸听!
将kε=6和Pε=720相除,得到粮价和毛利率之间的一个“恒比”关系:
P/k=120………………………………(8)
或者k=P/120,对于4元/kg的粮价来说,k=3.33%,这是非常低的一个年毛利率,何况还被加工运输销售的中间环节拿走一块,难怪农民不愿意种粮了。
现实是大家感觉到的农村情况不是那么坏,原因在于,抵销种粮亏损和维持农民生活的收入,几乎全部来自于非农业收入方面,如进城务工、种植经济作物、开办家庭工厂等等。
4.城市生活水平和城乡人口比例的关系
式(3)揭示了自由迁徙制度下城市生活水平对城市化率之间的互动关系,即城市生活水平越高(e越小),则λ越大,即吸引更多的人口从农村流入城市。
对于一个公平的社会,或者是我们为了公平而努力实现的来说,ε=1。则(3)式演变为:
λ=(1-e)/ek…………………………(9)
在e=0.25的市民生活水平和k=0.2的种粮利润水平下,一个城乡收入公平的社会所应该具有的城乡人口比例关系:
λ=(1/e-1)/k=(1/0.25-1)/0.2=15,即城市人口应该为农业人口的大约15倍。由此看来,中国社会的城市化进程还远远没有达到目标。
美国的城乡人口比例约λ=50,人口自由流动,即ε=1,恩格尔指数取为0.2,则按照(3)式可计算出:k=(1/e-1)/λ=(1/0.2-1)/50=0.08,即百分之八。
当然,美国农民的这个高利润率是由于高效率的现代化农业的结果。相对于工业产品,8%的毛利润率并不算高,但是由于总产量大,农业人口少,人均收入也就很高了。
按照中国15亿人口的峰值来算,农村人口不需要超过1亿,按照18亿亩耕地红线来算,每个农业人口耕地为18亩,如果农村劳动力为人口的1/3,则相当于每个农业劳动力要承担50亩左右(3.33公顷)的耕种。而美国从事农业的人口为600万左右,人均可耕地面积约为25公顷。
因此,在中国,任何旨在维持低城市化率,维系庞大农业人口的政策(包括人口生育政策),最终只会导致中国农民的持续贫穷和整个国家平均水平的低下。商品经济的基础是劳动力的自由流动,所以,尽快取消人为的二元户籍分割,促进人口自由流动,是中国经济发展不得不跨越的坎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