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第二节 创业意识与感情、理性
在一个各种企业都已经存在并且有了必要发展的社会里，创业意识常常不在企业家们的视野之内。但实际上，“一个企业的建立和发展，在很大程度上都与企业家的创业意识有关”，无论是创业还是守业，创业意识事实上仍是“企业的第一推动力”（赵靖主编、石世奇副主编：《中国经济管理思想史教程》，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532页）。创业意识可分为创业动机和创业行为两个方面，而追求利润无疑是企业家创业的重要动机，这是无庸讳言的。但在具体历史条件下和一定的国家民族中，“创办企业除了有经济动机外，还往往有着这样那样的非经济动机，而这种非经济的动机还可能是十分强烈的和起着突出作用的”（同前第533页）。
张国安是一个创业兼守成的成功企业家，这是他与艾科卡不同的地方，艾科卡从福特公司推销员、营业员做到总裁，但他始终是个受雇者，而张国安则是他所经营的每一项事业的创办者，是大股东甚至是唯一的股东。张国安也具有普通企业家追求创业利润的共性，他认为企业没有利润就不能生存，而且企业自身的发展与他对社会的贡献都要取决于利润的大小。但在他的经营思想中，追逐利润不是最高目标，追求社会民族利益才是最终的目的，它远高于任何经济利益，并且在特殊的情况下为了民族利益可以不惜牺牲巨大的成本；而在创业行为方面则提倡艰苦奋斗，并以理性科学精神见长——这就是张国安创业意识的突出特点。
张国安说：“我认为身为企业人，都应该具备一个基本的目标：办好企业，以对社会国家有贡献”（《历练》第206页），“对国家社会承担起适当的责任”（《历练》第306页）。他认为，要实现“办好企业，以对社会国家有贡献”这一基本目标，“首先要做到，不做危害社会国家的事情，就像子女要孝顺父母，最起码就是不能有不孝的行为”，他说，“我经常警惕自己记住这个观念，所以我所经营的企业，绝对遵守国家法令与社会秩序，不做任何违法、犯法、或危害社会国家的事情”（《历练》第206页）。如果一个企业想以损害社会国家的利益来求得发展，那么这个企业就根本不可能办得好，就更谈不上有什么贡献了。张国安的创业实践就是他这一创业思想（意识）的注脚。
张国安创办渔业公司的目的，就是要为台湾渔业界解决产销的问题，最终建立起一个台湾自己的远洋渔业自主经营体系，而不仅仅是为了追求自己单个企业的经济效益。为了表达这个愿望和反映出创业活动的真实目的，张国安特地为公司的名称认真斟酌了一番，最后决定取名为“丰群”，“丰”是丰富，“群”是群众，标榜为全社会渔业界服务之意。为了丰富群众，为所有渔业界服务和贡献于社会，丰群公司不但自己捕鱼卖鱼，还积极参加渔业界或其他国际性的会议，增加影响力，同时带动丰群关系企业吸收、引进国外新的鱼捞技术与渔获处理方法，从日本与其他国家聘请专家训练各公司船员，增进他们的知识、技能与整体素质，从而提高整个社会的渔业生产水平。
张国安认为，一个国家民族的不同企业在确立了以国家民族利益为价值取向的前提之下，他们之间的竞争实质上是通过追逐利润的短期动机而达到互相促进，共同进步，从而推动社会生产向前发展，而不是要斗个你死我活，把社会搞得一团糟。在60年代，当台湾机车工厂数量增加时，三阳公司就面临一个决断：是否要封锁自己所培养的卫星工厂供应给竞争对手零件？经过详细考虑，张国安认为三阳零件需求量有限，如果让卫星工厂供应其他机车厂零件，则会因需求量增大，产生规模效益，从而使卫星工厂降低成本，提高产品品质。他最后决定台湾应该培养整体机车工业共有的卫星工厂，将来才有可能在国际市场上竞争，于是准许他们供应竞争对手零件。张国安认为自己当时有开阔的胸襟，做了一个正确的决定。他说：“如今台湾的卫星工厂能够供应全世界80%的机车零件，我认为与我当年的辅导与决定，有很大的关系，这在我个人的机车史上，是令我颇感欣慰的一件事情。如果我当时采取了围堵方式，也许零件工厂的发展又是另一番局面了。”（《历练》第84页）张国安在被迫离开三阳时，有不少汽、机车工厂来与他讨论合作，但都被他一一拒绝了，他说，“如果我再踏入汽车业，一定得和三阳竞争，那是我不愿意的事情”（《历练》第265页），因此他决定要在其它的行业里寻找发展的目标，并衷心希望三阳能顺利成长，兴旺百年千年，为国家民族争光。张国安在接手食品工业后，对产品的品质、包装、行销、服务都要求第一流，这样可以提供高质量的产品和服务给国内市场，维护社会利益，让青少年自幼就接触到优质的产品，认为“这种教育功效可以提升他们未来的生活品质”，并把这视为“所追求的最高理想”（《历练》第270页）。
张国安在他的创业实践中树立了社会、国家、民族利益至上的价值观念和创业意识，这是因为他对自己的民族充满着挚诚的爱，渴盼已经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中华民族能早日经济腾飞，使民族精神更加发扬光大。由于童年时期在日本人的统治下饱受异族歧视之苦，以及在创业时期遭受日本商人的压榨，从而增强了他发奋图强，要使自己民族在经济上自主自立的事业心。张国安在台湾农机公司服务时，有年夏天天气火热，日本工人可以喝开水，唯独两百多台湾工人只能喝生水，他就拿一只空桶给工人煮开水。日本课长看到后就暴跳如雷，于是两人大吵起来，血气方刚的张国安因此而离开这个工作很理想的地方。从那时起他就立志要干一番事业来为自己的民族争光。
张国安在离开三阳时给自己订了三项选择投资行业的原则，其中的第一、二项就是：“第一，这项行业必须能国际化，并能承受外来的冲击；第二，必须具备高度的发展潜力，能在国际市场上占一席之地，这是我的心愿。”（《历练》第266页）他由此而选择了食品行业，认为“中国菜是世界公认的美食，相信推行到国际市场上也一定大有可为”。他说：“我看到美国的饮料如可口可乐、苹果西打，速食如麦当劳、肯德基等……纵横世界各国，就不胜感慨”，“开发中国仪器的国际市场是我努力追求的目标”（《历练》第268页）。
为了献身民族的事业，在创业行为上张国安素来提倡艰苦奋斗、知难而进的民族精神。由于出生背景清寒，张国安从小就有强烈的进取心，觉得除非自己比别人加倍努力，否则没有办法出头，也没有办法脱离困景与贫穷。他认为，“人的一生，努力最重要，只有努力，才能达成人生目标。一个人的成功并不是靠背景、遗产、或者侥幸得来的。要成功就得像爬山一样，一步一步地往上爬；同时，人家爬一步，你就要爬两步，人家爬十步，你就要爬百步；总之，必须比别人爬得更高、更远，只有靠着比别人更努力，才能攀上山顶。”（《历练》第310—311页）张国安创建丰群水产公司与日本人拼搏数年的艰辛过程，集中体现了他为振兴民族企业而艰苦奋斗、知难而进的创业精神。
张国安创建丰群水产公司时，他已充分意识到必然要与日本商社苦战一场，这将是一场十分艰辛的商战，而且不是短期内能够取胜的，因此公司刚一成立，他就明白宣布：“公司前几年一定会亏本，大家要忍耐团结，不要因为亏本就心灰意冷。”（《历练》第225—226页）当时日本商社控制台湾七百多艘渔船的作法是：一，贷款给台湾渔船作周转资金，通过契约压价收购他们的渔获。日本商社很遵守同业道义，甲公司不收购乙公司契约船的渔获，这种契约关系和团结心使得台湾渔船无计可施，任其摆布。二，日本商社设法控制或包租渔业基地的修船厂和冷冻厂，非他们的契约船不修，非他们契约船的渔获不存。三，日本商社威胁罐头工厂，如果直接向台湾买鱼，以后就无法顺利供应原料。日本商社通过这三种作法堵死了台湾渔业的出路，使之只能就范于他们，甘受其剥削。张国安冷静分析到，与日本人进行这场商战，关键的第一个战役是要把台湾渔船从日本人手中夺回来。他向政府呼吁，向有关部门作详细报告，号召股东尽量提供担保，他自己提供了最多的财产担保，连三阳的部分股票都拿去抵押了，于是才从中央银行得到五百万元的长期贷款。可是日本商社十分狡猾，不肯提前接受还款，于是丰群公司就努力不懈，步步为营，采取一艘一艘突破的方法。针对日本人的第二条控制，丰群公司就不惜高价承租离码头较远的冷冻库使用；在修船方面则从台湾聘用修船技术人员长驻基地，打破日本人控制修船厂的一统局面。对日本人的第三条控制，丰群公司暂时还无能为力，只能让罐头厂偷偷向自己买鱼，不让日本人知道，以免引起更强烈的商业报复。
丰群公司刚开始的三年，一直是在与日本人激烈的渔业商战中渡过的。张国安后来在《自传》中描写这段艰苦的经历“真正是流泪走过艰辛的路，大家凭的是一定要战胜日本的决心与绝对不服输的冲劲”（《历练》第233页），“大家咬紧牙关奋斗，但是很多时候，还是力不从心，像落魄的人，常常被赶过来，赶过去，到处碰壁。大家非常气愤痛苦，很怨恨为什么会有这种情况；另外也有人建议，干脆放弃算了！”（《历练》第232—233页）应该说，张国安领导丰群公司与日本商社的这场商战，按一般经济规则来讲，是违背了“利润原则”的。例如，他们为了与日本商社争夺渔船，就以比日方更高的价格来收购这些渔船的渔获，再以同样的价格卖出去，利润等于零。张国安承认“丰群没有实质的收益”，“但是为了使国内的渔业免于被压榨，意义非同寻常”（《历练》第234页）。张国安的目的是要创立自己的渔业生产体系，因此他与日本商人进行的实际上是一场民族商战，谋求的是一种具有扎实根基的长远民族利益。正是如此，所以他那充满民族感情的创业精神就是“越遇到困难，越要克服它，战胜它，绝不会遇到困难就退缩”。他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一直鼓励公司的同仁：“就是因为有这样被剥削的局面，我们才成立丰群来突破困境，如果在这个时候放弃，不支撑下去，绝对没有办法成功。成功并不是那么容易换来的，无论怎么痛苦困难，我们要一个个击破，终于会有胜利的一天。”（《历练》第232—233页）经过三年拼搏，胜利的曙光终于挽救了他这个资本耗尽、精力几近枯竭的创业者。
作为一个创业的成功者，张国安非常珍视中华民族先民们创业留下的文化成果，正是这些灿烂的民族文化成果激发了他深厚的民族感情和不畏艰难的创业精神。他每一次出国访问，都要去参观当地的华侨文化遗迹与创业史展览，估量中华民族对世界文明的巨大贡献。几乎所有最早的华侨，都是被生活所迫而离乡背井、漂洋过海投奔他乡的，但几乎没有一个人曾经获得过他们梦想的乐园。所有的华侨都从死亡线上起步，开始他们那充满血泪的创业史，经过艰辛的奋斗，大多数华侨为所在国的社会发展和经济繁荣作出了不朽的贡献。看到这些辉煌的创业成就，张国安常常悲喜交加，充满自豪又充满感慨，“想到这耀眼繁华的背后，有华侨辛酸痛苦的血泪史，令人不胜唏嘘。”（《历练》第100页）张国安不仅喜欢读古书，而且喜好收集先民的遗物，他买了五、六个各重千余斤的大石头，是明清时期厦门地区先民移居台湾时用帆船搬过去的碾米石墩，他还收集到百年前大陆先民染布用的元宝石头和几头牛拉动榨甘蔗糖的花岗石轮，另外还有各种石制材料如窗户、门槛石等等。这些具有“力感”的大石头，有的要用举重机才能搬动，是一般人们甚至专家都容易忽视的“文物”。张国安说：“由这些石器制品，我们可以了解祖先自大陆辛苦迁徙来台的过程，并可以看出先民生活的形态。”（《历练》第294页）此外，张国安还收集了不少中国古代瓷器和近千件古代民间刺绣，这些精美的刺绣作品是他“不忍心它们被外人收购带到外国去，就尽可能一件件地购买下来”的，他说“我有时甚至怀疑后人是否还有能力推出这样的制品”（《历练》第308页）。张国安对中国古人的创造性劳动敬佩不已，对他们的这些作品爱不释手。作为一代实业家，他也希望自己的作品在未来作古时，也有几件能成为被后代炎黄子孙珍视的文物，如此不失为一代创业者的骄傲。
在张国安的创业思想（意识）中，还特别应该提到的是，不仅具有强烈的民族感情色彩，而且非常富有理性。他认为民族感情作为创业动机的推动力无疑是不可缺少的，但光凭感情用事容易偏执，走向极端，达不到感情的理想目标；因此要以理性驾驭感情，感情推动事业，才能达到理想中的目标。为此张国安特别提到他亲历的一件事，形成一个非理性与理性的对比。他第一次运煤油到舟山群岛销售时，在定海发现一个奇特的现象：家家户户都有电灯，但都不亮，外边也看不到电线杆。原来是日本侵略中国期间，曾在这里建立了发电厂，供军方及一般家庭使用。日本人撤走后，定海县民基于痛恨敌人的心理，就把日本人在当地的建设，包括发电厂，电线杆等，全部破坏殆尽，有趣的是只留下了电灯。张国安感慨地说：“这是个观念问题，我认为定海县民经历这么多年的战乱痛苦，大可好好享受战利品。如果不去破坏它，也不至于落到后来依赖进口煤油照明的地步。”（《历练》第32页）
事实上，张国安被迫离开三阳，是对他感情与理性的一次综合考验，这也是他跟艾科卡另一个大不相同的地方。艾科卡被解雇后，可以你不仁我不义，去发展别的同行业公司以整垮福特为目标。而张国安则不同，虽然被“解雇”的蹊跷、委屈、辛酸与难言之痛远非艾科卡所能比，但他仍把三阳视作自己“亲生的孩子”一般，民族感情的因素使他无法做到那种忍痛割爱的地步——兴办同类企业与三阳同室挥戈，决一雌雄；而且这也是有背于理性的，正如他自己所说，“如果我现在和三阳竞争，可能会影响到三阳的营运，这种自己打自己的方式，不是理智的企业经营之道。”（《历练》第254页）因此张国安决心在非机械行业谋求自己的发展，这对他来说既是一个感情的选择，也是一个理性的选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