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第三节 富有远见的投资决策
张国安是一个具有雄厚资本兼经营管理才干的实业家，他投资的领域远比他亲自管理经营的领域要广泛得多，因此投资问题在他的实业活动中占有特别重要的地位。
张国安是个投资意识极强的人。投资——利润——再投资，不停地周转，不停地投资，而不是像封建地主那样坐享其成；即使从表面上看是坐享现成，但实质上仍然是投资，这就是企业家精神。例如张国安买了台北敦化南路的一栋洋房，他妻子的六叔不理解他的投资购房观念，就警告他：人要提高生活享受很容易，万一提升到超过能力，再降低水准就很痛苦，并说张国安是个贪图享受的人。张国安向他解释说：“我并不是贪图享受的人，我这个人是打地铺都可以睡的”，“我买这栋洋房，完全是为了投资，一方面是对孩子教育环境的投资，一方面是土地面积较大，将来一定会升值”（《历练》第254页）。实际上对于一个职业投资者来说，购置永久性住所本身也是一种投资，他必须经过这种投资使自己安稳地生存，才能更好地进行直接的生产性投资。而张国安想的是，将来还要把升值的住所卖出去，赚取利润，进行更大的投资。
张国安也是一个非常讲究投资决策的人。他的投资遍布机械、渔业、百货、食品、电脑、饭店等十数种行业，他在投资决策方面具有远见，注重投资项目与投资环境的可行性研究，并且主张多角性投资。
（一）重视投资项目与投资环境的可行性研究
张国安每投资一个生产项目，从不凭印象办事，而要对该项目在现实条件下可能具有的生产能力、市场前景及同行业状况作具体分析研究之后，才决定是否投资。在70年代，张国安分析认为，世界上管制整车输入的国家很多，但是大多没有管制汽车零件的输入，因此汽车零件具有国际性的市场；在生产行业方面，先进国家如美国、日本，由于国内的工资昂贵，他们的零件制造厂已经渐渐失去竞争能力。而当时台湾的工资较为廉价，张国安认为，“如果朝这个方向发展，我相信台湾可以成为全世界汽车零件的供应中心，就好像我们供应国际市场机车零件一样”（《历练》第149页）。基于这样的分析，于是张国安作出了发展零件工业的投资决策，积极支持和辅助卫星工厂生产汽车零件而获极大成功。1985年，张国安意欲投资购买国泰机构的来来百货公司，在接手之前，他派丰群投资公司的一批干部，对其财务、人事、营运及制度作了详细的评估，为避免本公司人员评估的主观性，他又延请一批会计师与律师，对各项评估再作彻底调查。在掌握全面情况之后，才把公司接手过来。由于对公司各方面情况做到了胸中有数，很快就扭转了该公司经营不善的局面。
在研究投资环境方面，张国安有过一次重要的教训。1971年，张国安访问中南美的乌拉圭，认为乌国是个发展渔业的好地方。因此在丰群水产公司成立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打算在乌拉圭设立分公司。当时有一个西班牙人投资的冷冻厂以一百五十万美元的价格出售，张国安考虑到如果新建一个冷冻厂要花五百万美元以上，因此准备购买。但他本人缺乏这方面国际合作的经验，于是就邀请丰群最大的客户，也是全球最大的罐头食品公司——美国星旗罐头公司合股，合股的主要目的是引进经验，而不是引进资本。果然星旗公司提出了一个条件：在合作之前，必须详细地调查研究。星旗公司提出要由丰群公司出资五万美金，请一位经他们介绍的富有国际合作经验的律师到乌国调查。该律师到达乌拉圭后，对乌国有关土地、税务、劳务、公司法、外汇等有关情况进行了详细调查和分析。调查报告反映出：外国人在乌拉圭投资办厂必须雇用百分之五十的当地渔民，且乌国在劳工保护方面具有特别优厚的立法，比如他们的劳工大多懒散，即使查到他们偷窃也不能开除。那个冷冻库西班牙人实际只拥有百分之七十的股份，另外的百分之三十则送给了乌国政府官员当干股，他们坐收渔人之利，不肯卖出这部分股份，因此，如果买下该冷冻厂，将不知如何经营。乌国渔业局经常换人。前后官员说话办事不一样，互不认账，缺乏稳定的基本渔业政策，因此投资的软环境不良。这份详实的投资环境调查报告打消了张国安准备投资乌国水产的念头，制止了一个正在酝酿中的错误的投资决策。
后来事实证明，丰群公司存在那个冷冻厂的鱼获，常常十吨二十吨地丢掉，而毫无办法。张国安为此一连想到从前那位美国律师的调查报告，就感到心惊肉跳——如果当时在乌国投资的话，后果将不堪设想！张国安说：“我虽然为这件事情付出很高的律师费，但是如果没有付出这个学费，损失将更不堪设想。”他把这个经验看作是在企业投资决策上学到的“最宝贵的一课”。经过这次教训，张国安认为，无论是购买一个公司或作其他任何项目的投资，都应把调查研究的费用看作是投资成本的一部分，是必须要付出的，不能节省，否则贸然行事，后果就不堪设想。并且在调查中，“问路要问两个人，如果两个人讲话不一样时，还可以问第三个人；如果问路只问一个人，就冒着判断错误的风险”（《历练》第230页）。后来张国安每进行一个投资项目的决策时，都要对投资的“硬环境”、“软环境”作详细的调查研究，使决策做到万无一失。
（二）投资决策应具有远见
张国安认为，在进行一项投资的决策时，不仅要研究投资项目与投资环境的现实可行性，还应该从长计议，考虑到未来的效益，具有远见。
张国安在任台湾职业训练业监理委员会主任委员时，负责设计了中区职业训练中心的教室宿舍。这个项目是由政府投资，对张国安来说，基本上不存在投资项目与投资环境的可行性研究问题，因此他主要是从未来的长远效益出发来考虑设计。当时张国安决定把墙壁、走廊、公共场地都铺贴一种价钱相对便宜的小磁砖，有人认为这太高级了，但张国安坚持要这样做。他的理由是：第一，公家盖房子，申请预算比较容易，但以后的维修费用就很难得到核准，因此在设计用料时，不论是教室、宿舍的建筑，甚至屋顶的构造，都以“免维修”为原则，尽量使用坚固耐用的材料，来个“一不做，二不休”。第二，接受职业训练的对象都是初、高中毕业的年轻人，正是活泼调皮的年龄，如果墙壁、走廊、公共场所都跟普通建筑一样用料，就会到处留下许多手印、脚印，显得很脏。有客人来参观时，就要重新清洗粉刷一番，从而带来管理上的困扰。这些地方铺贴磁砖，现在看起来是贵了一点，但如果把它跟清洗、粉刷至少两次的费用比起来。就显得还是划算了，而且使用磁砖还避免了可能的保养维修费。后来十多年过去了，这些建筑依然完好无损。张国安由此总结出一条心得：“有时候表面上便宜的东西，并不见得真正便宜：尤其是投资时，眼光要看远一点，三年五年下来，也许贵一点的投资反而值得。”（《历练》第206页）
在生产投资方面，除了一般地要从长远利益考虑外，张国安还提出，要注重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考虑长远的投资决策。
第一，要重视为事业打基础项目的投资。张国安认为，不论是对一个人一生的事业来说，还是针对一个具体的企业来说，都有一个或者几个是属于打基础的项目，它们是一个人事业或一个企业成败的关键。因此投资决策必须首先选准这些“打基础”的项目，毫不犹豫地进行投资，稳固根基，这样才能谋求长远的发展。张国安早年在庆丰行工作两年后，就开始感觉到过去做的都是游击式，投机性的生意，对任何产品和行业都没有深入研究，往往好不容易与顾客建立了关系，却因转换生产而中断，做新的生意时又须另起炉灶。这时张国安对生意的知识基本了解，已经具有了独立作出投资决策的能力和条件。于是他开始思考必须改变和稳定投资方向，开创一个能够长期发展、具有前瞻性的事业，经过认真分析研究，他最后选择了自己熟悉的机车贸易。机车贸易以至后来的机车、汽车生产，都是张国安能够投资且具有管理能力的行业。纵观张国安创业所走过的路，机车贸易是一个重要的起点，而机、汽车的生产、贸易则成了他一生事业的基础，他不遗余力地进行投资，并亲手经营。正是有了这个稳定坚实的基础，他才有条件投资了渔业、百货、食品等十数个不同的行业。
张国安认为，生产设备是一个企业最重要的基础性投资，他在投资自制生产设备方面取得了非常成功的经验。他说，“只有使用机械的人最明白，自己随着技术与产量的发展，会需要什么机器。”（《历练》第150页）因此张国安在三阳时，为了改善生产线，提高加工技术，也大力投资工机工厂，根据生产需要，自行设计出最合适的专用机器。别人仅应用技术合作来制造产品，三阳却借助技术合作，不但制造产品，也制造生产设备，这样使三阳的生产设备不仅比别人便宜，也更为合用。到1984年，三阳所使用的机器设备有30%是自己制造的，结果在机、汽车业市场竞争激烈的情况下，三阳的生产成本一直比别家低，而效率却比别家高。
张国安把企业产品开发研究也看作是永久性基础投资的一个重要部分，他1970年赴美考察时，更明白了“研究发展的重要性”（《历练》第92页），一个企业必须具有研究开发的能力，使产品不断更新换代，才会具有生产的无限潜力和市场竞争的后劲力量。当时台湾的工业仍然偏向于抄袭仿冒，没有自己厂牌的产品，原因就是缺少开发能力。所以张国安在访美回来的第二年（1970年），就在三阳公司成立了研究开发部，确定第一阶段的工作是，将日本的产品在设计上稍作改变，以适应台湾市场；第二阶段则用较富创意的改造方式，设法避开国外的专利，逐步迈向创造的目标，研究开发自己的新产品。在三阳的发展历史上，投资于产品研究开发是一个划时代的举措，研究开发部的成立无疑是三阳历史上的一块里程碑。自此以后、三阳不断开发生产了喜美一四OCC四门轿车、金旺九OCC机车、领导九OCC机车、领导五OCC机车等一系列新产品，在市场上步步取胜，把三阳推向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第二，投资要寻找困难的突破口。一般投资决策都是讲求寻找投资项目中容易的地方作为突破口，先赚容易赚的钱。而张国安则与此相反，他常为自己的事业作长远的打算，不愿意赚容易赚的钱，他宁愿冒创业的风险，打下坚实稳定的基础、发展能赚取较高利润的产品。
50年代，台湾人上下班都骑脚踏车，零件是从日本进口的。张国安首先判断：如果能自行生产零件，一定非常有利。接着他进一步分析，脚踏车零件种类繁多，越简单的越容易制造，投资亦少，但竞争者必然众多；越难生产者，投资亦大，风险亦高，但竞争者少，获利率也相对要高。张国安认定为了能够长期发展，就选择投资其中最难生产的磨电灯。后来的事实证明，他这项睿智的选择，为未来事业发展建立了良好的基础。
1981年，张国安又作出一个针对困难突破口的选择：决心投资生产高精密零件齿轮箱。齿轮工业是机械工业中最重要的部门之一，当时台湾尚无该项工业技术。三阳的技术合作者本田认为生产齿轮箱总成，技术复杂，投资巨大，不表赞同；可是张国安坚持认为，即使困难度高，同样给本田公司付出5%的技术报酬金，一定要学习较高级的技术才有价值。于是三阳投资了八亿台币来制造齿轮，大部分设备都由专长制造齿轮的英国、瑞士、德国、意大利等国进口。除了购买硬体之外，三阳还派出技术人员到这些公司学习软体技术，通过制作齿轮同时学到了锻造技术、模具制造技术、齿轮切削技术以及最高深复杂的切削刀具研磨技术。这项巨大的投资使三阳成了全台唯一能制造齿轮箱总成的工厂。
第三，投资决策必须考虑长远的生态影响和污染问题。张国安很痛心地说：“我觉得我们三十多年的经济发展，是牺牲了自然的生活环境换来的，结果我们的子孙丧失了很多享受大自然的权利。虽然我们必须付出很高的代价来弥补过去所造成的遗害，但是我们实在不能再拖延了。”他呼吁不论政府部门还是实业家，在进行投资决策时“都能深深警觉到保护环境已经是刻不容缓的事情”（《历练》第305页）。在三阳公司投资建设新丰厂时，张国安把保护生态环境和如何处理污染列为头等问题来考虑，新丰厂的建设不仅没有损害自然环境并建立了有效的污染处理系统，而且该厂还被建成了一个清洁、卫生的公园化工厂。
（三）多角投资和投资与经营要分开
张国安说，赴美国考察使他“学会企业要多角经营，才能降低风险。例如建筑业不景气时，建材业一定跟着不好，但是建材业不好，渔业不一定不好，因此多角经营有互补互助的好处”（《历练》第94页），投资多种行业“可以避开行业性的不景气，减少企业风险”（《历练》第280页），“可以在许多不同的行业找到投资机会”（《历练》第281页），从而使投资的利润在激烈竞争的市场经济条件下有比较稳定的收入来源。基于这样的认识，张国安在1971年专门成立了丰群投资公司，到1986年，该公司已投资了来来百货、喜年来、丰达产业、美安工业、丰群实业、丰群水产、益群水产、皇冠大饭店、三阳工业、南阳实业等十个企业。
张国安认为，多角投资要以投资与经营分开为前提，否则就没法进行多角投资，因为一个投资多种企业的投资者不可能有那么多兴趣、时间和能力去管理那么多企业。社会上总是有的人有资本而无经营能力、时间或兴趣，有的人虽无资本但有经营才干和兴趣，因此投资和经营分开可以解决这个矛盾。张国安赴美考察时，看到美国人“把经营者与投资者分得很清楚，经营者制定经营目标，经过投资者批准认可之后，就全力以赴，执行目标，投资者不再多加干涉”（《历练》第90页）。因此张国安坚信“企业多角经营时，投资与经营必须分开，投资是一回事，经营必须另请专人来负责。”（《历练》第279页）他以他自己为例，认为自己真正具有资格担任经营的，仅是汽车业而已，其他所投资的多种行业都是聘请专业人才负责经营。
张国安还认为，投资与经营分开可以克服中国传统继承制度给企业经营所带来的弊端。其一，在投资与经营分开这种现代企业经营制度下，继承财产并不意味着继承企业。“继承财产，大概人人都会喜欢，但是办企业，却不一定人人都能够办得起来。有的人有兴趣，却没有能力；有的人有能力，但没有兴趣，如果勉强要这些人继承企业，就有可能造成三代企业便结束，甚至于两代便完了。”因此若财产继承人无经营能力和兴趣，则不可对企业经营勉强为之，自己宁可作一个纯粹的投资者，专请能人来经营。其二，投资与经营分开可以避免继承中资本的分割。“过去中国人的继承制度，是父亲将财产分给孩子，使每个人财产持分变小。例如父亲有两甲土地，分给五个孩子后，每人只有四分地；再分下去，面积一代比一代小，生产力量也跟着减弱。企业也是一样，如果沿袭这种方式，企业则无法成长。”（《历练》第279页）投资与经营分开，财产继承人只继承投资的股份，这些分开持有的股份在经营中则是一种“合力”，企业不会被支解。如张国安就让他的孩子们分别持有丰群投资公司股份，这样企业资金不会分散，孩子们有固定的收入，可以去发展自己喜欢的事业。如果对投资公司所投资的事业有兴趣，并且有能力，也可以参与经营，但在制度上投资与经营是分开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