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题政论之一:人类历史回眸(7月29日)



  由于世界风云变幻莫测,即使是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民也渐渐对“共产主义”失去了兴趣,认为那不过是乌托邦罢了。共产主义观念正在人民的意识中消失。这是社会在一个半世纪以前的马克思和恩格斯所始料不及的。

  自然选择和社会选择

  众所周知,自然条件总是在不断地变化着的。因而每一种生物都面临自然选择的问题:适者生存。许多生物在生存竞争中被大自然淘汰,它们或背井离乡,或成为只能记载地质年代的化石。关于动物间的自然选择,查理斯达尔文早已在其著名的《物种起源》中充分地论述了。这里我不再赘述。

  我只想说,自然选择同样适用于人类极其社会。

  或许是处出于虚荣心,有人总想把人从动物界中分离出来。(他们说):“作为万物之灵的人类不属于动物”。但可悲的是:人类确实属于动物。这不仅表现在人还没有从动物的劣性中脱颖而出,还表现在兽性中的某些好的方面人类并不具备,或者丢掉了。戕害手足、残杀同胞、以别人的痛苦为快乐,这些即使在野兽中都会感到羞愧的行为,在人类却畅通无阻。假如还有人认为这观点不可信,他可以做如下的对比:有哪一类动物自身之间的关系有如奴隶主之奴役奴隶,封建领主之剥削农民,资产阶级之于无产阶级的关系呢?就更不必说那种最高统治者控制被统治者思想的愚民政策了。那么残酷,那么无情的行为,别的动物谁还能作得出来?人类唯一与其他动物不同之处是:人类把自身看作万物之长,肆无忌惮地去猎取,残杀野生的或家驯的动物。

  我这么说,丝毫也不表示我以作为人而感到耻辱,而是指:作为一种特殊的动物,人还没有从动物中分离出来,我们由大自然与生物之间的关系:弱肉强食吗?这不是自然选择,而是社会选择。

  社会的发展使剩余产品得以出现,原来与氏族成员平等的氏族首领们也开始利用职权攫取生产资料和劳动产品,甚至劳动者,并把这些占为己有,于是私有制确立了。通过这些他们达到自己的目的:不论活着还是死了都享乐。劳动者们受驱使为统治者做战,大兴土木工程。在这一点上,拥有两千多年封建文化的中国是最杰出的代表:从春秋时期到现代社会,从旧军阀的混战到新军阀的争霸,从秦始皇建于郦山的阿房宫到清代号称“万园之园”的圆明园……压迫者与被压迫者双方都越来越认为:一切都是命中注定,应顺其自然。

  统治权从奴隶主阶级手中传到封建主阶级手中,然后又被资产阶级夺取。他们都是作为领导者而夺取政权,作为统治者残酷地,敲骨吸髓地剥削劳动者,完全占有他们的财富,他们的行为自己源于一点:不是被人摧毁而是去摧毁别人。这就要求他们有更强的经济后盾作为资本。

  这就是社会选择它在资本主义社会形成时期──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阶段被发现。然后垄断资本主义形成了。“既然一切都成了垄断性的,那么……会有些工业部门去支配所有其它部门,并且保证那些主要从事这些行业的民族来统治世界市场。”

  一切都是要被选择的:动物要由自然世界来选择,人类要由社会去选择。难道我们也能推出:民族要由历史来选择吗?

  资本主义社会人的发展

  我们知道,弱肉强食在资本主义时期作为法定的特征得到了充分完美的体现──假如在那以前没有适当的条件的话。

  在资本主义形成阶段──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阶段,资产者都竭力进行生存竞争,开始是面向封建领主,然后是为了挤跨别人。竞争的资本就是生产资料和劳动者。他们在劳动者身上积累他们的资本,但他们没有意识到:工人是人,是生物,他们有养活自己,养活家庭的需求。他们甚至没有意识到:即使作为机器,适当的调整也能延长其使用寿命,创造更高的价值。正是在对工人们的残酷剥削中,一些资产者获得了较以往为好的条件,于是他们认为:越是残酷,你吃掉别人而不是被别人吃掉的可能性就越大。直到两次工业革命的胜利,他们才认识到科技、科技和人的积极性所能带来的巨大效果。

  两次工业革命的成功使资产阶级认识到了发达的科技的优势。他们欢迎高科技,却又担心别人同样占有,于是他们购买专利权,阻止新技术的推广,即使如此,资产阶级仍取得了越来越多的利益。但同时,他们忽视了一个严重的问题──市场机制。当他们生产大量的产品时,他们并不知道这种产品是否为市场所需,这就是整个社会的无政府性与私人生产的有秩序的矛盾──资本主义社会举世闻名的矛盾之一。而资产阶级的本性使他们宁可无端地销毁产品也不愿低价卖出或把它们分散给正亟需它们的贫苦的工人。就如同狗一般,在饱食之后宁可把食物深埋地下也不愿把它分散给正在饥饿中的其它狗。

  一方面,资本家把大量的东西扔掉;另一方面,许多工人仍挣扎在生活崩溃的边缘。这就是马克思所指出的“经济危机”──相对生产过剩的危机。危机期间,生活各方面呈现衰败景象,经济处于崩溃的边缘。

  然后资产阶级意识到:消除这种困境的基本途径就是扩大经营规模。(当然,他们永远也不会意识到,资本主义社会的最根本矛盾是无产阶级同他们自身之间的矛盾。把他们从困境中解脱的根本方法是使这二者平等。)于是,资本家们跨地区、跨国界地联合起来了。垄断资本主义从此形成。资本家们开垦荒地,掠夺当地资源与人民的财富,倾销他们的商品及政策。落后的国家和地区沦为殖民地。那么它们的人民怎么办呢?我们似乎可以从印第安人对殖民入侵的态度上得到某种启示:起先,他们友善地欢迎这些客人,但当他们意识到新来者给他们带来的不是友谊而是敌意,不是幸福而是灾难时,他们便开始憎恶他们,最终他们奋起同殖民者斗争,用他们的血肉之躯保卫他们的权利,使之不被夺走。垄断中产阶级确实面临极危险的境地,在国内外都要承受斗争的困扰,于是,他们开始把注意力转移到阶级压迫强有力的工具──国家身上来了。1929—1932年的世界性的经济危机使垄断资本主义社会分道扬镳:一种是以德、意、日为代表的法西斯主义;另一种是以美国为代表的凯恩斯主义。前者妄图以武力征服并统治世界但也许是由于操之过急的缘故,仅十余年间它就被击败了。(观当今局势,法西斯主义完全有可能东山再起,我们切不可被一时的胜利冲昏了头脑。)而在美国,凯恩斯主义的实施却赢得了极大的成功。他大体解决了种族歧视问题,缓和了阶级矛盾,民主党与共和党轮流执政,而马克思主义在美国的代表美国共产党却始终处于劣势,社会高速发展,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共产主义运动中所喊的口号,诸如“推翻总统的统治”早已荡然无存,并且美国也在其它国家尚无意识的情况下注意到了诸如:人类危机、环境保护、太空探索之类的问题。正如马克思主义不是社会主义解决问题的灵丹妙药,凯恩斯主义也不是垄断资本主义一直奏效的法宝。现在凯恩斯主义已经显示了无法避免的弊端,诸如政府的高额赤字、社会经济的滞胀。尽管如此,它的推行还是卓有成效的,因为凯恩斯主义是以政府向公民提供福利政策,以政治干涉经济为指导思想的。

  讲完资产阶级,我们再来看看无产阶级。

  资本主义制度确立后,自由竞争被越来越广泛地推广开来。是中产阶级帮助农民砸碎了封建统治者加在它身上的镣铐,然后,又是那个中产阶级,把它自己的那一套枷锁给他们戴上。由此,正如某些人所说──无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形成了。

  从某种意义上讲,中产阶级并不是如某些人所说,是从对工人的剥削当中享受到乐趣,而是:除此之外他们别无选择。人类在他们心目中天生就不平等,工人阶级理所应当为他们服务。为了避免遭受在生存竞争中被吞噬挤垮的命运,他们“不得不”增加对工人的剥削程度。他们把他们当作私有财产。

  无产阶级的队伍正如马克思所言,在一天天壮大起来,主要原因如下:

  对于那些没有进取精神,创新意识、素质低下的工人来说,除了养育越来越多的孩子他们别无所求。通过这一点我们可以断言:他们的孩子只能是工人,被压迫者,只能是无产阶级。

  自由竟争使得经营规模小的企业主破产而成为普通工人。

  这些破了产的企业主在工人阶级的队伍中会起什么作用呢?有人会说:他们的剥削阶级的思想玷污了“纯洁”的工人阶级的队伍,使得本来高雅的工人堕落,因为他们不会丢掉“东山再起”的美梦的,他们一直在寻找机遇,以图发迹,对工人进行剥削。然而,这正是一种竞争的动力,他们挟这种动力混入工人阶级的队伍,正如苏格拉底所持“产婆术”,恰可以唤起无产阶级的竞争意识。结果也是如此:无产阶级开始为他们的命运抗争了。

  但同时,越来越少却越来越精明的资本家面对越来越先进的推动社会发展的科学技术,传统意义上的工人的力量就愈发显得薄弱,他们那惊人的数字除了对中产阶级的剥削有利别无它用。越来越多的工人处在失业与半失业状态,高赋税低工资使得即使是在职工人都不能养家,甚至不能糊口。

  “其实并非命中注定”破了产的资本家用一种特殊的方式告知工人,“假如你抗争、暴动甚至革命,你就会得到你想要的一切。”于是,西里西亚的纺织工人、里昂的工人,芝加哥的铁路工人纷纷起义,他们为自己缩短了工时,增加了工资,得到了温饱,甚至通过运动,如英国宪章运动,他们也赢得了一些政治权利。

  自由竞争推动了社会革命,促成了无产阶级作为被压迫阶级的觉醒;而福利政策又使它斗志消沉。他们开始满足于既成事实了。

  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争暂告一段落。

  论共产主义

  大约一个半世纪以前,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历史做了深入的研究之后,得出了共产主义的理论。他们为我们描绘了一幅颇为美好的画卷,一个任何一个有想象力的人都向往的地方:“私有制将不存在,阶级斗争将随着阶级差别的消失而消失,人人平等,生产资料极大丰富,劳动将不再是作为惩罚而加给人的义务,而是人人都争取的权利。国家将消亡,人类社会大同……”多好的社会!多美的画卷!每一个国家,一直在做着乌托邦的梦。我并不想去打破这有可能再持续几个世纪的梦境,也没有那力量,我所不得不郑重指出的是:与中国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相比,资本主义社会离那个“共产主义”更近一些。

  最明显的因素是经济实力。一个没有稳定的经济基础的国家竟然向世界大言不惭地宣称它已经达到了共产主义阶段,这种妄语只能招致他们或自己的嘲笑──假如他自己还尚有一丝清醒的话,甚至象马克思、恩格斯这些共产主义理论的创始人都会怒发冲冠,以至破口大骂,因为他们曾亲口对世界宣称:物质决定意识,并以此为理论基础。

  在马克思时代,甚至在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形成以前,把工人阶级的革命力量集结起来,推翻最后一个私有制度──老资本主义制度的这种潮流还是有成功的可能的。因为中产阶级不仅意识到了市场价值规律,而且(他们)意识到了人的主观能动性,而且他们所求的只是攫取更多的剩余价值:“要是地主出卖我们的骸骨,那么,你们这些厂主就会首先买去放到蒸汽磨成面粉。”中产阶级和殖民者把被压迫阶级与殖民地国家的所有生路都给堵死了,这就构成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风起云涌并全速发展的充分条件。于是,苏俄取得了十月革命的胜利,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然后中国获得了新生,其它一些国家也赢得了独立,这就是国际共产主义的大潮。

  但是,自从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形成后,无产阶级的革命浪潮低落,它根本不能对现有政权及私有制度的存在构成威胁。总地来说,原因如下:

  A.国家保护其垄断经济,垄断资本在经济上支持其政权。垄断资产阶级利用国家政权,克服了个人生产的有秩序性与整个社会市场的无政府状态的矛盾。政府直接干涉经济,企业垄断组织,垄断联盟都与政治有联系。强大的垄断组织从自身的利益着眼,组成政党,亲自参加或派代表参加政府领导人的竞选。于是工人阶级所面对的已不再是某个单一的企业主,而是整个国家。

  B.资本主义社会(尤其是西方)强调人的个体作用,而个人又强调个人的最高价值与社会价值的结合与统一。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竞争有这样的特征:“现在你失败了,那么看看我的吧。”这与中国的情形就有很大不同,中国人会说:“既然我失败了,那么你也别想得到成功。”他给后来者设置了极大的主观障碍,以阻止其获得成功。西方人渴望得到的不是阻碍他们的努力,也不是推翻现有政权,而是自我价值的实现。现在他们既然已经使人确认(他们)自身的存在他们继续斗争的目标就不再是得到生存权,而是参与政治活动,显示人权平等,改善生存条件。

  C.世界的主流不是对抗而是对话,不是紧张而是缓和。人们反对的只是另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与现行政策中的一些条款而不是反对他们自己的国家。在这样的潮流中,政权的更替无异于倒退,因此,掀起共产主义运动,推翻现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可能性越来越小。

  现在,我们再来看看社会主义阵营:

  自从传统意义的社会主义于二十年代在苏俄建立以来,苏联一直占据着统治地位。现在,在东欧国家中,在中国,在整个社会主义阵营中甚至在其本国中,它的统治地位在逐渐失去。在东欧国家的改革进程中,共产党一个接一个地败北而政权旁落;全盘西化之潮在中国几起几落,人民呼吁“民主”,直到1989年被称作“反革命暴乱”的那次运动;至于苏联自身,波罗地海沿岸诸国纷纷宣布独立,脱离苏联,戈尔巴乔夫以资本主义国家最高统治者──“总统”之名代替苏联最高领导人之职,把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之名“让”与别人,大权独揽并与其加盟共和国重新缔结盟约;1990年5月1日苏联人民集结红场,指责苏共在七十年执政期中没有给他们带来益处,他们对此很不满。

  事实上,中国一直在盲目因袭苏联模式。中苏之间有很多东西极为相似:苏联历史上的独裁者是斯大林,中国历史上的独裁者是毛泽东;斯大林在三十年代发动“大清洗”运动,毛泽东在六十年代发动“文化大革命”运动;至于后果,苏联日常用品奇缺;而中国尚有相当数量的人食不裹腹,衣不遮体。等等。

  两大阵营的状况大抵如前所论。(现在又有很大改观)我们又怎么敢断言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再度兴起呢?一个国家暴发革命的可能性尚属微弱,而且恩格斯告诉我们,这样的革命只有在世界范围内展开。它才有可能成功。共产主义离我们尚属极遥远的事,我们为什么总要如此翘首以待?

  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优势

  当共产主义理论的倡导者,首先明确提出要彻底推翻资本主义制度的两个人──马克思和恩格斯证明这个著名的论断时,他们说:“工厂手工业把工人变成畸形物,它压抑工人的全面生产的志趣和才能,人为地培植工人片面的技巧”(《资本论》)“他们每个人都只礼数于某一生产部门,受它束缚,听它剥削。在这里,每个人都只能发展自己能力的一个方面,而偏废了其它方面。”(《共产主义原理》)

  实际上,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的情形就是这样:工人不是人,而是机器,每个人只能做某一方面的工作,资本家不想让他们意识到自己还有其它方面的才能,另一方面,他们自己也不知道。

  但随着社会的发展,两次工业革命使人们确信了新机器与新技术的效果。新机器越来越多越来越快的出现要求资本家:“你必须拥有能正确使用那些机器的工人。”于是资产者在雇佣工人时,越来越精明了。总的来说,当今的劳动者必须有如下特点:

 无题政论之一:人类历史回眸(7月29日)
  A.高效率、高质量(主要指日本)一位由于他的工厂破产而神情沮丧的英国企业家一次走进了日本的一家餐馆,无意中发现把四五十位顾客招待好的只是两位女招待,他大为惊讶,大叫着跑出餐馆:“太棒了,多高的效率呵!”他的工厂大概会起死回生了。另一个例子是:一次,一个日本焊工队到中国来接受一项工程。偶然间,一位中国工人发现日本焊工的焊接管道上有一个小裂,日本同行求他不要把这告诉他的老板,否则他会被解雇的。中国工人不信,仍把这事告诉了那位日本老板,那位日本焊工就被解雇,打发会日本去了。中国人从中应该想到些什么呢?

  B.有知识,懂技术。在当代社会中,大脑简单,四肢发达的“生物型的人”不能获得持久性的工作,那种只知书本知识,不知窗外风云变幻的“机器型的人”也不会有用而终将被淘汰。

  C.创造性、灵活性、竞争性。只有这样的人才有可能在资本主义世界或未来社会中游刃有余,始终处于不败之地。有人说:“诚然,但世上这样的人太少了。”他应该认识到:最重要的并不是这样的人的相对数字或绝对数字,而是那样的环境,那样的氛围。我敢断言:即使“共产主义”终究在某一天到来,也不是所有的人都有那种特点的。但是通过这样的环境,人可以充分展现他的潜能。自然,这远非食不裹腹,衣不遮体境域中的人们奔忙的状态可比。

  关于人类,资产阶级教育家在几个世纪之前就曾经指出:激发能力首先在于教育。他们是这样说的,也是这么做的。甚至取得了极大的成就。“大工业的本性决定了劳动的变幻、职能的变动和工人的全面的流动性。”在这里,马克思告诉我们人的全面发展的可能性。大工业的本性使工人意识到,假如他们想消灭被扭曲、被奴役、被剥削的地位,他们就必须获得科学的知识。在获得了高额利润的基础上,工业发展给他们提供了受教育的机会,不论中产阶级是出于多么险恶的用心,也不论最终他们获得了多高的剩余价值,那种巨变对于社会主义国家的工人已经消失了。

  而在社会主义国家中,尤其在中国,领导者还是在区分民众是否是文盲,即他们是否会写字,会用四则运算为标准,看那达到“要求”者数目的增多而满足。他们也曾为教育提出“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要求,但有谁能说出这要求的深刻含义呢?事实是,他们既非以培养能力为目的。亦非以知识为衡量一切的标准。他们所做的只是顽固地统辖人民的思想。这种手段恐怕既非对当今世界总结而出,亦非来自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而是殖民者对被压迫民族、封建主义对被被压迫阶级的愚民政策的变形或延续。

  多么可悲呀!

  共产主义对人的需求

  马、恩以达到共产主义社会的唯一途径告知我们:工人阶级团结起来,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然后在一个漫长的时期中,一个阶级消灭另一个阶级,消灭阶级功能观念、等级观念,消除国家和民族,“让地球成为一个家”那么人类就可以共同进入共产主义社会

  但即使是全世界劳动者联合起来的希望也那么渺茫。

  不必说不同肤色、不同种族和不同民族的观念与其有可能引起的麻烦,不必说不同国家所推行的,甚至同一国家的不同阶段的不同政府所推行的不同政策,甚至强者与弱者,大国与小国难以融合的矛盾:大国沙文主义者是无论如何不肯弃恶从善,如以马克思为代表的共产主义者所希望的,把小国弱国看成兄弟,平等相待,而小国弱国也不愿大国强国插手他们自己的事务,对他们施加影响。

  共产主义不会有什么具体的模式,象奴隶制、封建制和资本主义制度那样易于鉴别。共产主义与原始社会的不同也远非“原始的”与“发达的”两个词所能体现的。

  在马克思看来,“教育可使年轻人很快就熟悉整个生产系统,它可使他们根据社会的需要或他们自己的爱好,轮流从一个生产部门转到另一个生产部门。”共产主义社会中的人是通才。“由整个社会共同地和有计划地来经营工业,就更加需要各方面都有能力的人,即能通晓整个生产系统的人”(第一卷上,第225页)

  共产主义需要的不是随波逐流,随逸而安的人,或在中国被称作“又红又专”的那一类人,而是能在激烈的社会生存竞争中获胜的通才。他永远是自己思想中的真理的勇士。

  竞争将更为共产主义社会所需。

  “大家庭”必须由一群人领导,这领导权随时可以转交,任何一个优秀人物都可以自愿地得到这权利。

  全面改革对于社会主义国家是相当有必要的。

  马克思的伟大的预言不会死,尽管共产主义离我们尚如梦一般遥远。既然共产主义观念已经在某些人中形成了,我们就应该坚决地沿着这种观念走下去。

  注:

  每当独自在校园中漫步,就会有莫名的恬静与兴奋,似乎又回到了当初思想激扬的年代。芝麻客是针对大学生的就业培训与职业生涯规划的人力资源管理平台,由此笔者得以继续与学生朋友们继续保持一些交往,有一种重生的感觉。也许就是这个原因,忽然想起翻回以前的文章。

  此篇为我在1990年5月初至五月中所写英语论文的译稿,当时刚好处在20岁的边缘,用意只是再一次验证自己的英语水平,继译《The Song to the Early-death River》之后。但终究Dean没有为我批改,却说看不懂,而宁愿照我的本意rewrite it。那也是我所求之不得的,我便在90年底把英文稿译成中文,便成了以上的文章。给送去,却终于没有得到他的。

  外教Anna Wang的丈夫James N.Pussy来我院代课,他是哈佛研究院的汉学教授,很庆幸与他相识,便把它(中英两稿)连同包括上面论文在内的三篇论文及《河殇》译稿《The Song to the Early-deathRiver》交与他处保存,但日后再也无法联系上。

  现在不知道还有谁能够有耐心阅读如此枯燥的哲学论文,其实论文并非单纯是读大学时为得到学位而不得不进行的应付差事的行为,更是整理并形成自己的思想的重要举措。每次看以前写的文字,总是有些汗颜,虽然一直在尽量保留,却终于思维的敏锐与深入在很多方面不如以前了。

  每过一段时间就把自己以前的某些东西扒拉出来,大约这的是心态渐衰的表现,或者是希望以年轻时的心态来要求自己,一直保持思考并整理文字的习惯,即使能够发挥这种纽带的作用,也不枉费当初写文章的激情了。

贾春宝

2007年7月29日星期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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