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详解《中国合伙人》来龙去脉，剖析“新梦想”是否对应“新东方” 2013年5月9日，陈可辛出现在广州市梅花村影院楼下的一个包厢里。10天后，《中国合伙人》正式上映。作为导演，这一次，50岁的陈可辛携片马不停蹄地跑了七八个城市。 陈可辛显然对该片寄予厚望。三位主演黄晓明、邓超、佟大为都算内地一线小生，还有韩三平、徐小平、王石、冯仑等资本大佬鼎力支持。更何况，《中国合伙人》太“政治正确”了：还有什么，比一个身上只有36块钱的土鳖、最终成为拥有63亿身家的留学教父更能代表“屌丝变巨富”的中国梦？首映当日，《中国合伙人》票房斩获2400万元；上映三日，总票房累计约1.01亿。 从饭局开始的“中国梦” 一切源于一个非常中国式的饭局。局中，中影大佬韩三平激情讲述了自己如何从电影厂的一名小电工变身大佬的过程，和徐小平一样，韩三平觉得他们的经历正是时下流行的“中国梦”的代表。饭局散后，激情不散的北大才子徐小平由此创作了一个剧本，讲述改革开放后三个北大学生共同创建外语培训学校“新梦想”的故事—是人都看得出，故事原型是当年徐小平回国和俞敏洪、王强一起创立发展“新东方”。 韩三平拿着剧本找到陈可辛，想请他担任监制，但陈可辛选择当导演，他说自己一直想拍一部人物传记片，之前想过拍马云，结果发现所有关于马云的故事都那么神奇，一般人也看不懂上市、并购这些枯燥的商业游戏，而对中国人来说，学英语则是一个人人都熟悉的题材。“上世纪80年代，大家都在学英文，都要出国，这本身已经是非常有戏剧感的事。” 至于从没有在北京待过的香港导演如何拍出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北京的风姿？陈可辛的回答是，“技术性的东西，穿什么鞋讲什么对白—只要编剧能编这个剧本来—找个老外来拍都没问题。情怀也没问题，成长是很像的。我在上世纪70年代的香港长大，跟这里的80年代很像。” 不关“新东方”半毛钱的事 从开拍的第一天起，《中国合伙人》就面临一系列回避不了的问题：“新梦想”到底是不是“新东方”？成东青到底是不是俞敏洪？孟晓骏到底是不是徐小平？王阳到底是不是王强？ 时至今日，当年“新东方”的“三驾马车”中，只剩俞敏洪依旧掌管“新东方”。徐小平与王强早已因与俞意见不合，处于离开状态。传记电影之尴尬，就在于如果不像，观众会觉得没有意思；而如果太像，传主又会不甚满意，容易扯上名誉官司。 如果以电影中的英语培训学校的校长、签证咨询指导、王牌教师三个身份来一一对应的话，这三个人确实就是俞敏洪、徐小平、王强。黄晓明的扮相、性格、举止，甚至患肺结核，被北大开除，在四面漏风的房子里创办英语学校以及创业后的上市纷争，与俞敏洪如出一辙；从一位激情诗人到出国留学、后成为出色的签证咨询指导，孟晓骏给人的感觉则与徐小平相似；而时常为俞、徐两人充当和事佬的王强，更像王阳的原型。 在无法取得最关键人物俞敏洪同意的情况下，陈可辛决定拍摄此片，他的办法是：明确切割电影中的“新梦想”和现实中的“新东方”的关系。 陈可辛首先切割的是徐小平的剧本。对外放出消息称，徐的剧本完全不能用，陈可辛先请多年搭档、香港编剧林爱华动刀修改，后请内地编剧周智勇（《疯狂的石头》编剧）、张冀帮手。 修改后的剧本出来后，据说徐小平“边看边哭”，对这一版本的评价是“只保留了八个字”。这八个字是：“成东青”、“孟晓骏”、“王阳”，暗指剧本内容全变了。 仿佛要验证徐小平所言不虚，陈可辛反复强调，其实出了国混不下去的孟晓骏的原型，是陈导演自己。电影中那个可怜得连客人小费都收不到的餐厅苦逼杂工小厮，也是自己的亲身经历。片中佟大为演的王阳没有出过国，跟洋妞谈了场恋爱后就被甩了，而现实中，王强是出过国的。总之，陈可辛一再表示，他从没接触过除徐小平之外的、任何“新东方”的原型人物，也一再表示不知道当年“新东方”在北京的巨大影响，更没把剧本交给任何原型去审批，“应该说（剧本）是受‘新东方’的启发，但改编的时候我尽量不往他们真实的事迹里面靠，因为我怕靠得太近了，就变成他们的传记了，而一旦真正变成传记，每个细节就要得到他们的认同，这部电影就不再是服务艺术，而变成要服务一些个人的东西。我想拍的，是美国梦破灭之后成就的中国梦”。 陈可辛是聪明的。说到底，电影与“新东方”切割的最佳方式，还是在投资上：必须不关“新东方”半毛钱的事。《中国合伙人》的成本据说是7000万元，中影给出的预算为4000万元，不包括之后的宣传成本。陈可辛牢牢把控着影片的主导权，最后分成的比例是：中影占30%，陈可辛工作室占70%—这70%又分别分给了香港寰亚、云南广电。 老俞回应：只有我的形象“不怎么样” 电影中，“新梦想”充满激情与梦想，三位同学始终友情深厚，同担创业艰难，同享成功喜悦。而现实生活中，“新东方”三位创始人的分道扬镳明显激烈、残酷得多。早在2002年，中青报记者卢跃刚出版过一本畅销书：《东方马车，从北大到新东方的传奇》，用449页的篇幅详细解剖了徐小平、王强与俞敏洪之间的矛盾。实际上，这三人的矛盾不仅仅是电影里成东青不肯上市的“土鳖”与洋派之间的矛盾，更多的是三个人对“新东方”控制权的争夺。 据书中介绍，俞敏洪在“新东方”实行家族管理模式，母亲与妻子都曾在新东方的创立和管理中占据重要位置，随着学校壮大发展，这引起了其他股东们的不满，徐小平甚至激烈地提出，希望俞离开“新东方”，去美国进修、改造，变成个“新人”。而在2001年的股权危机中，争执不下的三人纷纷号称要离开“新东方”。最终，俞敏洪凭借多年苦心经营的影响力，在股东会议上，用民主选票的方式将徐小平“选”出了新东方。之后，徐小平历经几进几出，最终在2010年正式离开“新东方”，和王强共同成立“真格”天使投资—到目前为止，这位“天使投资人”最成功的case是“世纪佳缘”。 在《中国合伙人》的前期筹备中，徐小平、王强一直是支持者，而昔日的兄弟、片中最关键的原型俞敏洪则一直处在无可无不可间，让电影能否上映充满未知的危险。据说，拿到新剧本后，徐小平曾将两个版本的剧本分别快递给俞敏洪和王强自证清白，以示电影剧本确实不是出自他手。2月16日，俞敏洪通过微博表示，“我到今天也没见过陈可辛或任何演员，所以我不知道这部电影和‘新东方’有什么关系，当然更没有参与投资。徐小平和我提过这部电影，但我坚决反对把‘新东方’搬上银幕，所以现在和未来，这部电影和我都没有关系。” 俞敏洪看过此片后，只是表达过淡淡的不满，说成东青的性格与他不一样，而在和朋友私下的聊天中，他进一步提出：电影中的三位主人公里，只有他的形象“不怎么样”，有点土和傻，而以小平和王强为原型的人物形象却十分光彩夺目（详见4月12日《时代周报》C06丁果先生的专栏：《“形象不怎么样”的俞敏洪》）。 谁是最后大赢家？ 俞敏洪的不满让徐小平很紧张，也传染给了陈可辛。除了在宣传中不断说明这是艺术创作而不是传记电影外，陈可辛不断对俞敏洪表达善意，并亲自出面邀请俞参加电影首映。5月18日，《中国合伙人》北京首映，俞敏洪最终参加了，但他没有像徐小平和王强那样上台亮相，只悄悄在后台和黄晓明合了个影，随后一直静静地待在观众席上。 事实上，《中国合伙人》对成东青非但没有任何出格的讽刺，反而塑造了一个坚忍、有力、百折不挠的中国式成功者的形象。最后，比他帅很多的黄晓明还替他号哭了一场，傲娇了一回。另外，在电影里，成东青在道德上没有任何瑕疵，守身如玉地视爱情如宗教，大学女友和别人结婚了，自己就一直不娶，并“用演讲代替了性生活”，但在现实生活中，大家都知道他娶了一位美女太太。
无论如何，《中国合伙人》成功了，票房大好，口碑上佳。黄晓明一洗演技差的耻辱，陈可辛再度赢得投资商的信任，俞敏洪则在所有人的小心翼翼里展现了他宽广的胸怀。没错，《中国合伙人》不是“新东方”的宣传片，却远胜宣传片—“新东方”暑期班只要360元的广告再一次贴满了广州的大街小巷。 陈可辛：我喜欢拍男人哭 陈可辛走进来，比想象中瘦小得多，旧旧的白T恤，军绿裤子，配一双草绿的高帮跑鞋。普通话说得又快又好，几乎没有香港口音。他在香港有个外号，叫“长毛”，意思是一头长发，现在看，白发已经多过黑发了。 这一次，陈可辛对《中国合伙人》甚为上心，不仅是因为之前《投名状》的失意急需挽回投资人信心，更重要的是，一个赵薇的《致青春》都能突破六亿票房，拍过《双城故事》《甜蜜蜜》《金枝玉叶》的陈可辛更需要一部电影证明自己的能力。更现实的原因源自将来，他坦率地提到，此后还想拍三四部内地现代题材的电影：《中国合伙人》如果成功，等于续约。 时代周报：听说俞敏洪评价这部片子，认为成东青不是他。 陈可辛：那最好，其实我就希望他讲这句话。 时代周报：但在客观上，这部片子对“新东方”是一个宣传和广告。 陈可辛：可能有人会这么讲，这对我们是负面的。当观众觉得是“新东方”的时候，这个戏是没有可信度的，整个东西就没有力度，就变成了一个企业的宣传片。所以，我最早看过俞敏洪发过的一篇微博，说他从来没同意过我们给“新东方”拍电影，他也不认识陈可辛，只知道徐小平想拍这个戏。我觉得这把我们的关系讲得非常好，非常清楚。 时代周报：创作剧本的时候，你会不会考虑到那三个人的承受能力，所以坏的那一面根本不敢去戳破？ 陈可辛：没有，如果真的有，其实就根本不能拍了。 时代周报：为什么不把他们拍得坏一点？ 陈可辛：我不想做这个东西。我在拍这个电影的时候，一开始就明白我不需要拍《投名状》，而且我不觉得我一辈子都得拍《投名状》，再拍也拍不出什么花样来了—把主角拍得坏一点，就是再拍一个现代版的《投名状》嘛！我也不觉得会好过《社交网络》。拍的时候我自己有点刻意，就是真实地去拍，但完全拍成非常主旋律的电影也不行，所以我加了一些缺点在里面。我希望这个电影是完满的，不管有没有“新东方”，不管有没有他们（三个）。 时代周报：你是说不想记录他们三个人最真实的斗争？ 陈可辛：如果你真的要拉回“新东方”的事实，其实更残酷的是上市之后。我也没拍到上市之后，要是有人要拍续集，那就得真的跟他们（三个）聊了。当然，我内心相信很多不温暖的东西，但我不要一辈子拍《投名状》。我也拍过很温暖的戏，像《金枝玉叶》。 时代周报：这部戏有很多哭戏。 陈可辛：是的，其实我很喜欢拍男人哭。男人在很多时候都压抑，男人哭是很感动人的。我自己的泪点非常低，拍《投名状》，每个演员都哭，这部戏也是。比如结婚那场戏，其实没想到黄晓明会哭，拍了三条，他们喝得很醉，每条十几分钟，最后一条拍完，黄晓明哭得不行。我在外面已经喊停了，他还在哭，摄影师不敢关机。我就进去，推开门，我说可以关机了，晓明还哭。我走过去，晓明把我推开，他说导演你走开，你给我哭完。其实他哭得比我们现在看到的惨很多。 时代周报：黄晓明可能和俞敏洪一样受了很多委屈？ 陈可辛：在很多人心中，黄晓明是给人家一路笑的，是在看不起中长大的。他要来演这个角色的时候很坚定地说，他很像这个角色。我说你长得好，很难有这个角色的遭遇。他说“导演你相信我，我真的从小就被人看不起，在学校、在哪里，都是”。那场哭就是把这几年的压抑释放出来了。 时代周报：为什么要在片尾加上老干妈、马云、王石的照片？ 陈可辛：我是想表达一个想法：虽然说的是他们的故事，可能也是你们的故事，这是说给90后观众们听的。无论任何年代，都永远觉得前30年比我们现在好，现在走到头了，我们年轻的时候也是这么想，但是，其实以后也会有很好的日子。 时代周报：你想传递的“中国梦”到底是什么样的？ 陈可辛：“中国梦”这个概念是最近的事情，我们拍的时候都还没有这几个字，我本来一直希望这个片子的英文名叫《 American Dreams in China》，就是在中国发生的美国梦。美国梦就是不管你什么阶层、什么出身，都有机会成功。美国梦现在在美国很难发生，因为经济饱和了，反而在改革开放30年间，中国每天都在产生美国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