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兼答蒋国河先生
当前农村研究领域也如整个学术界一样，“政治正确”的意识及话语十分流行，一些人习惯于从抽象的政治正确观出发，从政治哲学层面讨论展开农村研究。这种抽象展开因为没有触及农村现实本身，而不能理解造成农村现实的原因，更无法提出解决农村问题的对策。能否突破目前农村研究中存在的此类问题，是农村研究能否真实展开和取得成果的基本前提。以农民合作能力为例，当前在关于农民合作能力上最常见的几个论文标题及意识形态断语是“相信农民”，“相信农民胜于相信政府”，“让农民自己说话”，“让农民自己代表自己”，“农民是理性的”等等。之所以说这些关于农民合作能力的断语是意识形态，是因为这些断语缺乏对具体事实的把握，将农民抽离其生产和生活处境，从政治语言的层面而非政治学更非社会学层面来界定和把握农民的合作能力。这种关于农民合作能力的研究，除了增加农村研究中心混乱以外，不能为理解和解决农村问题提供有用的成果。以下试作几例展开。 一、农民合作能力与市场经济 我曾在一系列文章中将革命运动的冲击和市场经济的渗透作为当前中国部分农村地区传统组织没落、农民原子化及农民合作能力低下的两大原因。二十世纪近一百年的反传统，从组织及制度层面彻底瓦解了农村传统组织，典型如宗族组织的瓦解：族田族产没有了，家规族法废止了，宗族组织也大都解体了。虽然20世纪最后二十年，宗族组织又在某些地区如福建、江西农村复兴起来，但这种复兴起来的宗族组织主要只是宗族意识，即在文化层面的复兴，而非组织及制度层面的复兴。政治运动对传统组织构成冲击，在学术界已很少争议。但对市场经济与传统组织及农民合作能力关系的看法，存在不同意见。 蒋国河先生读到“乡村秩序与县乡村体制”（见中国农村研究网www.ccrs.org.cn）一文后，专门来信就市场经济与农民合作能力提出商榷意见。他在来信中写道：“众所周知，中国的东南是宗族及宗族组织最为发达的地区，同时也是中国市场经济最为发达的地区，这被称之为一种悖论现象，但我认为这恰恰反映了我们的认识存在着某些误区。”他认为：“市场经济的发展不一定导致传统组织的没落，而且就中国历史悠久的大一统的传统来看，世俗化了的民间宗族宗教组织的发展恰恰是由于市场经济的发展，打破了传统的专制主义的结果。这一点陈支平、秦晖、王日根等学者的著作中已有论述。改革后东南宗族之所以迅速复兴，而北方仍是原子化状况，不在于市场经济问题，而在于东南近代以来就形成的较为雄厚的市场氛围和基础，包括广泛的海外联系”。 市场经济与农村传统组织及农民合作能力的关系的确较一般简单化的理解要复杂，因为市场经济不只是一个抽象的概念，而是在不同历史处境下具有相当不同涵义并因此具有相当不同后果的一个概念。从中国历史上看，起码可以对市场经济这个概念作以下两个层面的区分：一是以中国传统体制为基础的市场经济，这个市场经济与当前我们所说市场经济的涵义完全不同，比较准确的说法是“商业经济”或“商贸经济”，即从事商品贸易的经济。商业经济很大程度上只是对微观经济活动的描述，与市场经济这一侧重宏观层面的描述，意义大不一样。当前我们所指的市场经济，首先是为市场而生产并以赚取利润为第一目的经济形态，市场经济本身在构造价值并重构整个社会，社会的所有方面都要围绕市场经济运转，根据市场法则改造，由市场精神重塑，市场本身成为神话。而商业经济虽然也会对整个社会的价值法则及上层建筑造成影响，这种影响却还没有到达决定性的地步，商品贸易在整个社会中处于附属状态。这样，市场经济本身对上层建筑及意识形态（尤其是个人价值观）抽骨吸髓的作用，就与商业经济完全不可同日而语。东南沿海发达的市场经济与发达的宗族宗教组织的并存的原因之一就在于这种市场经济至多可以算作商业经济。 其实，除东南沿海以外山西的“晋商”，安徽的“徽商”，都是在全国做生意，而将积攒的钱用于家乡建设。他们在全国做生意赚钱，在家乡进行消费性投资（尤其是文化性的，包括对宗族及宗教组织的支持），他们赚钱的目的及理念，还没有到达以钱生钱这市场经济的一步，而是赚钱之后即用于消费。这样的商业经济与传统组织之间相生共长，是可以理解的。 不过，东南沿海宗族宗教组织的情况比这更复杂一点，即东南沿海地区与北方地区有以下几个重大不同，一是东南地区历史上战乱较少，累世聚居数百年的现象十分普遍；二是东南地区“山岳地带，林木丛生，旷野无际，主权归谁所有，界线很难划分得清楚，各族为争夺山林权利，很容易发生纠纷，因此各个族姓进行团聚以维护经济利益，从而促成族权的发展。”（李文治、江太新：《中国宗法宗族制和族田义庄》，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196页）三是东南地区大多种植水稻，水利条件尤其是以村庄为单位的抗旱水利极为重要。正好村庄范围的宗族组织可以解决小型抗旱水利的建设与维护问题。而北方地区的旱作农业对抗旱水利的需要并不强烈。倒是维护和加固黄河大堤的防灾水利与农民的生产生活关系密切。防灾水利非单个村庄及宗族可以承担，而需要有国家力量的介入，这就是魏特夫所说水利是东方专制主义根源的理由。 总之，从历史上看，商业经济与宗族宗教组织的关系是比较复杂的，非秦晖等人过于简单的专制主义逻辑可以解释。 对市场经济进行第二层面的区分可以从当下中国现实说起。我们说今天的中国实行的是市场经济，但同一个市场经济对不同地区具有完全不同的涵义，因为市场经济会产生极化效应，或马太效应，一些地区作为发展极发展得越来越快，而另一些地区则日渐衰落。这一点在中国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背景下就更为明显。以农村地区为例，具有市场传统并得风气之先的东南沿海地区，在国家特殊政策扶持下，先市场化一步，就成为市场经济极化效应的发展极，因此成为市场经济的受惠者。而其他地区则因为市场化速度慢了一步，而成为极化效应的另一极，成为市场经济的受害者。市场经济的受惠者从市场经济中得到经济效益上的好处，有这种经济收益上的好处。就会出现我们所说的“正是高度市场化带来的大量经济资源，复活了传统文化和传统的人际关系，从而强化了社区记忆。”（贺雪峰、仝志辉，“论村庄社会关联”，《中国社会科学》2002年第3期。）而市场经济的受害地区，市场经济不仅从价值上淘空了传统，而且市场经济将村庄本身破坏掉了：村庄中的人财物资源都转移进入了城市，农村越来越破败和萧条了。不仅如此，因为市场经济使村民面对着一个更为广大的世界，普世的价值观代替了特殊的价值观，地方性的制度无力惩罚那些不再守规矩的人们。广告制造出来的金钱第一的文化使所有道德说教变得苍白无力，这种情况下，就不仅是如宗族宗教等传统组织，而且村民之间的相互联系（农民的一致行动能力，村庄社会关联）也迅速减少，农民的原子化状况迅速显现，农民合作能力迅速降低。农民原子化的趋势，不仅在以前传统组织不发达地区变得明显，而且在如江西这类传统组织十分发达地区也正变得明显。其实，不仅是市场经济受害一极会出现传统的失落和农民合作能力的降低，而且在市场经济受惠一极，也终归会出现传统的失落和农民传统合作能力的下降。原因很简单，现代市场经济与传统商业经济根本就不是一回事，这回的市场经济是在彻底瓦解旧秩序并重建新秩序，这种市场经济是一定要将农民变成市场的个体，并以此来展开自己逻辑的。至于这种展开在有9亿农民的中国究竟能否成功，则很难说清。市场经济的彻底展开，会将所有人变成个体，其实不只是中国的逻辑，而是到目前为止历史的逻辑。市场经济与个人主义之间的联系不是偶然的而是必然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