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农民的原子化是市场经济发展大势所造成的必然后果。这种情况下，抽象讨论“相信农民”，说“农民是理性的”，显然无助于问题的解决。要建立村庄秩序，要为农民生产生活提供公共物品，要么重构农民生活的逻辑，重建不同于市场经济逻辑下农民原子化的新的社会逻辑；要么承认村庄秩序外生的合法性及合理性。目前一些学者一方面坚持市场经济的逻辑，承认农民是理性的，并相信农民，一方面又坚决否定村庄秩序外生的合法性及合理性，认为只有农民自己的选择才是正确的，可行的选择。这些学者要么是别有用心，要么是糊涂无知。这种学术研究因为没有切入当前农村本身的逻辑中去，而成为空洞有害的口号学术。 三、农民合作能力与县乡村体制 农民合作能力与县乡村体制关系极其密切，原因很简单，当农民合作能力不足以应对村庄秩序的维持，特别是不能为农民的生产生活提供基本公共物品供给的时候，自上而下的行政体制渗透进入村庄势所必然。问题是，自上而下的行政体制本身又会进一步破坏农民的合作能力，并可能妨碍自生自发秩序的产生。这样就必须为农民合作能力确立一个现实的起点。 从前面的讨论来看，对于全国大多数农业型农村地区来说，农民原子化是大势所趋，农民合作能力是很低的。提高农民合作能力，不仅仅是一个制度问题，而且涉及到诸多甚为根本的方面，培育农民的合作能力是一件艰难而需要时间的事情。 在农民合作能力低的情况下，离开了县乡行政的渗透，村民自治的结果可能不是民主自治，而是黑社会化。在当前的农业型农村地区，一方面农村精英流出村庄，一方面外来价值渗透进入村庄，村庄共同体被破坏，村民共同行动能力越来越差。道路、水利、治安、社会纠纷调解等诸多方面的问题越来越多。如果用民主的办法来解决以上带有公共物品性质的问题，必然产生难以克服的搭便车问题，村民选举产生的领导人无法集中起强有力大多数的支持来克服少数人的反对，他每做一件事情都要打击那些试图搭便车的村民，时间一长，他就得罪了村中大多数的人，而不能在下一次选举中连任。一个正直的村庄精英不会愿意做这种以个人声誉得罪人而服务全村公益的事情，而一个地痞则愿意展开与村中试图搭便车者的身体对话，但这样的地痞也一定会趁着机会为自己捞上一把。这就是当前村民自治中普遍出现好人治村与恶人治村循环的原因（具体分析可见参看贺雪峰：《乡村治理的社会基础》，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 这种情况下，县乡行政向农村的渗透本身具有必然性。虽然当前农民合作能力差的原因可能与人民公社体制对农村的渗透有关，但在农民合作能力已经很差的情况下，县乡行政向下渗透就不是原因，而是结果了。 而如果农民的合作能力依然很强，如江西和福建等少数农村地区的情况一样，则无论何种制度安排，村庄都可以解决相当部分自身的事务，村庄秩序可以维持，村庄公共物品可以提供。即使人民公社这样强行政的从农村大量提走资源的组织，也因为村庄舆论的强有力而可以防止偷懒行为，并可以通过共守村庄秘密，而尽可能增加村庄自身在利益分配中的好处。当前的村民自治制度安排，就更使村民通过选举，将可以代表自身利益的村庄精英推到村务公益事业和公共事务主持人的位置。这些由村民选举出来的村干部既有能力利用村民大多数所形成的村庄舆论能力（村民非原子化，使所有村民都被结在村庄共同事务这张网上）来克服少数村民搭便车的行为（少数村民面对村民的共同利益之网，也大都不敢去搭这个便车，即使搭了便车，村庄内部通过舆论等力量将其打入另册，使之成为村庄边缘人，从而使其他想搭便车的村民不敢随之），村干部本人也因为强大村庄舆论的存在，而不敢从村庄事务中谋取个人利益，不敢为了县乡行政事务而触犯村民利益尤其是村庄利益。这样一来，村民具有合作能力的村庄中，村庄秩序可以内生，村中与村民生产和生活关系密切的公共物品供给不成问题，县乡行政渗透进入村庄的一个原因（村庄不能内生秩序）就不存在，甚至县乡需要在村庄办理的政务也因为难以进入村庄，而办理不下去，如计划生育。这种情况下，县乡有向村庄渗透的理由，县乡保持较强行政能力是政务可以在村庄推行的前提，这时候强势县乡行政的理由就与前述强势县乡行政的理由完全不同了。
也就是说，在农民原子化的现状下，保持强势县乡行政能力理所应当。问题是如何约束县乡行政。在“乡村秩序与县乡村体制”一文中，我认为自下而上的体制外办法（村民自治及农民协会）不可行，自上而下的政策约束乃及监察约束也不可行。我认为最好的办法是体制内民主的办法，其中尤以强化县级人大代表竞争性选举和县人大的权力为最佳。正如蒋国何先生引述的，我认为，“在缺乏专门服务于选举的政治性组织的情况下，县乡直选的操作难度很大，黑金势力的介入难以避免，因而主张小选区的办法”。将先生认为，小选区制“能否保证民选代表始终代表选民的意志？我看不能”。原因正如“由于村庄缺乏社会关联，民选村官即村庄领袖由于得不到制约和支持，很容易由保护型经纪蜕变为赢利型经纪的事实，我想作为民选人大代表，面对压力和利益的诱惑，极有可能也会转变为赢利型人大代表”。他因此认为，“社会的中间组织或者社会关联组织越不发达，越应该推行直接选举制度，而不是小选区制度。只要保证选民充分的知情权包括对候选人资格（包括财产状况和来源的知情权和告知权）、高度的新闻自由权，黑金人物想要蒙混进来是很难的，欲混进来反而会露出马脚。同时仍需要积极地培育社会组织，创造发育社会组织的良好环境，才能更好地保证对民选领导人的即时有效监督，而不仅仅是选举时的事后监督”。 蒋先生的意见可以概括为二点：第一，小选区制产生的人大代表容易变成赢利型人大代表；第二，因为第一点，尤其在社会中间组织不发达的情况下，应该推行直接选举制，只要保证选民充分的知情权及高度的新闻自由权，黑金势力就不会介入直接选举中来。 人大代表的确有可能变成赢利型人大代表，在所有实行的代议制制度中，都存在议员（或人大代表）利用当选资格来谋取个人好处的可能，尤其是，议员（人大代表）可能在行使权力时，忽视了选举产生自己的选民的要求，而根据个人好恶乃至利益来投票（或提出议案）。但这有什么关系呢？每个人大代表都可能在行使自己权力时，考虑个人利益，所有人大代表（一个县有数百位之多）在行使权力时，却不可能公然通过一纸只对人大代表有利的决议。更重要的是，人大是议事机关，而非行政机关，人大的主要职能是选举县行政领导人，制定县财政预算和决策县里的重大事务，这就使县人大不可能自身腐败起来，而可能腐败的县行政又受到人大全方面监督。县行政要收买数百个人大代表，实在是不可能的事情。至于有人试图向数百位人大代表贿选，这也一定是纸包不住火。因此，人大代表作为赢利型经纪的含义与村干部成为赢利型经纪的含义完全不同。村干部是行政人员而非议事人员。 直接选举之所以不可能，我认为原因就在于没有政治性组织的情况下，县一级直选完全超出了选民凭生活经验来选举领导人的范围，这一点与村一级完全不同。同时，仅凭竞选者个人，也不可能有在全县竞选的能力。这就是说，恰恰是构成县级直选基础的选民知情权及高度的新闻自由权没有可能实现。在没有正式的选举组织的情况下，主导选民知情及新闻传播渠道的力量，就是那些现成的组织力量。我们知道，这种现成的组织力量如党组织。还有一种最为有力的现成组织力量即黑金势力。黑金势力不是通过正面宣传自己的支持者，而是抹黑自己支持者的竞争对手，即可以达到他们的目的。这方面台湾的县乡选举广有先例。 因此，我认为，强化县人大制度是当前县乡村体制改革可以突破的一大关键，是解决当前农村问题的一个可行的综合性办法。 四、农民的行动逻辑及市场经济的影响 1、熟人社会的行动逻辑 农村社会可以说是熟人社会，熟人社会的行动逻辑与公众社会的行动逻辑差别很大，表面上看起来是熟人社会的公正观与公众社会的公正观不同，其实不过是在不同社会境遇下不同行动者理性算计的约束条件不同。 在荆门调查农田水利的时候，遇到一个村民小组因为农户不愿出亩平10元的抽水钱，而导致亩平减产20％（有的田块减产更是超过50%）的例子（参见贺雪峰：“荆门农村调查纪事之二”，中国农村研究网，《远虑与近忧》）。作为一个外人，很容易就想到，既然有的田块受旱灾如此严重，这些严重受灾的农民为何不自己多出一些钱以将水抽上来，从而减少旱灾的损失。按荆门当地亩均水稻1500斤的产量，20％即亩平减产约300斤粮食，按0.5元/斤计算，即亩平减少150元纯收入，这对于收入很少的农民来说，的确是一笔很大的损失，尤其是那些减产超过50%的农户，更是血本无归。如果有农户愿意出钱多一点，即使少数农户不愿按亩平10元出钱抽水，有的农户多出一点，也就将抽水的缺额补足，从而将水抽上来，所有人的损失都减少了，所有人都获益了。甚至有一种可能，村民中的大多数人不愿出钱抽水（不是不需要水），而少数村民的公益心特别高，自己出钱抽水，既解决了自己田里缺水的问题，又解决了他人田里缺水的问题。这个少数只要达到10元/150元即每15户中有一户愿意将可能遭到损失的钱用于抽水，则虽然这一户不减少任何实际收益，却可以为其他14户村民提供极其巨大的收益。一个村民小组40户，则只要有3户公益心特别高的农户愿意，就可以在不增加自己损失的情况下，为其他37户创造巨大的收益（或避免巨大的损失），而如果竟有6户公益心高的农户，则他们不仅可以避免自己的部分损失，而且可以为其他农户创造巨大收益。何况目前整个村民小组只有极少数农户不愿出钱，这大多数农户为何不一致行动起来摊钱将水抽上来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