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另一方面，国家还要为现代经济体系的建立提供原始积累，还需要创造经济起飞所需要的基础物质条件，还要为建立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首先是重工业体系而努力想办法。在当时的中国国际环境下，国家必须充分利用劳动力优势来补资本之不足，必须将剩余劳动力组织起来积累现代工业所需。人民公社制度作为一项现代制度被创设出来。人民公社的重要性一是将农民从内部组织起来形成以劳动力动员为基础的经济积累。二是为自上而下的工业化提供了自下而上的有保障的资源供给体系。因为人民公社制度的贡献，中国得以在建国后20多年时间，即建立了完整的现代国民经济体系，中国进一步工业化和现代化也因此具备了物质基础。 人民公社的有趣性或毛泽东时代制度的有趣性在于，一方面，强有力的现代政权要改造传统社会和传统的国民，一方面又必须依据传统社会和传统的国民。在人民公社时期的农村，国家提供了外在的现代性的观念和目标，却仍然不得不借重集体的力量，借重村庄内生的逻辑，借重群众运动（群众，人多则众），因此，在村庄中，外地人会受气（正如宋庄村宿鸭湖移民在集体化时期的感受一样），兄弟堂兄弟少的家庭会受气（正是小亲族力量凭借人多势众来占据了集体的权位，并因此给了本族人或明或暗的好处）。因为集体是重要的，集体掌握着几乎所有的资源，集体内部的势众一方可以凭借人多来获取集体资源分配方面的更多发言权和决定权，并因此在某种意义上复兴了传统及其力量。 更重要的是，国家为从农村有效提取资源，而限制农民流动，为降低治理成本，而用另一种方式复兴甚至强化了传统制度的功能（如家庭养老，对不孝子女的批评教育）。 总而言之，在毛泽东时代，中国农村的一切都在巨变，又在不变。巨变更多是外在的表面的器物层面的变化，内在的观念的逻辑却较少变化。不过，毛泽东时代又为所有深层的巨变准备了物质条件——到了改革开放时代，中国已经建立了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国民生产总值已由建国初农业占68%下降到农业仅占不足30%，中国通过城乡分割的二元经济结构，通过内向式的原始积累，在农村的相对不变的背景下，在20多年时间内悄悄地完成了工业化的任务，工业化强大的物质生产能力及其背后必然因为经济基础带来上层建筑，因为生产方式带来生活方式，因为社会存在带来社会意识的巨变，就必然地要发生了。与西方国家现代化不同的是，新中国的现代化过程是从重工业开始的，因此是在整个社会结构不变的基础上来积攒社会巨变的能量的。中国在毛泽东时代积攒下了巨大的发展经济、改变观念的势能，且在农村，新中国有时候正是借传统的力量来为巨变积蓄势能的。 改革开放以来，一旦积蓄已久的工业化能量释放出来，中国社会就会在比西方社会更短的时间展开更加迅猛的变化，这次的变化不仅是物质意义上面，而且更是因为改革开放所确立市场经济理念（有其必然性），而使整个中国农村在很短的时间内便被抛入到了一个巨变的潮流之中。现代性不仅在器物层面，而且在观念（灵魂）和逻辑层面，在根本的行为动力和人生目标上面改造和重塑中国农村。现代化这一次不只是粗疏地掠过传统，而是细密地改造和改变传统，是彻底地消灭传统。中国农村因此进入一个完全不同的时期，其重要表现就是农村最近10年来迅猛的理性化。（不过，农村的这次巨变，对农民及国家是福是祸，还有待进一步的观察）。 在最近10年农村的迅猛变化和快速理性化中，国家似乎乐观其成，似乎没有降低巨变速度的愿望。国家越来越将现代性的权力和观念直接贯通到村庄内部，而不太顾忌村庄的传统，国家似乎越来越乐意与农民（作为公民）直接互动，因此市场经济的、农民流动的、义务教育的、普法的、现代的社保体系的、消费主义的、电视上青春偶像剧的，等等，所有现代性的因素，都被直接无阻隔地与作为公民的农民互动，而中间的村庄和传统统统被作为障碍被抛弃了。甚至国家要将村组建制取消——至少是弱化。国家决定来直接面对9亿作为公民的农民了。举例来说，税费改革不仅取消乡村提留，而且取消了义务工。有义务工，村组干部就可以组织村民做一些社区公共事务，取消后，村组干部不再有能力调用社区劳力资源，乡村与农民关系因此更加松散。将承包权物权化的道理也是如此。
但问题是，在如此之快的巨变中，及如此之快的巨变对9亿农民，对中国社会结构乃至政治结构，对中国在世界格局中的位置，究竟意谓着什么，显然还有待细致讨论。甚至，现代化的目标是否就一定是中国人民应该全盘追求的目标，及中国能够达到什么样的现代化目标，都是值得进一步讨论的。 三 作为一个注脚，我们来粗略看看电视与社会流动是如何消灭传统及破坏村庄的。 在现在的农村，一般人的经历大致是，首先是接受9年义务教育，基本上不接触与村庄有关的知识，且义务教育也越来越在镇上完成（若干村合办一所小学，和初中基本上都建在镇上而非村庄）。初中毕业即外出打工赚钱，他在工厂接受厂规训练，接触大机器作业，受作息时间的严格约束，动作标准化。他要处理的关系是工厂同事的关系和与管理者的关系，所接受的都是与村庄规范差异极大的训练和生活方式，熟悉车间的章程和纪律，生活习惯上（如讲卫生，怕脏）已越来越城市化，而与乡村格格不如。打工若干年，到了结婚年龄再回村结婚生子，生子不久即将孩子交给父母带着长大，自己（夫妻）再到城市打工，一直到了缺少足够体力和精力找到较高报酬工作的年龄，而不得不到村庄中来。 整个过程中，这个经历现代教育和社会流动的人（如果说还是村民的话——不是农民），他就有了与一般村民完全不同的经历和处境，他就会依自己的经历与处理来选择电视，来确定人生意义，来获取人生目标和行事规范。恰好电视上有着充分多样化的选择，他们（年轻人）关注电视中的偶像剧、娱乐节目，他们要理性地赚钱和理性地安排人生目标。 而那些仍在村庄中生活的他们的父辈们则仍然持有传统的观念，他们满脑装都是义务和“操心”，是为子女而活，是要传宗接代。他们因此选择可以表现他们处境和理念的电视来看（比如宋庄村老年人只爱看“梨园春”这样表现传统关系的豫剧节目）。其结果就必须是两代人越来越巨大的冲突。 四 农民理性化的进程，当然不只是在汝南县的宋庄村发生。最近10年，我先后在全国二十余省市农村调查，其中一个极深刻感受就是正在进程中的快速理性化。农民的快速理性化，不只是我们这些外来的观察者感受到了，而且农民也深刻感受到了。宋庄村妇女主任说最近几年农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她不是指农村经济发生的变化，而是指农民观念及由此而来的农村社会关系发生的巨大变化。 农民理性化既是现代性的后果，又会对乡村治理造成影响。农民理性化使得之前约束农民个体搭便车行为的传统力量越来越弱，解决农民合作之需的传统方式越来越难发挥作用。这就需要有来自外部的资源和制度，来解决农民靠传统已难解决的合作之需。新农村建设为农村提供了外来资源，但若缺少与之匹配的组织制度，外来资源也很难发挥作用。 农民理性化不仅造成村庄传统合作的困境，而且使家庭代际之间传统的平衡关系被打破，在当下的表现是高度剥削性的代际关系，其中父母对子女承担着远高于子女对父母的责任和义务。这种高度剥削性的代际关系是一种不平衡的代际关系，迟早会恢复平衡，从而带来家庭内部可能更为理性、平衡和平和的新型关系，同时又是更少亲密、情感、期待和寄托的家庭关系。农民的理性化浸入到家庭关系中，就可能使传统的构成农民安身立命基础的“传宗接代”观念失却根基，中国农民的价值危机（关于生存意义的危机）因此凸显。在这样的情况下，西方基督教就有了趁隙而入的机会。 也就是说，农民理性化不仅可能造成治理危机，而且可能导致伦理危机。 中国农民的理性化进程是一个不可逆的过程。中国农村十分庞大，不同农村地区的历史、地理、文化传统、经济发展水准和市场化程度等等都不一样，因此，不同地区农村，农民理性化的程度有很大差异。表现在代际关系上，南方一些农村传统仍然占据重要位置，在家庭关系中，传统的代际关系及代际伦理仍居主导位置，在这些农村，家庭内部的冲突较少。在中部的一些农村，因为传统较为稀薄，而更早更快受到现代性的浸入，农民理性化程度较高，表现在家庭内的代际关系中，就是代际关系更为理性及更少期待，家庭代际之间的冲突也因此较少。在北方一些农村，则一方面传统仍有力量，一方面家庭代际关系已遭理性化的浸蚀，其后果就是家庭两代人中，传统的父母与理性的子女之间有着更为不同的观念及行为，及因此有更多代际之间的往往可能是恶性发生的冲突。 无论有何区域差异，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1990年代以来快速进展的农民理性化，将极快地浸蚀中国不同地区农村的传统，中国农村正在面临一场巨变。值得关注且让人不敢确定的是，不同地区有差异的传统在面对自外而内的理性化浸蚀时，会以何种方式来应对这一浸蚀，及这一应对过程中，区域差异又会如何被展现出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