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富的增长是人类永恒的话题。亚当.斯密在他那本被世人称作经济学圣经的著作《国民财富的性质与原因》里恰恰是在阐述国民财富是如何增长的。只不过按照斯密的说法,国民经济增长的方式是一种基于市场的“生产—交换”模式。这是普通民众最希望的一种方式,至少这为他们自己提供了一条可以选也能够选择的增加财富的道路。他的理论使得一个国家又一个国家走向了崛起,走向了繁荣,为人类的进步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弗兰兹.奥本海默在他的著作《国家》里却阐述了财富增长的另一种方式。这种方式规避了生产与交换的存在,即通过暴力和掠夺一样可以获得财富。事实上,中世纪以前的确存在一些部落从事着生产和交换,过着简单惬意的生活,而同时有一些部落从不生产也不进行交换,直接以自己锋利的刀剑、坚硬的盾牌铠甲以及雄健的战马征服那些善良的人们。地理大发现之后,海上贸易的发展既是国家正常贸易的通道,同时也是海上殖民者和强盗获取财富的场所。这种财富增长的方式通常被称为政治方式。在这样的时代有不同的人分别在进行着生产性技术的努力和掠夺性技术的努力,他们以各自不同的方式是自己的财富增加。至于是什么因素使他们选择了各自的方式,并没有详细的论述,也许是要素禀赋使然吧。随着人类进入了文明的时代,战争已不再是世界的主题。人们渐渐认识到可以不必任何事情都依靠武力和战争解决,而且这并不妨碍他们获得比平等交易更多的好处。这是一种经济方式与政治方式的混合体,以经济方式为形式,本质上施行的却是政治方式,其实这是一种不平等交易。控制了价格、控制了原材料市场和销售市场,甚至控制了交易的规则的交易已经与亚当.斯密所说的“生产—交换”模式相去甚远。通常把这种不平等的交易成为垄断。本质上这也是一种掠夺,只不过这种掠夺似乎披上了文明的外衣,拭去往日的血腥,换上了貌似平等的面具。如果说古时候人们是在生产性技术和掠夺性技术中进行单一选择的话,现代的人们则是将自己的资源在生产性技术和在掠夺性技术之间进行了最优的配置和某种意义上的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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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任何市场经济国家都存在着垄断性权力。这种垄断性权力多半来自资本规模的积累或者技术的进步从而形成的壁垒。在转型国家中,除了这种垄断性权力之外,更多的是一种来自行政的垄断。在一个国家里,人们如果不能通过自由的生产交换增加和积累自己的财富,而只能期待通过对于某种资源的垄断来实现财富积累,那么大多数人是没有希望的,因此这个国家也是没有希望的。在一个世界里,一个国家如果无力改变对自己明显不利的交易规则和分工秩序,而只有少数国家垄断者规则的制定权,那么这个世界也是没有希望的。垄断在那些崇尚自由的人心中是魔鬼,是洪水猛兽;而在那些借此获得利益的人们心中却是保障利益的护身符。这里再度证明了制度是非中性的,对于不同的人而言制度带来的后果的差异竟然如此之大。 当一个人生存在充满垄断权力的社会上,尽管自己竭尽全力的挣扎,还是被时代远远地抛在了后面、被时代渐渐的边缘化而无所适从,他就会慢慢变得沮丧。此时,他缺少的除了信心之外,其实是一个能够使自己进步的机会和通道。而这个机会和通道作为一种公共物品,他的提供者必然是政府。政府如何提供这套公共物品呢?消除垄断,分散垄断权力将是一个必然的选择。转型国家的情况比较特殊,一方面要提高自己国际上的竞争力,而且自身依靠资本和技术积累形成的垄断并不多,因此需要分散的垄断权力主要是来自行政力量。如果政府不能提供这套公共物品,社会将为此增加相当多的不稳定因素,一个沮丧的人将很有可能变成一个带有仇视社会、采取极端行为的人。因此政府应该把工作做在前面,如果一个社会把一个好人逼成一个坏人,那么在审判这个坏人的时候,整个社会都应该感到羞耻。把问题扩展到世界,一个沮丧的人可以依靠政府提供进步的机会和通道,而一个沮丧的国家呢?他们可以找谁来为自己提供进步的机会和通道呢?世界上并不存在一个世界政府,联合国和国际组织仅仅是国际协调组织。这是不是可以解释那些被美国称作无赖的国家所做出的极端行为呢?(2007-9-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