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会开车的朋友都知道，汽车在使用一段时间之后，为了保持驾驶的正确方向，确保安全行驶，一般都会到专业维修站进行四轮定位。进行四轮定位的好处是：第一，减少轮胎不良磨损；第二，车行正直不会自动偏行；第三，直行时方向盘自动回正；第四，减少底盘磨损及油料耗损。同理，作为二把手和副职，在职业生涯过程中的首要问题就是定位自己的角色，明白自己在企业运营中处在什么位置，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如何发挥自己的作用，为企业和自己创造价值。角色定位不准或不清晰，就容易造成角色错位、角色越位、角色不到位和角色迷失等现象。结果是“种了人家的田，荒了自己的地”，出力不讨好。那么，作为二把手或者副职，应该如何定位自己呢？第一，当好代理掌柜aihuau.com
二把手和副职都是股东、一把手的代理人，两者之间是一种委托—代理的关系。股东把个人财产所有权委托给董事会管理，董事会代理股东行使公司法人财产所有权；董事会把公司财产经营权委托给职业经理群体，职业经理人代理董事会行使公司财产经营权。 因此，各级二把手和副职，都是上一级一把手的代理人，是主人与仆人的关系，是东家与掌柜之间的关系。你的权力和职责是一把手给你的，所以，要领会一把手的意图，在工作中体现一把手的意志。要服从一把手的领导，尊重一把手的决策，不折不扣地执行一把手的指令。当一把手的决策出现错误或偏差的时候，要在合适的时间和场合与一把手沟通，当一把手坚持己见时，二把手还是要执行，但是，要尽最大努力减少因一把手的错误决策所带来的损失。而不能赌气使性子，让损失扩大化。第二，当好参谋助手二把手和副职的另一个角色就是高参、军师、助手。拍板的事、露脸的事都是一把手和正职的，即使是你的意见，也要让一把手说出来。比如在陪一把手谈判时，二把手就不能抢在一把手之前与客户先握手、递名片。谈判中，二把手就不能喧宾夺主，即使你是非常专业的人士，一把手错了你当面纠正就不太合适，一把手没有示意，你就不能抢着发言。一把手让你发言了，你也应该先把一把手的观点确认一下，再接着谈自己的观点。这样做绝不是什么庸俗的阿谀奉承，而是职业角色要求你应该这样做。第三，学会跟随一把手是领导者，二把手是一个管理者和执行者，作为二把手应该思考企业的未来和发展，但不要整天去考虑怎样左右企业的命运，不要总想着为企业做脱胎换骨的改造，而是要用自己的全部才智与经验去思考如何辅佐好“掌门人”。张明被提拔为一家控股企业的副总经理，技术出身的张明对管理也很有一套，这下可以大展自己的抱负了。张明的老板是与他同龄的“海归派”职业经理人，对于张明的上任，他表示出谨慎地欢迎。说心里话，张明对自己的海归上司的管理方法并不完全赞同，认为他的管理套路在中国可能水土不服。于是，上任之后不到一个月，张明便开始尝试着对公司现有的管理政策与流程进行改革。 刚开始的时候，总裁并没有对张明的改革表示不满或发表意见看法，这让他感到总裁对自己的改革是信心、放心和授权的，于是，他索性就大刀阔斧地干了起来。 有一天，总裁让秘书把张明叫到他的办公室，然后微笑着对他说：“如果你觉得公司的管理架构存在一些弊端，我们可以尝试着分步实施变革。管理架构与流程的变革是一场深刻的企业革命，你的做法不是不可以，但我总觉得现阶段对公司的益处不大，而且实施起来有困难。”总裁似乎不热不冷的话让张明感到阵阵寒意。后来，公司总部派人来找张明谈话，询问他上任后的工作情况。最后，总部onmouseover=displayAd(4);onmouseout=hideAd(); onclick=linkClick(4);>人力资源总监对张明说：“作为副手，你的首要任务是如何配合一把手的工作，让团队更有凝聚力和战斗力。一把手即便有很多的不足，但我们聘用他做总裁肯定有他的过人之处，你的职责就是竭力与一把手保持团结，辅佐他做好工作。”前面我们讲过，“君子攸行，先迷失道，后顺得常。”这是作为副手的“坤”必须遵循的法则。二把手走在一把手的前面就会失去自己的正道，迷失方向；而只有按照一把手指明的方向前进，才符合常理，一切顺利。所以，二把手的的主要职责是辅佐，是跟随，即使是自己的主张，也要同一把手取得一致看法后，变成一把手的主张，再去施行。否则，不仅会招致一把手的不满，也会影响自己的职业发展。第四，沧海横流显本色1980年8月21日、23日，邓小平连续两天接受了意大利记者奥琳埃娜·法拉奇的采访。法拉奇被誉为“世界第一女记者”，专访国际舞台上的风云人物。她经常对被采访者提出一些刁钻的难题，甚至是穷追猛打，在美国新闻专业的教科书上，甚至出现“法拉奇式采访”的专业术语。 采访邓小平也不例外。在问了诸如“天安门城楼的毛主席像，是否要永远保留下去？”之类问题之后，法拉奇提出了一个外界十分迷惑的问题。她问到：“中国有这么一个人，他在任何时候都没有被碰到过，这就是周恩来总理。这个情况如何解释？”法拉奇提出这个问题的确很难回答。对于国内外有关周恩来在“化大革命”作用的争论，邓小平也略有耳闻。邓小平沉思片刻，习惯性地从烟盒中拿出一支“熊猫”牌香烟，语气平缓地回答：“周总理是一生勤勤恳恳、任劳任怨工作的人。他一天的工作时间总超过十二小时，有时在十六小时以上，一生如此。我们认识很早，在法国勤工俭学时就住在一起。对我来说他始终是一个兄长。我们差不多同时期走上了革命的道路。他是同志们和人民很尊敬的人。”在谈到“文化大革命”时，邓小平说：“‘文化大革命’中，我们这些人都下去了，幸好保住了他。在‘文化大革命’中，他所处的地位十分困难，也说了好多违心的话，做了好多违心的事。但人民原谅他。因为他不做这些事，不说这些话，他自己也保不住，也不能在其中起中和作用，起减少损失的作用。他保护了相当一批人。” 邓小平对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 中作用的评价，实事求是，恰如其分。“文化大革命”中，作为事实上的二把手，周恩来在自己处境艰难的情况下，对邓小平下放江西时的安置、邓小平的复出、邓小平1975年的整顿等起了重要的作用。其实，不只一个邓小平，在周恩来的努力下，一大批在“文化大革命”中受迫害的老干部在“文革”后期被解除了审查和囚禁。朱德、陈云、李富春、徐向前、聂荣臻、乌兰夫、谭震林、李井泉、王稼祥、廖承志等一批老同志，也都相继被解除长年的监护，得以住院治疗。而宋庆龄等许多民主人士和知识分子，则更是因为得到了周恩来的保护才在“文化大革命”的风暴中免遭迫害。更重要的是，中国的国民经济没有因为“文化大革命”而崩溃，上百万的人民解放军没有因为“文化大革命”而乱起来，这一切与周恩来的奋力维持是分不开的，有时候周恩来甚至是独立支撑危局。 邓小平不仅在接受法拉奇的采访时向全世界表明了自己对周恩来的公允评价，而且在他亲自主持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中共中央再一次对周恩来的一生做出了高度评价：“周恩来同志对党和人民无限忠诚，鞠躬尽瘁。他在‘文化大革命’中处于非常困难的地位。他顾全大局，任劳任怨，为继续进行党和国家的正常工作，为尽量减少‘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损失，为保护大批的党内外干部，作了坚持不懈的努力，费尽了心血。他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破坏进行了各种形式的斗争。他的逝世引起了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的无限悲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