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向中国所有的经济学和党政一把手摆擂台下战书,已摆了两次下了两次战书,至今无人回音。
为什么我是如此热衷于摆擂台下战书呢?
一、测试共产党员的良心和道义
我们共产党的执政是为了全中国人民的利益,这话肯定不假吧!而具体执行者就是共产党员以及那些拥护共产党执政的人。这些共产党员就必须认真贯彻党中央的治国方略,特别是党政一把手和中国的经济学家们应该成为身体力行者。我们党所提出的“高举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思想的伟大旗帜、努力贯彻三个代表理论,践行科学发展观”,这一切执政方略的执行是为了什么目的,不容置疑的是这一切都是为了中华民族的复兴和人民过上幸福的日子。那既然如此,我也无话可说!但有一点我要测试一下你们的良心和道义,是否嘴巴上讲的和实际上做的是否一样。你们有权力以任何理由拒绝我的测试,但是你们没有权力拒绝回答和视而不见那些事关为了全中国人民利益和中华民族复兴的现实问题。
一个人说自己是雷锋式的模范人物,但是他的周围有一个很困难没饭吃饿得没办法只能去讨饭来维持生计的人,而这个雷锋式人物却不去帮忙,我看这个雷锋式模范人物十成是造假伪造出来的。由此可以认为,我们既然说自己是为了全中国人民的利益,那么我们总不能对这个事关全中国人民利益的现实问题视而不见吧,如果视而不见,那么何以能说明你的目的是为了全中国人民的利益呢?那不能说明你的目的是为了全中国人民和本区域人民的目的,那么你的目的有可能就是为了自己的利益。
正是由于如此,我就摆擂台下战书,给你们出几道必答题。不是我为难你们,而是这些事关中华民族复兴的现实问题需要你们这些党政一把手和中国的所有经济学家提出切实可行的办法,人民期望着你们!
二、在你们必须回答的问题上,看一下你们的执政决策能力如何?也呼唤中国的经济学奖采取更加开明的政策,放弃自以为是的自我划圈的评定方式。
我担心的是中国几乎没有一个官员是真正的共产党员
我的担心是有如下几点印象形成的,当然并非能下定论,但是也可以通过摆擂台找一找那些真的共产党员,我找了十八年却找不到一个真正为人民的清官,今天摆个擂台试试看,是不是全国的官员与我以前碰到的官员都是一个熊样的。
(1)2000年温州信河街邮电局底楼被火烧之后,一楼的男厕所有一水龙头坏了,自来水流了一个月,但是本局怎么多的共产党员进进出出竟然无动于衷,所以不能确认党员的思想品德就是好的
当时邮电局的厕所是不对外开放的,邮电局外的人如果要上邮电局厕所的话,要进入一道门卫岗哨,岗哨所看的门是个弹簧们,平时此门只留一二米宽左右让人进出。
我是经常出入这一门而进到厕所里面的,为什么门哨让我进去我不得而知。
2000年温州信河街邮电局底楼被火烧之后,一楼的男厕所有一水龙头坏了,我为了考察一下国营企业的一些情况,如国营企业是如何对待厕所流水的,看一看它的管理如何,岂不料自来水流了一个月,竟然无人顾问,我想邮电局有这么多的共产党员,共青团员使用这一厕所,但是有这么多人竟然熟视无睹。因此我认为不能确认一个区域组织党员的思想品德是好的,我们平时所说的党员思想品德是坏的,这可能指少数个别人而言,但现在有这么多共产党员进进出出竟然无动于衷,那么对整个党组织来说,我认为大多数党员的思想品德不一定是好的。
(2)洞头县假冒鱼粉供应掺杂原料一条街,可以说与洞头县供销员和鱼粉厂打交道的全国掌有实权的饲料、畜牧部门的负责人(大多数人是党员)几乎到了无人不贪的地步
——1835年6月的《中国丛报 》曾引用一个东印度公司职员的话说:“广州政府的官吏,没有一个人是干净的。”可见,这两者之间有惊人的相似之处
洞头县的确在1980年左右直到2000左右,在中仑村的街道上(兼公路)出现了鱼粉原料和鱼掺杂原料的集贸市场。而且市场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还很繁荣。
为什么掺杂鱼粉能够畅销不衰呢?我认为这和全国各地的饲料部门、畜牧部门的负责人收受洞头县供销员的回扣有关。
应该来说,全国各地饲料、畜牧部门的负责人大多数是党员,可以说这些掌有实权的人几乎到了无人不贪的地步。
由此可见,也不能确认大多数党员的思想品德是好的。
(3)1952年6月22日,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向党中央报告:在3122437万党员中,有贪污行为者1226984人,占39%
1952年6月22日,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向党中央报告:根据华北、华东、东北、西南、西北五个地区的报告,在3122437万党员中,有贪污行为者1226984人,占39%。我认为这些贪污的人中都是掌有一定实权的人,而在那时是解放战争刚刚结束的时候,而现在是大家蜂拥而上加入的党员,恐怕也是大有问题。
因此我认为成立的共产党有这么高比例的党员、干部和工作人员,那么保持一党制便没有多少意思。
综上所述:我摆擂台下战书会不会象那个邮电局的厕所的自来水龙头坏了一样,无人去理睬那个不停留着的水?那些自以为是真的共产党员竟然都会视而不见吗?全中国人民正在拭目以待吧!
摆擂台下战书 又出一道题
(1)我认为一个区域经济如何发展,最关键的是在于如何为这个区域建立产业结构调整机制?你认为同意我的观点和如下的论述吗?
(2)如果你同意我的观点,那么你认为如何为区域经济的发展建立产业结构调整机制呢?
附文如下:
富山村关闭小煤窖无路可走,何明教授接受电视台采访仅谈两点意见
——英雄与我所见略同 蜻蜓点水不如我画龙点睛
2001年10月20日晚看到云南电视台在“今日话题”栏目中播放了云南富源县富山村一个地方停止挖小煤窖后,老百姓除了一点种田的收入外,并无任何行业的收入,结果导致这一村的人又返贫了。
云南大学的何明博士,现为教授,他在今日“话题节目” 栏目中接受电视时只是稍微谈了自己的两点看法:一是想方设法找到新的经济增长点。二是在人民群众不能找到很好的新的经济增长点的情况上,那么只有依靠政府了。
何明教授与我的观点是一样的。但是何明教授谈得很简单,这似乎对于执政者不能起着很好的决策指导作用。说不定政府现在已经在考虑这个问题了,但是政府还是无能为力了。
为了了解何明教授对区域经济的研究水平,我特地挂电话给该节目的制作者余乐贝,余乐贝小姐很客气,由于我们是在通长途电话,所以她说得很快,她说:“主要是这个节目的时间短,所以何明教授不可能谈的很多”。
我问:“那么你们采访时,他对如何振兴区域经济有何高见呢,比如关于富山村这样子无路可走的情况下,到底应该怎么办呢?”
她说:“我们采访时他讲得很多,他说培植一个产业需要二至三年时间,比如关于如何转移劳动力头问题,有的区域以前的劳力是专们砍树的,但由于禁止滥砍滥伐,所以那个村不能以砍树为生,怎么办呢?后来该村开辟了旅游行业;又有一个地方是炸石头为业的,后来石头炸光了,他们村开辟了搬家行业。”
我想从电视及采访者余乐贝的了解情况看,何明教授高见只是如此而异。当然我认为他没有错,所讲的是对的,也与我的谋略思路是一样的。
这种蜻蜓点水的讲话,我认为必须要画龙点睛才行。如果讲话时间短,而不画龙点睛,而只是蜻蜓点水,那么我认为这完全是不够的。
如果按照我的逻辑推理论来说:富山村现已无路可走,也就是人民无所作为的情况下,那么就应该靠政府的大有作为,所指政府一是上级政府;二是村政府,也就是村党支部。那么政府要想大有作为的话必须采用公有制企业来启动经济,但是公有制企业又容易搞不成,那怎么办呢?
要搞公有制企业,那么如何解决资金问题,如何解决项目问题便是摆在我们面前的迫在眉睫的事。
既要发展,又要快速发展,那么如何调动群众的资金积极投入生产呢?
我们知道,搞企业是能人搞才行。但是村党支部书记如果不是能人怎么办呢?
搞企业免不了失败,但是如果富山村创业失败,那么,岂不是在原来的贫困基础上雪上加霜,如何解决这一问题呢?
如何克服小农经济思想,鼓励风险创业精神,但创业失败又怎么办呢?
我认为这些问题都是必须要回答的问题,那么撇开这些问题来谈振兴区域经济也都是空谈而已。比如说一些地方发展经济的所有方法都使用过了,结果都不能振兴该区域经济,那么下出一着妙棋便是最关键的。那么如何下出这一着棋呢?。
我的振兴区域经济通用方法就是在于解决这个问题,如果电视台采访我,我该怎么回答呢?
我想可能有两种回答方案:
第一、因为这个问题的解决是灵丹妙药,所以也是策划思路,那么我的回答将是提示性回答。
第二、可以直接回答这个问题,但这么短的时间内自己理论能否让大家明了也了是一个问题。
但不管怎么说在短时间内的回答应该是采取画龙点睛的回答,而不是象何明教授的蜻蜓点水的回答。
画龙点睛的回答应该是各区域必须建立产业结构调整机制,而不是直接找项目。我反驳中国体改委某一研究室主任崔长林谬论的一篇文章完全可以回答这个问题:
实现政府的乘数倍数,功在当代利在千秋(3)——《一个鸡蛋的乘数》一文的相关文章的争鸣之我见(九)
作者:浙江省温州市洞头县余荣星
现在继续发表我的争鸣:
不以实现“政府的乘数倍数”为目的地建立商品经济发展机制中的新产品开发和产业结构调整机制,而是直接找项目的做法就好象把新兵不经过训练而是直接派上战场,无异于飞蛾扑火,是一种祸国殃民之论
投资就是一场战争,投资就是出兵,这个出兵前的很多工作要经过很多程序才行。一是兵如何来;二是谁来统率;三是目标敌人(项目)在那里;四、消灭对方的可行性分析(投资可行性如何;五、几个项目的投资预期比较如何,看投在那里谁合适。
现举几例给予说明:
例1、县长发号施令大力发展养殖业,结果引起群众发展养殖业损失600—700万元
洞头县2000年派路教队下北沙乡,群众反映今年养殖业共损失600—700万元,这与县长林东勇在大会上大讲特讲发展养殖业有关,我认为政府领导在如何发展经济上必须克服这种乱发号司令的现象。
例2、广东广宁县胡乱上马“扶贫工程”
提起贫困,人们首先想到的是我国广袤的西部地区。其实,在我国沿海东部地区至今也有一些并不富裕,甚至还可称得上贫困的地方。到过广东的广宁、福建的宁德、浙江的磐安的人,都大致有这样的感受:正如繁华都市里有贫困的村庄一样,发达地区也有全国著名的贫困县。
地处粤西北的广宁县吧,与其他的贫困县相同,因为历史和环境的诸多因素,一顶硕大的贫困帽子戴在了头上,压得几乎喘不过气来。为了尽快把贫困帽子扔到太平洋里,早在10年前,广宁就决定投巨资建造一家大型造纸厂。结果,10年过去了,贷款12亿多元上马的所谓重大“扶贫工程”,如今不但没有建成投产,而且成了一个重大“烂尾工程”。不说别的,每年光返还银行利息一项就高达上亿元。“扶贫工程”没有使贫困农民脱贫,反倒又让当地农民背上了新的沉重的包袱。农民眼巴巴地望着“扶贫工程”先成为旷日持久的“钓鱼工程”,后又成为遥遥无期的“胡子工程”,怎能不心疼得流泪呢?扶贫是一项极其艰苦而又艰巨的工作,脱离实际,急于上马一些“扶贫工程”,虽然让一些领导干部获得了一时的“政绩”,得到了“升迁”,但最终遭殃的还是贫困农民,不但未能脱贫致富,还会让一些人脱贫后再到返贫。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人喜爱贫困而拒绝富裕,问题的关键是我们该用什么方式达到富有,摆脱贫困?类似广宁县采用劳民伤财的“扶贫工程”的做法,在全国贫困地区并非鲜见。一些贫困地区的领导干部,不是与当地贫困群众一起,团结一心,艰苦奋斗,积极探索扶贫开发的有效途径;而是热衷于戴着贫困帽---正像鲁迅嘲讽的某些绍兴人总喜欢“戴着破旧的瓜皮帽”招摇过市一样,到处叫苦喊穷,目的是以贫穷为借口,到处跑资金上项目。
不顾投资来源,不管市场前景,不讲经济效益,不论是否破坏环境生态,只要资金到手,就敢大干快上“扶贫工程”。他们完全把“扶贫工程”当作了捞取政治资本,突出自己的“政绩工程”、“形象工程”。这哪里是在扶贫?这分明是在“为官一任,造穷一方”。
《看乘数倍增论究竟到底有多荒谬》一文认为:
2·研究对象完全是由作者自己虚幻出来的
笔者想首先向余先生请教一个问题:你能告诉我,在现阶段,在咱们中国,有什么样的投资,能够符合你的那个“投资乘数倍增加速模型”的吗?如果有,你能否给我举出一两个具体的实例?换言之,你只要能够给我举出来,我可以通过我所接触到的投资商,给你搞出要多少钱就有多少钱的投资来!这可不是跟你吹牛,为了好项目,他们都快急死了!
本人认为研究经济必须找准入手点,也就是必须确立正确的研究对象,从建立商品经济快速发展机制中建立产业结构调整机制和产品开发机制才行。要找项目,先要找机制,没有机制何来项目。没有鸡何来蛋呢?
时下你的这种言论和那些无知及昏庸官员的说话如此一辙。昏庸官员往往以此论来搪塞自己的无能,并把它拿来作为挡箭牌,不过他们的官职比我们高,我们也不好与他理论什么,今天我可以回答这个问题了,从这一点上,你在这方面的水平就远不及我,不过还有很多以后再论。
因为回答搞什么项目,是任何经济理论和实践者很难回答或回答不了的一个问题。
试举一例:
让我管科技,却让我无所作为
我挂职北沙乡乡长助理,原先是叫我抓“土地管理和农林业”的,可能是我的政绩突出(我一下子就破了山林被一把火不知谁烧掉的三个案件),或者我是抓土地管理得罪了某厂长(他违章建房我制止,他早样我行我素,我只得去县土地局报案。),结果我变成了去抓科技,其实乡政府这样子的安排是架空我,结果是让我一事无成,我变成了没有任何一点实权,无权无钱我怎么抓,后来我私下有怨言发了牢骚,乡长说你拿出项目来。你们说:我怎么拿?一无信息,二无考察,三无经费寸步难行,四是领导不支持不重视,五是党委会没有列入议事日程。如果真的是乡党委会开了会议大抓科技,今后我出了名,他们的位置可能是变成了我的,所以说他们也绝对不会叫我抓出真正的成绩来,因此也不会开这样子的会议。所以象北沙县政府这样子没有谋略思路去抓科技,能抓出什么科技来。他们的抓科技是讲在嘴上,走在路上,派在人上,但就是光打雷不向雨,时下的很多政府部门就是这样子。
同样我请问你,没有建立新产品开发机制,请问你这么知道这个世界上就没有什么好的或可以投资的项目呢?你了解那么清楚吗?你是预言吗?还是把自己当神仙啊?
当年全国的三大鱼粉基地,几乎是(百分之九十九)生产掺假鱼粉饲料,里面掺有一种调高蛋白的化学物(当地名称为蛋白胨),而大量的进口秘鲁鱼粉是全是生产那些象鱼松一样的鱼粉。中国人应该自愧不如,拒我了解这种产品很有可能是远洋渔轮上有鱼粉加工厂,捕来的差的鱼马上进鱼粉加工厂加工,如果你认为全国没有什么好的投资项目,那么这个项目也在你的了解当中吗。如果你没了解,如果这又是一个好的项目的话,那么中国人为什么就不去奋斗呢?
这么多的资金进行股票投机瞎胡闹什么?
引导资金流向光是提高印花税就够了吗?
我的“政府的乘数倍数的放大、加速理论的数理动态模型”对此问题不会无所作为,袖手旁观。
不以实现“政府的乘数倍数”为目的地建立商品经济发展机制中的新产品开发机制,邓水平的科技第一生产力(我点评:政治体制是第一生产力,科技是重要生产力,不过这句话也相当接近科学真理了)只能是句空话,就会形成“中央领导讲大话(因为下面不实行,所以成了讲大话)下面当放屁(把中央领导的讲话当放屁不理睬)的这种局面”,是一种严重的祸国殃民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