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10月份的G7会议取得了难得一见的默契，美欧日等国不仅避开美元、日元和欧元的汇率不谈，反而对世界经济形势和全球金融市场提出了许多前所未见的新观点，尤其是对新兴市场的关注和表述更是全球化以来所仅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主席拉托表示“新兴市场已经成了稳定的源泉”，美国财政部长保尔森则表述得更直接“全球经济增长愈发取决于新兴经济体的强劲表现”，并进一步表示“新兴市场的角色应该体现在国际金融及经济机构”。
七大工业国抛开美欧的矛盾、不遗余力地挖掘新兴市场所能带来的“稳定”与“增长”动力，充分反映了在世界经济失衡中新兴市场作为战略均衡者的角色和地位显著上升，并将进一步推动世界经济结构和全球金融市场的演变，同时也从侧面揭示出，世界经济失衡中欧美矛盾仍然是一个重要的因素，新兴市场带来的世界经济和金融秩序的演变，仍然要与欧美矛盾的缓和解决交织在一起。
新兴市场的稳定与增长动力
据最近的消息，巴西、印度和南非在第二届印度—巴西—南非首脑对话论坛上威胁要对贸易不对称的国家实施贸易制裁，其中主要是北半球的经济体，甚至也包括美国，这引起了格林斯潘“保护主义将导致贸易出现痛苦调整”的担忧。最近欧盟取消对非洲部分国家的配额，美国与巴西取消双重征税，甚至美国还难得地放宽了对中国的高科技出口限制，从这一系列贸易领域的新动向来看，次级贷款危机前后对新兴市场出口的地位在欧美经济中突然得以大幅提升，这与欧美努力避免经济增长放缓甚至转折是分不开的。
拉托甚至表示“当前关键的问题是全球经济是否处在拐点”，而要维持世界经济增长和避免全球经济拐点的出现，欧美发达国家对新兴市场的出口就起到了重要的拉动经济的作用，贸易增长也缓和了发达国家金融市场动荡的消极因素，尤其是新兴经济体货币升值在拉动欧美经济和缓和金融市场动荡两个方面都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这实际上就是欧美寄予厚望的“稳定”与“增长”动力源泉。
不仅是新兴市场对于欧美的作用越来越重要，更广泛的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同样具有重要作用，联合国贸发会议秘书长素帕猜也指出，发展中国家的崛起对世界经济增长的作用越来越大，“全球化浪潮将从以往主要由发展国家推动转为主要由发展中国家推动，以发展中国家为主要推动力的全球化第二波正在形成”，这样欧元美元之间的矛盾和欧美之间贸易摩擦，就出现了作为第三方的战略均衡者，其中新兴经济体无疑起到了最主要的缓冲作用，而且新兴市场这一角色的作用在次贷危机之后愈发突出。
战略对话成为全球均衡机制
21世纪以来，美国接连出现了新经济泡沫的破灭和次级贷款危机，这样本来跃进式扩张的美欧经济和金融体系突然陷入停滞的困境，其内部创新和扩张推动自身增长的模式遭遇沉重打击，于是欧美迫切需要从新兴市场寻找经济增长的动力。次级贷款危机使欧美的这种紧迫感空前加强，一方面将新兴市场纳入欧美的增长轨道能够获得经济增长动力，稀释欧美发达经济体内部的矛盾并缓冲市场的动荡；另一方面也出于欧美从战略上笼络吸纳和防范羁绊新兴市场的需要。
新兴市场的地位与作用都前所未有地得以提升，但是欧美与新兴市场之间仍然存在许多干扰因素，在贸易领域这种表现尤为突出，在市场开放与监管管制等问题上也是龃龉不断，中美关系、中欧关系就是这种复杂局面的集中体现。为此中美之间开辟了战略经济对话的平台，将战略对话机制应用到解决双边失衡和矛盾的实践中来，在中国构建的这种战略机制中，不仅中美、中欧、中日之间建立了战略对话机制，而且在中巴、中印等新兴经济体之间也构建了战略对话平台，就为寻求全球均衡机制提供了方向。
中国崛起没有历史可循
事实证明，中国构建的战略对话机制不仅在中国崛起过程中对解决内外失衡具有重要作用，也完全能够成为欧美发达国家于其他新兴经济体之间协调缓和的机制，沿着这一思路，我们就可以看到欧美解决与印度—巴西—南非之间贸易不对称的出路。格林斯潘对全球“保护主义将导致贸易出现痛苦调整”的担忧，很大程度上是可以找到解决方案的，这取决于欧美的诚意，当然其所遭遇的困境或许更有助于欧美采取实质性的步骤。
中国作为战略对话机制的倡导者，为解决世界经济失衡和建立全球均衡机制提供了“战略制度供给”，从这一点上看，中国崛起对世界经济的重要性就不仅是“稳定”和“增长”动力，更重要的是中国在全球制度变迁过程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中国战略制度供给是无法替代的，这样中国就能够避免欧美兴起的历史路径，推动和创新全球新的均衡机制。因此，中国崛起也必然是没有历史可循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