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2007年7月底，深圳市政府组织了一个以市长带队的庞大队伍，前往新加坡学习。这是深圳建设史上第三次，正式去新加坡拜师学艺。5天之内，10场座谈，除了叙谈友谊和合作外，会谈的主要内容集中在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和经贸问题上。短短5天，深圳人重新学习和体会了新加坡经验的五部真经：“以人为本、规划超前、科学严格、环保优先、循环发展。” 新加坡能够畅行无碍地给深圳，这座在中国创造了无数奇迹的城市上课，除了华人经济圈这个基本面起作用外，还因为新加坡成功地找到了在土地、水、能源等资源匮乏条件下的发展之路，并成为现代化、国际化城市建设方面的国际典范。 然而，科学、技术、工程当然是可以学习，但制造工艺已经不大容易学习了，企业管理技术更不容易，至于社会管理，那简直就不可能通过课堂授课或者走马观花式的考察来学习。因为，管理社会所需要的知识内生于社会中，镶嵌在其制度中。 事实上，中国这个大国学习新加坡这样一个城市国家的治理模式，也有点不可思议。管理一个几百万城市人口所需要的制度、技术，恐怕与管理一个有几千万人口且夹杂了农村、城市的省，更不要说一个有十几亿人口的国家。 奇怪的是，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中国不少人就始终把新加坡当成学习的主要榜样。各地政府也一直派遣官员到新加坡学习。近年来，学习新加坡有了一个更实在的理由：面临房价急剧上涨的现实，很多专家和时评家呼吁中国也学习新加坡，由政府出面给大多数人口解决住房问题。
但这样学习恐怕不得要领，即便是深圳这样的城市学习新加坡，也是圆凿方枘，格不通。举例而言，在新加坡不存在外来人口的问题，而在深圳，这是一个十分严重的政治问题。如何让占常住人口大多数的外来人口融入城市，成为名副其实的市民，是深圳必须要面对的一个挑战。 至于那些呼吁学习新加坡公屋制度的人士，恐怕也完全忽略了中国与新加坡的根本差异。新加坡的城市化已经完成，需要政府补贴的人口是稳定的，复制会逐渐减少。相反，中国正处于城市化过程中，大量农村人口将要城市化。 政府如果像新加坡那样承担起大多数城市居民住房的任务，这个负担将足以把所有地方政府压垮。如果非要政府承担这个责任，那城市政府的理性选择必然是坚决限制农村人口进入城市，把城乡分割的壁垒筑得更高。而这，恐怕不是那些呼吁学习新加坡住房制度的人愿意看到的吧。 很多人主张学习新加坡，主要目的是用技术来替代行政，用行政来替代政治。在一个高度同质化的城市国家，在一定时期内，或许仅仅依赖工程师式的社会管理技术，依赖高效率的行政，来解决社会面临的主要问题。 可在中国这样一个大国，或哪怕一个省，或一个同时存在多种社会、经济形态的市，没有政治，政府就是盲人骑瞎马，因为政府无从确定自己究竟需要做什么，政府所支配的资源应当向哪个方向分配。所谓的行政高效率，当然也就无从谈起。 今天，有不少人盲目地崇尚行政高效率。行政高效率当然是可取的，但行政的高效率要以政府知道自己该干什么为前提，而这是行政本身无法解决的问题，只有通过政治过程才能发现。 所以，官员们如果要学习，让民众顺畅地表达意见即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