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再说企业与其雇用的职员的关系。无论总裁或总经理及其他高级管理人员，还是一线操作工，在遵守现行法律的条件下，辞职或辞退是正常生产的一个关键性标志。政府要管理的是社会保障等类型的共同性事务。毫无疑问，企业的高级管理人员，如果是公有股东的推荐人员，只能遵循一般的企业运作规则。重要的问题在于，按这样的方式运作，对公有资本实际也是适当的运作方式，是公有企业、公有经济正常的生存方式，并无额外的利益被损害。 既然已经认识到，市场经济形式是企业一般的生存条件，那末，公有资本企业当然也要以这样的方式来运作。对于某些主观上似乎要维护公有经济的人们，当他们反对以这种方式运作公有资本的时候，内心所难忘的无非还是认为以往管制式的经济体制是可行的，不仅过去在一个时期确实可行，而且现在和将来仍然可行。但是，发展着的社会既然已经向人们展示了新的适当的运作方式，为何仍要抱着已不合时宜的管理方式而不敢面对活生生的社会现实呢？ 那些对当代西方的资本经营方式倾心诚拜的人们，既然他们认为这种运作方式如何之好，他们又怎能证明这只是私有资本的专利，而不是一般的普遍的运作方式，即在市场经济下企业（资本）普遍的运作方式呢？ 我们来举些实际例子。对公有资本的管理，从实践经验讲，上市公司形式对资本和资产的管理、监督，是相当重要的。因为，上市公司形式首先是社会对资本依法合规运用的普遍监督。小股东主要就是由此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的。众所周知，这也是维护债权人权益的重要社会机制。至于对占有控股地位的大股东，对私有资本的管理方式，从实践来看也是基本可以照着做的。其次，委托投资公司或基金管理公司进行管理，也是一种现实可行的办法。 对职员的工作的评价和薪酬，从普遍的角度看，和私有企业也无什么重要差别，是以效益和业绩为主线，对总裁等高级管理人员也是如此。其中对中下层员工，实践已经给出了答案。不少人在原国有企业时以吃大锅饭、出工不出力为理所当然，到了私有企业，同样一些人，对职业的看法和敬业程度，变化之大人所共知。这是以另一种方式证明了，以私有资本、私有企业的方式管理公有企业是今后相当长时期的现实选择。 至于公有企业的一般形式——公有控股和公有独资，这就是一般形式，就像私有资本控股和私有资本独资是私有企业的一般形式一样。如果是讲更具体的企业制度，从已有的实际经验看，国有形式是非常重要的、关键性的。某些自以为高明的所谓经济学家，企图从“理论”上证明，国有不是公有，国有企业必然“产权虚置”。照这些人的说法，以世界眼光看也相当成功的新加坡淡马锡控股公司，也是他们界定的“产权虚置”企业了。这些经济学家又以为公共型产品才适合国有形式，——似乎不讲效益、不以利润为目标才是国有企业的本性——不少人正是这样论证的。这才是自以为时髦的真落伍者。——上世纪七十年代前后，西方发达国家和其他一些国家的国有化企业的运行之所以不成功，一个关键性原因，正在于自始就没有以利润为中心，没有以一般企业那样制约它们。而新加坡淡马锡控股公司则是回复到了真正的企业经营的本性。 从企业运行的微观层面讲，高度竞争性的经营方式，是开放型经济所必须，是现代条件下社会生产发展的正常形式，这已经被实践所证明。与之不同，封闭的、墨守成规的经济，似乎在一国范围之内可以生存得不错，但实践也已经证明，这只是表面现象。因为以此种封闭的、小农经济、小生产方式运行，随着时间的推移，必定会拉大与别的竞争性市场经济体的差距。这就表明，它不是具有必然性的经济成长方式。 二、社会实际倾向的形成与变化 长远的、带有必然性的社会经济发展趋势，与现实的经济状况并不是一回事；现行的经济制度、经济政策，与长远的、必然性的社会经济发展趋势也不是一回事。现实世界中的绝大多数人所关注的是实际的社会经济状况、现行的经济政策和经济制度。长远的、必然的发展趋势是隐藏在现象形态的后面。 长远的必然性的发展趋势，是事物的运行中自身所具有的规律性的东西。但是，这样的规律性的东西对现实的社会经济运动的制约，是社会的必经阶段、是必然会孕育出来的事物。举一个实际例子。如果说竞争性的公有经济、竞争性的公有企业是社会主义经济必然的形式，当人们的实际行为严重背离这样的客观要求时，苏联和东欧这些原社会主义国家就走了回头路。但只要竞争性的社会主义经济、竞争性的公有企业形式是必然的、必经的历史阶段，这些走了回头路的国家，就还是会在具体的社会条件又再具备时，重新走向竞争性的生机勃勃的社会主义的。 我们在此之所以要讲这些话，并非是单纯性地谈理论问题。之所以社会必然的发展趋向与现实的经济状况、经济制度不是直接同一的，是因为，这时候，从基础的经济条件讲，确实已经基本具备了稳步地走向必经的历史阶段（如竞争性的社会主义社会）的可能性。但是，这是要由具体的阶级、阶层、政党、集团的理智行动来达到的。当某些具有巨大力量的社会阶层、政党、集团运用了可以动用的强有力手段，与之制约的社会其他阶层、政党、集团则严重地背离了社会发展规律的时候，社会在某个特定时期就会走向歧路，经历巨大的挫折。要再走上正道，是要付出巨大的社会代价的。 那么，更具体地讲，造成当前或某个具体时期社会经济现状、社会经济制度现状的社会机制又是怎样的呢？任一截面的社会现状，与之相联系的是已经形成的具体的社会关系，是具体的不同的社会阶层之间的关系。而这些业已属于一定的社会阶层的人们，几乎都是要追求自己的利益的。即使是工人阶级及其政党，从根本的、长远的目标讲，其所追求的并不能说是一己一党之私利，但至少其中的不少成员，是更偏向于关注自己的某些具体利益的。这是直至目前的社会主义实践已经确凿无疑地告诉了人们的。之所以如此，从社会基础条件讲，还是因为在社会主义社会里，劳动在很大程度上——基本的带有决定性的特征，是谋生的手段。劳动者争取自己的利益乃是必然的、正常的、普遍的行为。 因此，无论是在具体的经济政策的制订上，还是在已经实施的经济制度、经济政策的执行上，已有的社会阶级或阶层、集团，都会力求加大自己的影响力，使社会经济的实际运行轨迹偏向有利于自己的方向，扭转不利于自己的方向，从而形成新的经济社会格局。 现在的情况是，仍然存续的公有企业已经程度不同地向市场竞争型的企业转变，在这种转变过程中，各个社会阶层及其代表人物，当然都力争维护自己的利益，其中原来所处地位最有利的人实际得到的利益通常也就越多。例如，原公有企业的高级管理人员，是以行政管理方式任命的，除了其中实际已经率先或较快较早向高度竞争性企业转变，并且经营业绩确实突出的一部分人，其余的很大部分就并非如此。但这些人在表面化的企业体制转变中，首先争得的是个人大额股份、高管薪酬等和自己利益有关的方面。一些垄断性企业的情况与此类似。
现行的经济体制改革中的这些问题确是存在的，但是，这并不是当前经济体制改革问题的关键。我国的实际经济体制改革已经向前走了颇长的路，我国经济中的市场竞争型的经济成份，已相当之大了。小农式、小生产式的平均主义的习惯力量，也已经不再如以往那样强大。当前几乎成了某些人口头语的所谓反对垄断性国企体制，其中的垄断问题也不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中的最困难问题。而且，一部分所谓学者口中的反对垄断性国企，其着眼点是放在国企，决非放在反垄断。如果他们心中所想和实际所做的，重点真是反垄断，那倒真是诚实的学者了。但事实上并非如此。 西方经济法律界界定的垄断，无疑是必须坚决反对的，并要给以违犯者以法律惩处。西方发达国家在这方面已向其他国家提供了很好的经验。 那么，中国当前各阶层、集团或个人心目中的经济制度目标具体是什么样的呢？现在，真正对社会有重大影响的社会经济制度目标，实际只有三类。（1）基本肯定改革开放之前的经济体制是成功的，现在还应当是目标模式，如果说要有所改变，那也是实质变动不大的改善。持这种看法的人认为，改革开放以来的实际情况恰恰证明，现在的经济制度及正在推行的体制目标是不成功的。我们先不必说，这些看法是否站得住脚，至少，目前还有相当一部分人持这种看法，无疑是一个客观的事实。当前一些相当有名气的非主流经济学家或新左派经济学家，就持这样的看法。（2）第二种经济制度目标模式是私有化，即整体的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其中的不少人，包括持其他经济制度目标的一些人还认为，我国现在的改革实际上就是朝着这第二种目标模式发展的。（3）第三种目标模式就是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份并存的经济制度。这是见诸于中共中央、中央政府的正式文件中的。目前，相当一部分人总也是持这种看法，尽管对公有制的具体形式及多种经济成份并存有关的重大问题，实际有种种不同的看法。 我们现在重点关注的是，上述三种不同的经济制度目标，在何种情况下会成为社会的实际走向呢？在此，当然只能简略地谈谈某些重要方面。 某种经济制度之所以会建立或维持，从各阶级、阶层的关系讲，无非是因为相应的阶级、阶层在实际上取得了社会的支配地位。以往的历史告诉我们，某个阶级经济上最终统治地位的建立与巩固，取决于该阶级能否在政治上取得统治地位。社会经济关系的根本性变化，离不开社会各阶级、阶层政治关系的根本性变化。甚至经济关系并无根本性变化的西方议会竞选制度也是如此。因为，某个西方国家的政党，要想推行和别的政党有所差别的经济政策，首先要取得执政地位，夺取议会的多数席位或总统竞选胜利。 可是，政治上这样的关键性变化，实际是和现实的社会经济、政治状况，与各阶级及其代表人物对社会的实际认识水平相联系的。在此，更直接和重要的，是各阶层的代表人物（或集团、团体等等）所提出的经济制度目标，与现实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的契合度相联系的。这个问题，对于我国目前说来，就是刚刚讲到的三种经济制度目标或者说具体的改革目标，对于社会整体，在怎样的情况下会成为现实的选择呢？更尖锐一点，例如私有化作为一部分学者或政治人物所提出的社会经济制度目标，在什么情况下会成为社会大众的普遍赞同目标，并且真的成为社会的实际走向呢？ 我们在此，绝不要陷于以下的思维方式：某个具体的经济制度目标的提出和实现，只是一小部分人行为的结果。在这里，陷于义愤填膺式的痛斥或批判之类是没有什么用处的。不妨以苏联1989年的剧变为例。如果认为当初苏联之所以抛弃社会主义制度，只是戈尔巴乔夫的无能或叶利钦强力运作的结果，那样的解释真是太方便了。不错，苏联这样的变化确是与戈尔巴乔夫、叶利钦有直接关系的，和他们分别代表的政党、集团也是有重大关系的；但是，谁又能否认，当时叶利钦的主张——抛弃社会主义的主张是得到了很大数量的普通大众拥护的呢？而这又是什么原因呢？ 社会主义制度并不是空洞的东西，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也决不是空洞的东西。当苏联从欧洲的一个比较落后国家，在短短的几十年间迅速地成长为可以与美国抗衡的大国的时候；当苏联在欧洲抗击西特勒法西斯成了名副其实的主力军的时候，世界各国，对苏联是何等心悦诚服，那时候的苏联人民对于自己的强大国家是何等自豪。类似地，当新诞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经过短短几年，把原来衰败不堪、四分五裂的旧中国组织成一个统一的欣欣向荣的新中国，初步解决了人民的温饱问题，并形成了自己的现代工业的时候，谁又能说，那时的中国人的大多数，不是真心地认为，社会主义对于中国是极大的幸事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