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与之相反，上世纪中期之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持续地进入了快速发展阶段，社会主义国家则普遍地或停滞不前，或表面辉煌，大众生活无明显改观，政治社会生活则是长期压制或压抑。至于更早时期苏联政治上的清洗和杀戮；我国多次政治运动所造成的重大伤害，都是公众形成社会制度评价的重要因素。 当然，如果是说资本主义的血腥史，那是数不胜数的。对外残暴的侵略战争，是几乎从未断绝的。以美国而论，朝鲜战争、越南战争、伊拉克战争，都是好标本。早期资本主义野蛮史同样如此。 无论那一个社会阶层或阶级，对具体的社会制度的认同或否定，以及整体看法的重大改变，总是建立在对现行的社会制度的直接体验之上的。例如，无论俄国的十月革命还是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之所以会得到广大的人民群众的认同，是因为当时的旧制度在公众眼里已是一种失败的制度。而公众对具体的社会制度是否有可能往良性运行方向发展，或是根本不合时宜的失败的制度，主要就是根据实际的社会状况作出判断的。 这两个例子比较容易理解，因为这是俄国革命和中国革命真正广阔的社会基础。当初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和中国共产党就是认为，不仅新的社会制度代替旧制度的社会经济条件已经基本具备，而且还因为当时的俄国和中国，已具备了发动社会革命、建立新制度的现实社会条件。俄共布和中国共产党也确信，广大的人民群众能够理解这一点，把他们组织起来，使社会的政治革命和经济制度的变革真正成为现实。 但是，现在是讲社会主义制度已经运行了几十年的国家，是上世纪八十年代末的苏联；是目前正处于改革变化中的中国。这时候，社会大众对社会经济制度的选择机制又是怎样的呢？实际上，这时候的选择机制，和上面讲到的俄国革命和中国革命时期的社会选择机制，有不少类似之处的，尽管也存在着重要的差别。 就剧变之前的苏联讲，在此之前，延续许多年的苏联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的实际状况，在广大的苏联人民眼里，整体上既已显著不如勃勃有生机的早期苏联，也已比不上同一时期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公众的选择就是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之上的。这样的号称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有什么好呢？这样的问题不是某个人提出来的，而是早就摆在了公众面前。由此自然会使人民大众产生这样的想法：和这样的社会主义相比，西方发达国家的资本主义制度有什么不好呢？为什么不能实行西方国家的资本主义制度呢？这对自己的利益有什么损害呢？所以，1989年苏联（俄国）社会制度的急剧变化，直观地看，戈尔巴乔夫的无能、叶利钦善于运用铁腕手段固然是十分重要的，但这并不是苏联剧变的基础性的社会原因。要知道，对于苏联这样的大国，绝不可能单纯性依靠政治手段甚至阴谋手段达到改变社会制度的目标。 而且，即使时至今日，虽然俄国的一些社会阶层如一些老年人的生活水平与剧变之前相比是降低了，俄国的整体国力及其在世界上的地位也大幅度地下降和后退了，但现今俄国的绝大部分人还是认为，不仅不可能退回到过去时代，现今的这些问题也不能证明当初公众及政治家的选择是错误的。这些情况至少是反映了社会现实的某些重要方面。别的不说，剧变前长时期里，苏联几乎死水一潭的社会状况、消费品高度匮乏、政治上的专制形式，不可能为大众所认同。另外，十分重要的是，现今的俄国公众判断社会状况主要的参照系是西方发达国家的今日现状，而不是上世纪四十年代、五十年代、六十年代或更早时期的苏联。现今的众多俄国人自然会想：目前的俄国虽然经济和社会问题不少，但俄国也能够逐步达到西方发达国家的良好状态，因此，俄国实行资本主义制度有什么不好呢？ 上面的这些分析，直接是针对走了回头路的苏联、东欧等原社会主义国家，但是，这些分析对于理解当今中国的社会制度特别是经济制度的目标选择问题，却也有相当重要的意义的。 认为对高度竞争性的市场经济已有了相当大适应能力的当今中国大众，中国五、六十年代实行的经济制度仍然对他们有巨大的吸引力，那是大错特错了。因为，当今中国广大的社会阶层，近三十年来生活水平得到了较迅速提高，总是一个基本的事实。而这一时期社会经济水平的变化和经济体制的改革无疑有紧密联系。另一个同样重要的方面是，当今的西方发达国家，也是我国公众判断问题的重要参照系。从实践的角度讲，现在仍然认为以往实行的非竞争形式的社会经济制度还是有利于社会生产和社会生活健康、快速发展的制度，这是不可能说服人的；从普遍的意义上即从理论上，也不可能得到证明的。 这并非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资本主义的经济制度就必然会是公众的选择；而是说，发展着的现实，已经使社会大众对中国、苏联以往实行过的管制型的经济制度，形成了带有相当大程度的否定性的评价。而且，即使人们仍然说不出其他具体怎样的社会经济制度是新的具有必然性的社会经济制度，因而从长远看也是更有利于社会生产和社会生活健康发展的制度，也不大会改变人们对以往曾经实行过的非竞争性的、非市场形式的经济制度相当大程度的否定性评价。这也是现今新左派论点真正脆弱之处和可悲之处。
诚然，简单化地对以往实践过的社会主义制度加以否定，是不足取的，也是难以服人的。因为谁也无法否认，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里，管制式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也曾取得过辉煌的成就。其次，更重要的是，历史上这样伟大的社会变革，又怎么会仅仅是单纯性的思想产物或所谓意识形态的产物，而不是历史发展的必然性在某个重要时期的实现呢？ 但是，社会是发展的，二十一世纪的今天，只是强调社会主义制度较早时期的历史功绩已经远远不够了。撇开当时的社会主义实践者认识上的各种局限，那时的各社会主义国家，在经济建设方面之所以能取得巨大的成就，是与下述共同具有的特点相联系的：都是在破败的、近于废墟的基础上开始大规模经济建设的。这时候，主要与大工业相联系的巨额的社会资本的国有化，确实反映了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即使现在来看也仍然如此。除此之外，高度集中的、与战时经济近似的管制式的经济制度，也是使当时的社会生产尽速步入快车道，在较短时期形成可观的社会整体经济规模的经济制度。但是，这也正是它的局限之所在，因为管制式的经济制度不可能是稳定发展的社会持续有效的制度。所以，如果社会主义生产方式是历史必然的社会生产方式，它的具体实现形式或者说具体的经济制度包括具体的经济体制，则是需要具体论证的，是需要在新的实践中创造和完善的，也是需要从正面和反面吸取历史经验和教训的。这是一切真心地试验着、实践着不同于上世纪相当长时期里众多社会主义国家实行的经济制度的人们，必须完成的任务。 2007-10-6—11-1 附录 下面两则实际资料，可以参考： 1、2007年11月7日的《宁波日报》引自《环球人物》。最早成立于1974年的新加坡淡马锡，是一家新加坡财政部全资拥有的投资公司。20多年来一直坚持“留守本土”的投资策略——主要负责对新加坡国有企业进行控股管理。它所持有的股票市值占到整个新加坡股票市场的47%，囊括了新加坡电信、新加坡航空、地铁、港口等新加坡最重要、营业额最大的企业，几乎主宰了这个国家的经济命脉。 然而，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连续10年的股东回报率只有3%，远低于同期世界500强企业的平均水平。为扭转被动，从2002年开始，淡马锡公司把投资的重点从本土转向了作为新兴经济体的亚洲国家。 作为股东，淡马锡严格按照市场规则，监督属下企业，但不参与其投资、商业和运营决策。这些决策由这些企业各自的专业管理团队制定，并由各自的董事会监督。同样的做法也用在新加坡财政部与淡马锡之间的关系的调整上，财政部作为淡马锡的唯一股东，只负责任命淡马锡董事会的主席和董事，审阅淡马锡每年提交的财务报告。除此之外，财政部的参与机会，只存在于淡马锡在某个关联公司股份并购和出售出现问题之时。淡马锡在2002年实行新的投资战略和管理方式一年后，公司创下了高达74亿新元的利润，公司对股东的回报率提升到46%，并由此赢得了“亚洲最好的投资公司”称号。 2、据俄新社莫斯科2007年11月5日电。政治观察家马克西姆·克兰斯。列瓦达中心的调查显示，40%的俄罗斯人认为，十月革命对俄罗斯的正面影响多过负面。29%的人持相反观点。55%的受访者称，十月革命“开辟了俄罗斯民族史的新纪元”，“推动了社会和经济发展”。只有26%的人认为，十月革命“阻碍了民族发展”，“是俄罗斯的灾难”。58%的俄罗斯人相信，列宁在国家历史中发挥了积极作用。持相反立场的人只占这个数字的1/3。 全俄社会舆论调查中心的民调显示，只有4%的俄罗斯人愿意生活在斯大林时代，这些主要是上了年纪的人。1/4的民众更希望回到勃列日涅夫当政的“停滞时期”。52%的受调查者对生活在当代俄罗斯感到满意。而前几年只有39%的人这么认为。 与此同时，社会主义思想在现代仍具有很高的吸引力。46%的受访者对在俄罗斯构建社会主义的设想心怀憧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