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转型中的乡村社会及其叙事（随笔版）
一 在川西平原，我们看到农民之间基本上不再发生互助、帮忙意义上的私人合作，就是王习明老师所讲的连亲兄弟之间的帮工都要付工钱，人与人之间打交道完全是按照市场的方式来进行。但奇怪的是，市场并不是冷冰冰的没有人情味，相反，川西乡村社会到处充满着浓郁的生活气息，完全一幅“美在乡土气质中”（笔者在所调查村庄的一处墙壁上看到的标语）的生活图卷。从情感交流和精神生活的角度来看，我们在川西农村看到了公共生活形式的兴起，农民在情感方面还是需要交流的，而这种交流则主要的是在茶馆中完成的，农民以这种市场化的方式来达致一种形式的公共生活。这种公共生活是以货币为媒介达成的，人们用5毛钱买一杯茶，老板面不改色地收钱找钱，显然这是村庄公共生活的一种新形式。虽然茶馆在解放前的川西平原就出现了，但那时候的茶馆都在集市上，大概也就是从2000年以来，村里的每个村民小组都开始有了茶馆，每个村民小组一般都会有两到三个茶馆，茶馆无疑就是村民小组的中心场所，男女老少都会过去耍。笔者看到，村民在茶馆里不仅打麻将而且“摆条”（聊天），5毛钱一杯茶，大家围在一起热气腾腾的，聊得不亦乐乎。这里的老百姓一般是白天上午干活，下午就去茶馆里耍，以打麻将和打扑克的居多，晚上茶馆里也坐满了人，以“摆条”为主，也有的看电视，也会有一到两桌麻将，不时有妇女过来，并不喝茶，喝茶好像是男人的专利，妇女好像只是过来凑一下热闹，在适当的时机插上一两句，有凳子就坐下，没凳子就站着，这一般是中老年妇女，而那些年轻的妇女则多过来打麻将，甚至有的一打就是一个通宵，30岁左右的年轻妇女无疑也是茶馆的主力军。虽然镇上也有茶馆，但茶馆在村民小组的普及却说明了村庄公共生活正以一种新的内涵和形式兴起。 川西平原农村的市场化程度较高，这里农民受市场的影响较为彻底，同时村庄内部公共物品的供给也较为到位，像村庄道路、水利等公共物品较为完备，乡村集体组织仍然在生产生活中发挥主导作用。这样一来，在市场化和集体化的双重背景下，人与人之间、农户与农户之间需要通过私人之间的合作来达成的事项就非常少，单个的农户基本上完全可以应付生产、生活中的大小事情。生产生活的市场化和公共物品供给的集体化，在这里非常完美地结合在了一起，由此生成了川西平原的一些特点，比如农业生产中水利和道路由集体组织供给，庄稼收割有市场化的农业机械，农民生活中的红白喜事也是市场化的操办方式，都是厨师带着小工、厨具和餐具来承包宴席，老人去世也都是火葬，这就使得农户在市场经济背景下足以以单家独户来解决所遇到的生产生活中的问题，乡村生活相对比较和谐。这种和谐生活有两个必要条件，一是公共物品供给的较为充裕，国家和基层组织能够提供较为丰富的公共物品，从而降低农民生产生活的成本，这一点是其它很多地方所缺乏的，比如笔者调查过的荆门和汝南农村，农村生产生活中所必须的公共物品供给严重不足，农民怨气很大；二是农户有较为充足的货币去解决自己的问题，从而能够支付以市场的方式而非乡民之间合作互助的方式所需要的生活成本，于是我们就看到农民通过在茶馆里花钱消遣而达到交流的目的。这就导致这里的农民都有了经济头脑，想方设法去挣钱，大量农民在农业外做“活路”（就业），就连老年人都已经看透了形势，认为通过做小姐等方式去挣钱也是可以理解的，可见市场经济观念已经深入人心，就连它的负面效应也被接受和理解，赚来的钱则被用来维系这种和谐的乡村生活。 至此，川西农村的面相就逐渐清晰了，我们看到，这里既有市场化背景下的个人奋斗，又有茶馆这种公共生活形式的普遍兴起和存在，既有生产生活领域的高度市场化，同时又有集体组织在公共物品供给方面发挥着核心作用。我们意识到，与我们以前调查过的村庄相比，与我们以前对村庄的想象相比，川西平原的村庄社区显然是一种新的村庄社区类型，或者说是一种新的村庄共同体类型，不是那种农户之间温情脉脉的滕尼斯意义上的社区共同体，也不是费孝通意义上的功能共同体，更不是日本学者基层自治意义上的共同体，而是农户与农户之间以市场经济意义上的链接方式组成的新的生活社区，在这一生活社区中，市场化成为人际关联的准则，新的公共生活形式以货币为媒介达成，同时社会主义的集体传统仍然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基层组织为社区内部的生产生活提供了较为充裕的公共品，这种社区生活共同体为扩展我们关于村庄共同体的认识提供了一种新的类型。在川西农村，我们看到，村庄社区正在发生变革和重组，社区生活中新的结构性要素开始形成，乡村社会变迁中并没有呈现出村庄共同体消解的单线式图景，我们反而看到了一种新的社区生活共同体的正在成型。 从这个意义上来讲，笔者并不欣然接受四川农民的日常生活更多在基层市场体系里的判断，在笔者看来，基层市场并不能够代替村庄内部的社区生活，在当前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集体传统的双重背景下，川西的村庄显然是一种新的社区生活共同体，这种新的村庄类型对于我们理解中国村庄类型及其变迁提供了莫大的启发。施坚雅在研究近代四川农村时提出基层市场视角，自然有他的道理，但真正的问题是，选择哪种视角应该由我们所关心的问题来确定，川西平原的社区生活共同体让我们看到了乡村社会变迁的另一种机制与逻辑，在川西乡村社会的变迁中，我们看到了市场与集体的和谐，私人生活与公共生活的和谐，乡村社会的公私关系以市场为基础达成了一种新的平衡关系，这与各地农村公私关系的失衡相比显然是非常有特点。当然，这里所讲的公与私是有特定内涵的，“公”是相对于单个家庭和门户而言的，凡超越于单个家庭和门户的结构性力量均看作公，既包括国家建构之公，又包括村庄社会内部之公，“私”则是指单个家庭和门户以及与之相应的机制与逻辑。 二 在市场经济的背景下，健全的乡村组织和有保障的公共品供给是川西平原上这类新型村庄社区得以形成的前提，是公私关系能够重构平衡的关键所在，并且带来了这一类型村庄的良好治理形态。这让我们想起了江西的宗族型村庄，村庄内部的公共物品供给也较为充裕，村级负债较少，也是村庄治理的一种善治类型，只不过是一种较为传统的类型，在这类村庄中，由于宗族、祠堂、村庙等结构性要素的存在，公与私也保持了一种大致的平衡，即以祠堂为中心的公和以门户为中心的私是协调的，或者说村庄生活当中具有一种平衡机制，这种平衡机制表现为它对市场和国家力量影响的消解或者利用。所以，在川西和江西两地的村庄，由于村庄内部有一种平衡机制在起作用，乡村治理能够相对于全国其它区域达到了一定程度的善治，乡村社会变迁不至于过于扭曲和失衡。不过在笔者调查过的湖北荆门和河南汝南农村，情况就大为不同了。税费改革以后，荆门农村的基层组织撤出了农业生产领域，老百姓生产生活中必需的公共品供给比如道路、水利等非常糟糕，农民单家独户以货币为手段来解决这样的问题需要付出很大的成本，农民的怨气很大，同时，农民在情感和精神生活层面的公共交往需求也是非常突出的，但乡村组织的公共文化服务职能基本上丧失殆尽，农民只能靠地下六合彩和地下教会来打发时间。荆门农村的问题是，国家建构起来的公共合作和公共生活急剧衰退，市场经济虽然同样进入了乡村日常生活，农民也都在热火朝天地追求货币财富，但市场却无法在公共物品和公共文化生活的供给方面有效跟进，迫使农民没有条件也要创造条件以农户为单位用市场化的手段去解决自己生产生活中的问题，大大增加了农民生产生活的货币成本，从而导致了公私关系的严重失衡。河南农村的情况与湖北农村的情况相似，税费改革后基层组织由于现实条件的制约而无法有效地落实公共服务职能，村庄内部道路失修垃圾成堆，农田里沟渠堵塞，不旱则涝，更谈不上集体性的文化生活了，迫使农民在现实生活中转而借助于私人之间的帮忙和互助来解决问题，但这种私人之间的帮忙与互助不仅作用有限，而且更为严重的是，这种私人化逻辑进一步瓦解了乡村社会中的公共规则和公共逻辑，所以，在汝南农村，我们看到了公共生活和公共合作的急剧衰退，私人化逻辑开始占主导地位，在生产生活乃至村庄治理中占主导地位的都是基于私人逻辑的合作和互动，公私关系严重失衡。 这样一来，在当前的乡村社会变迁中，我们就看到了两种私的存在，一种是川西平原和荆门农村的市场经济意义上的精于算计的私，另一种私则是河南农村有一整套乡土性权利义务关系的私。不同的是，在川西平原，公共组织和公共生活及时跟进了或者从来就没有离开过这种私的逻辑主导的日常生活，在这里我们看到，市场经济意义上的私型构了一种新形式的公共生活，比如村民小组里的茶馆。在荆门农村，市场经济意义上的私却无法达成公，正是人与人之间的理性算计导致了公的不可操作化。而河南农村，乡土性的私非但没有带来公共性逻辑的跟进，反而进一步瓦解了公的力量和逻辑，致使村庄治理也越来越倚重私人化的力量，在这里，私的增加导致了公的远去，公越来越无法操作，农民转而寻求一种抽象的公。 同样，对于公，我们也有了一种新的理解，河南农村的公原本主要是从外部建构起来的，或者是国家力量或者是另外一种超自然的力量。而江西宗族型村庄的公，则有两种，一种是地方上的，即村庄和宗族之公，一种是国家建构的村组系统，在江西农村，二重化的公并行不悖，大多数时候相安无事，并由此生成了江西宗族型村庄乡村治理的特点。在川西农村，集体、市场和乡村社会都会产生自己的公的形式，村组系统在村庄公共品供给中发挥主导作用，以市场为基础产生了茶馆这种公共生活形式，并且乡村社会还有非常频繁的庙会，正是这些众多结构性因素的存在，才带来了乡村社会变迁中公私关系的平衡，带来了乡村生活的和谐与村庄的善治。江西农村也是如此，正是双重化的公才使乡村社会变迁中公私关系的失衡不至于太严重，表现为村级负债较少，公共物品供给较为充裕，乡村治理还算良好。川西农村和江西农村是笔者在全国农业型地区做调查时见过的两种村庄善治类型。荆门农村的情状就大为不同了，公的单一化导致乡村社会变迁中公私关系的严重失衡，并带来乡村治理的恶化，公共物品供给严重不足，公共文化严重匮乏，地下六合彩和地下基督教蔓延。河南农村的乡村治理与荆门农村治理的情形大致相同，不同的是，河南农村还有一个抽象的公的存在，这种抽象的公就是抽象的国家和国家领导人、青天大老爷，表现为农民对中央电视新闻的高度信赖。在河南村庄，虽然现实层面乡村治理恶化、乡村生活失衡，但农民却转向了对并不具有操作性的公的依赖，乡村社会因此表现出了少有的韧性和弹性，治理改善的空间相当大，正如一位老人所讲的，“只要干部好好领，群众还是听话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