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在上述对公与私重新理解的基础上，我们就可以对乡村社会变迁中公与私的关系在一个较为抽象的层面上进行初步的讨论。一个总体的看法是，乡村社会中的公、私及其关系在近年来发生了一个非常剧烈的变化，而这个变化在不同区域农村的具体机制又是不同的，而对不同机制的探讨反过来则可以丰富我们对公私关系的理解。于是，就笔者目前的调查而言，我们看到，急剧的乡村社会变迁中，由于川西农村和江西宗族型村庄拥有较多的超越于单个家庭和门户之上的结构性力量即本文所称的公，这些村庄的公私关系相对比较协调，没有出现严重扭曲和失衡，所以，村庄治理也就更多地表现出了善治的特征，而湖北荆门农村和河南农村，在近代以来的民族国家政权建设历程中，现代国家权力的进入较为彻底，原有村庄内部的结构性要素被国家权力建构起来的公所取代，并且在改革开放以后的80年代也没有像南方宗族型村庄那样出现一个宗族的复兴，在90年代以来市场经济也没有跟进公共物品和公共生活供给，这就导致这两个地区的村庄治理中的公比较单一化，在急剧的乡村社会变迁中，公私的摇摆幅度较大，从而带来了较为严重的失衡甚至是断裂，乡村生产生活表现出较多的失序和乱象丛生，乡村治理出现混乱并一度恶化，也正是这种状况才有了湖北乡镇党委书记李昌平上书总理直呼“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才有上海学者曹锦清以河南农村为对象写出了轰动朝野的《黄河边的中国》。 公私关系在上述四种不同类型村庄的不同变迁机制让我们明白了这样一个道理，即乡村社会变迁中公与私的关系是非常复杂的，不是一个简单的单向度的孰多孰少、孰进孰退的问题。乡村社会公私关系中最重要的地方在于二者是否协调，而非公与私的性质和多少，公与私的相互调适和协调才是问题的关键。我们在调查中看到，正是公与私的相互协调才带来了川西和江西农村的和谐与善治，同时也正是因为公与私的失调才导致了湖北和河南农村的失衡和无序。所以，我们在考察当前乡村社会中公私关系的时候，并不是非要寻求一种静止的公私关系模型，而是要去寻找公私关系的调适和协调机制，这样一来，就有两个问题需要引起我们的注意。一是当前乡村社会中的公私关系并不是“去集体化”和“无公德个人”这样的单向度概念所能够解释得了的，即公私关系并不是一个简单的公共逻辑衰退和私人化逻辑张扬的过程，而是处在一个消解、建构和重新组合的过程中；二是从性质的角度来看，在乡村社会变迁中，公与私的性质显然发生了一个剧烈甚至是颠覆性的变化，这就要求我们不能以一种静止的公、私概念及其关系模式来理解这种变化，比如学界惯于从西方公共生活理论出发来衡量今日农村的公共生活，或者通过对前现代乡村社会的公共生活形式的考察来给当代农村公共生活确定标准，都是非常不妥的。我们应该看到，当前乡村社会中的公、私及其关系正在重新转换、组合和生成当中，当前乡村社会变迁中的公私关系叙事显然应该坚持一个开放的叙事结构，以期将新的元素不断地开放出来。 三 也正是基于公私关系正在调适和重构这样一个立场，我们看到，即使在公私关系摇摆比较剧烈失衡比较严重的湖北荆门农村和河南农村，公私关系也处在一个重构平衡的过程中。在湖北荆门农村，分田到户以后，村组公共物品在80年代都是由村组提供，而村组的公共文化生活如每一个月放一次电影等是由乡镇文化站提供，但到了90年代以后，公共文化生活就没有了，电视开始普遍进入私人家庭，村庄道路、水利设施年久失修，农民负担沉重，干群关系高度紧张，税费改革后，基层组织退出生产领域，农民开始单家独户解决生产生活中的问题，公共组织严重缺位，公私关系严重失衡。笔者在近年来的跟踪调查中发现，荆门农村在经历了剧烈的不平衡之后逐步形成了一种新的平衡模式，这里的农民和乡村干部好像都很理性，很快适应了税费改革后的情状，“农民种自己的田，干部拿自己的工资”，干部知道群众不会配合自己做事，群众知道干部也做不了什么事，村民们一心埋头赚钱打造自己的幸福生活，基层组织以软指标的硬指标化来实现自我定位，倒也相安无事。这种公私关系的平衡模式是农民和基层组织互不相干的模式，是一种“油和水”式的平衡，这是效果最差的一种平衡模式，主要是乡村组织的退出和市场的无法跟进，是现实条件约束下迫不得已的选择。这一平衡模式的生成主要是由于现阶段国家农村发展战略的转变，相继实施了税费改革、取消农业税、粮食直补、新农村建设等一系列惠农政策，使得农民有可能越过基层组织而从上级政府尤其是中央政府那里获得好处和实惠。在这一平衡模式之下，荆门农民动辄利用国家法律和政策与基层组织周旋，从而最大限度地保护自己的利益，这里的农民越来越抛开基层组织直接面对国家，这在税费改革和土地的二轮延包中已有鲜明的体现。 河南农村老百姓的民愤一直是比较大的，在90年代，农民的负担沉重，甚至是派出所民警带着枪跟着工作队到村里收粮，同时政府“逼民致富”之类的干预特别多，并且多是劳民伤财，干群关系高度紧张，公对私极度干预带来了公私关系的严重失衡。税费改革和取消农业税以后，乡村组织匆匆忙忙退出，公私关系大幅度摇摆，带来了干部和村民的不适应，老百姓现在基本上看不到乡村干部，乡村组织基本上退出了村庄公共物品供给，村道道路失修垃圾成堆，村外的田地里的沟渠堵塞严重，导致大片良田不旱则涝，农民怨声一片。但最近的调查也显示，老百姓在私人生活领域非常平和，大家都忙着挣钱去了，只是在公共治理领域才会有抱怨，但农民的诉求点并不指向现世的基层组织，并不积极去寻找具体的方法和途径去解决问题，而是诉诸于一种抽象的不可见的、不具有操作性的公，这种公是省委书记、国家领导人，老百姓希望国家领导人直接解决他们的问题，但他们又与荆门农民不同，荆门农民非常理性的根据法律和政策从国家那里要好处，是具有操作性的，而河南农民则完全是一种美好的道德期待，根本不考虑现实性和操作性。这样一来，河南农民在基层组织靠不上、指望不住的背景下，转向了对村庄外部的无法操作化的公的依赖，一个突出表现就是不信任基层干部而高度信任中央电视新闻，正是通过这种方式，公与私也达到了一种平衡，这种平衡是最特别的一种平衡模式，公与私的平衡不是同一层面上实现的，而是具体的私与抽象的公的平衡，这种平衡模式使乡村治理和乡村生活表现出了双重化的特点，即私人生活的和谐与公共治理领域的问题丛生，但老百姓又对抽象的正义和公平抱有希望，乡村治理和乡村生活最富有弹性和韧性，乡村治理改善的空间最大，也最容易操作，关键是要取得老百姓的信任，唤起老百姓对公平正义和真善美的追求。这种具体的私与抽象的公的平衡模式不仅体现在村庄治理中，还体现在乡村日常生活中，现在，农村家庭代际关系失衡，老年人地位迅速下降，养老问题成为一大难题，社会风气不好，农民尤其是老年农民对此有非常强烈的抱怨，表达出了他们的强烈的看不惯，为什么就没有像川西农民那样有一个坦然的态度呢，因为农民心中依然有着对抽象正义和公平的追求，他们的抱怨出于对真善美的向往，但在他们具体的私人生活中，却出现了很多令他们不满意的的因素，也正是在这种具体与抽象之间，农民的内心世界获得了一种平衡，乡村生活也获得了一种和谐，这种新的和谐并不是人际关联的理性化带来的，而是在这种具体与抽象之间获得的，这是一种非常独特的平衡机制。
如上文所述，湖北荆门和河南汝南两地农村曾经严重失衡的公私关系在税费改革后也出现了一个重构平衡的趋势，并且初步型构了新的平衡模式。那么，前文提到的川西农村和江西农村的公私关系平衡模式是不是就是永恒不变的呢？显然不是，因为在急剧的社会变迁中，静止的公私关系模式是不存在的，公私关系的平衡机制时时处在变动中，川西农村和江西农村公私关系的平衡模式也面临着新因素的冲击。在川西农村，税费改革和乡村体制改革之后，公私关系平衡的基本力量基层组织也出现了弱化的趋势，我们在调查中看到，越来越多的村民小组长表示不愿意干了，因为现在收钱非常困难，并且工作越来越不好做，待遇又低，如果没有村民小组代表会议的存在，村民小组长早就撂挑子不干了，现在年轻村民大部分外出务工，村干部的合适人选越来越少，党员年龄结构严重老化，后备干部严重不足，基层组织和基层干部队伍建设都面临着较为严峻的问题，如果基层组织不能在公共物品供给方面发挥主导作用的化，公私关系的平衡模式将会被打破。另一个因素是，由于市场经济的渗透较为彻底，农民追求货币财富的手段将会异化，目前就出现为数不少的年轻妇女外出做小姐，俗称“开妹妹店”，并且离婚现象非常普遍，婚姻家庭不稳定，这些无疑都会给乡村社会的和谐带来负面的影响，而基层组织现在基本上不干预这些方面，如果任其发展势必会引起公私关系模式的变化，向哪个方向变化仍然是一个不可预知的问题。而在江西农村，随着外出务工的增多，在外定居或者常年在外的非常多，村庄生活的吸引力越来越小，农民生活方式和生活观念迅速城市化，宗族的行动能力越来越弱，在公共物品供给上的作用越来越有限，尤其是在新农村建设的背景下，农民的主体性的发挥越来越成为一句空话，如果没有政府的投入和推动，新农村建设的江西模式根本无法维系，笔者在寻乌等地调查时发现税费改革后江西农村的治理状况和逻辑越来越与湖北荆门相似，宗族等结构性力量也只是在红白喜事等有限的领域发挥作用，在永新农村，原来的三季稻和两季稻已经被单季稻所取代，但种植时间并没有变化，只是有的稻子刚插秧，有的田块就该收割了，导致农时根本无法统一，病虫害泛滥但无法统一管理，农技站的灾情预报都没办法做了，面对这种情况，不管是宗族还是村组系统都无能为力，也就是说，宗族型村庄公私关系的平衡模式也在变化中，一旦宗族等结构性力量退出，目前的平衡模式肯定会被打破，并面临着重构，但方向在哪里仍然是不清楚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