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在绵竹大乘村调查，数次听到当地人讲“勤快人的日子好过，懒人的日子不好过”的话。尤其是村支书一再强调在富庶的川西平原，简直是遍地黄金，只要勤快，人们可以生活得十分安逸。村支书不仅办了一个机械厂，而且在德阳市开有一家火锅店，仅火锅店每日营业额即达2000元以上。显然，大乘村书记的日子是好过的。但大乘村日子不好过的村民也多，小小大乘村，超过30岁还没有结婚的光棍就有30多人。其中仅五组就有10多个光棍。从我还有些见识的调查经验来看，大乘村的光棍数量的确多了点，而与川西平原的富庶太不相称。
因为不仅听到书记讲“勤快人与懒人”这句口头禅，而且多次听到村民这样讲，徐楠谈调查感受时说，看来川西人不好逸恶劳，对勤快的评价高，对劳动持十分正面的态度。的确，我们在村里调查，也没有听村民讲外出打工如何辛苦，对外出打工及在家务农有什么抱怨。川西农民不怨天尤人，这与其他地区农村调查时常常听到强烈抱怨和不满，形成了对比。
不过很快，我们关于勤劳的川西人的印象就受到了挑战，一是农闲时节，村里茶馆打麻将的人极多，以致打麻将成了村民农闲时节的主要生活。二是川西人会过日子，办婚丧事时，大都吃得很好，一般居家过日子也吃得好。村子里常有庙会，每次庙会都是十分地热闹，饱餐一顿是肯定的了。甚至有村民到城里打几天工，然后再用打工赚的钱到茶馆打几天麻将。村民赚了钱就会吃掉或玩掉。也因此，村会计的妻子总结说川西人会赚钱也会花钱，主要花钱是即时性的消费如吃和打麻将一类的玩。而缺少积累。
会赚钱也会花钱，也可以叫做勤劳，不过，至于勤快人与懒人的口头禅，具有远多于此的内容。川西平原的富庶是没有问题的，这种富庶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因为具有良好的灌溉条件，种田基本上是旱涝保收。川西农村人口比较密集，人均耕地1亩多一点。靠种田致富是不可能的，但种田解决温饱是绰绰有余的。因为有良好的灌溉系统，种田所花时间极少，农户用于种田的时间一年加起来也不会超过两个月。剩余的农闲时间，农民就可以进城务工赚钱。恰恰是川西平原作为四川最富庶的地区，城市密集，城里有大量的务工机会。村民利用农闲时间就近进城打工，一年的收入是远超过种田收入的。
如果一个农户主要是种田而不在农闲时间进城打工，则虽然这户种田的农民也可以到茶馆到麻将，他也是不敢打大一点的，办起事来，酒席上也不可能丰盛，平常家庭的生活条件也比较差，这在重吃重过日子的川西农村，实在是日子不好过的表现。而如果农户在农闲时间进城务工，则他一年收入，足以衣着光鲜，吃得很好，在打麻将时也不那么小气，他们的日子好过。
因为村民中一些人吃穿都困难，出手也不大方，日子不好过，这样的人就被人瞧不起，尤其被村中经济条件好的人瞧不起。而在富庶的川西平原竟日子不好过，那不是懒是什么？村中那些穷的人及懒的人成为好逸恶劳的典型，而被村民挂在口头上所批评和不齿。也正是这种强有力的声音，使我们刚一进村即感受到了勤劳致富懒惰败家的舆论，并因此得出川西人勤劳的感受。正是因为村庄中存在懒人，村庄中才会产生强有力的针对懒人的关于勤劳致富的舆论或意识形态。这个逻辑显得有点吊诡。
不过，农民在农闲时间进城打工的收入虽然较仅仅种田要多，却也很难富起来。因为当地农业良好的灌溉系统，大量农村劳动力被从土地中解放出来，可以进城务工赚钱，以致当地城市劳动力市场的工价对进城务工农民十分不利。前几年城里建筑市场的小工价格为20元一天。这相对于四川以外建筑市场的工价，足低了近一倍。
更重要的是，即使城市务工收入还高一点，进城务工也很难让农民致富，而仅仅是生活过得好一点，吃穿好一点，打麻将时大方一点，而远不可能如村支书一样发财。
因为村中懒人多，这些人农闲时间喜欢麻将而不愿进城务工，大乘村支书曾召开村民代表大会决定禁止村民打麻将，并组织村组干部巡逻，凡是村民打麻将，一律将麻将没收。但“禁麻”不到半年，村民生出很多事来，尤其有两个事情让村支书无法将“禁麻”进行到底，一是因为“禁麻”，村民无事可做，就有村民上访说村集体的帐目有问题，弄得上级来查过三回。二是村民指责说书记常到市里打麻将。这是事实，且书记打麻将，赌的金额远远超出村民打麻将的输赢。
客观地说，大乘村支书“禁麻”并非恶意而是希望村民有时间都用在生产上面，勤劳致富，总是打麻将，靠种田来混日子，家庭建设就搞不好，年轻人就娶不上媳妇，娶上媳妇的家庭也容易闹矛盾，妻子也会因此跟人跑掉。大乘村不是已经有了很多例妻子跟人跑掉的先例么？
但村民能发家致富的，可能主要不是勤劳，这里是指农闲时间进城出卖苦力，而是聪明和好机会，不是务工而是经商，不是出卖苦力而是想出好点子。比如，村支书办工厂和开火锅店。村支书未必比一般村民勤快，但他点子多，关系广，他就可以赚大钱，他也就有资格到外面打麻将，就可以大把地输钱和赢钱。
村主任也是日子好过的，但村主任也并不外出务工。他用稻草种菇，赚了几万元钱，村干部的工资一年也有8000元左右。种草菇是一条致富的途径，村中一些想致富的农户就不断扩大种草菇的规模。小小大乘村，2007年我们调查时，种草菇面积竟超过300亩，其中一组组长种了20多亩。每亩投资上万元，种草菇就不仅要有一定的资金，而且尤其有风险。恰在我们这次调查期间，正是种草菇的黄金时间，川西竟连下10多天阴雨，这是最近多年没有的事。10多天阴雨使稻草霉乱，草菇产量大受影响，今年种草菇是亏定了。一组组长贷款10多万元，这下子亏得血本无归了。
大乘村三组组长今年孵小鸡则是大大地赚了。我们到他家看，他家孵的小鸡正在出售，正常情况下，他今年可以赚五万元是不成问题的。不过之前他已连亏三年，他养猪亏，养牛亏，养鸡也亏。他妻子因为年年亏，担惊受怕，不知道哭过了多少回。今年好了，一次性都赚回来了。不过也够惊险的，要不是因为川西今年爆发猪蓝耳病，猪肉涨价带动鸡肉涨价再带动小鸡涨价，他今年也不可能赚这么多。不过，在三组长赚钱的同时，村里养猪的农户就亏惨了，因为猪都死了。
无论如何，在川西农村，农民已经进入到市场体系中来。并因此不得不承担市场的风险同时又获得市场的好处。村中有人因为点子多，胆子大，机会好，而赚了很多钱，成了村中富裕人群。同样，又有人因为机会不好，而赔得惨了。村中真正致富的农民，都不是单靠进城务工的农民，更不是仅仅种田的农民，而是敢于到市场上一博的农民。
大乘村支书的话里表现出对懒人进而是穷人的强烈鄙视，认为之所以他们没有富裕，是因为他们好逸恶劳，没有在农闲时间进城打工。但农民进城打工可能仍然不能致富，因为致富的原因关键不在出卖苦力，而在好点子和好机会上面。
问题的严重性还不在这里。大乘村已有30多个光棍。而大乘村处在川西平原，是四川最为富庶的地区。如果大乘村的年轻人也娶不上媳妇，则那些经济条件更差地区就会有更多光棍。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人娶不上媳妇？在大乘村，因为父母一般不会为子女婚事“操心”，年轻人要能娶上媳妇，就需要他们年轻时的奋斗。问题是，当他们年轻到外面出卖体力多年，似乎有了结婚所需积蓄，他们的年龄就已经大了。稍有不慎，他们就滑过了最佳的结婚年龄，而可能永远不再能娶上媳妇。一旦娶不上媳妇，不能成家的也就不能立业，他们就会自我放弃，他们为什么要到城市出卖体力赚钱？他们懒懒地种田，再喝点小酒，农闲时到茶馆打打麻将。有一分钱花一分钱。甚至到城里打几天工赚点钱再回来吃和玩掉，再到城里打工，如此循环。运气不好又更懒的一些人，则干起小偷小摸的事情。大乘村的治安很好，就是小偷小摸问题严重。偷点摸点换成钱，然后再吃和玩掉。
这些人是懒人，懒人日子不好过，千真万确。不过，这些懒人的懒似乎是结果而不是原因，他们是因为错过结婚的年龄，又不再可能真正富起来娶回媳妇，因此对未来丧失信心，因此抱定混日子的心态，过一天算一天。他们往往不是因为懒（而是因为运气不好，家庭条件、身体残疾等）而成为光棍，而是成了光棍才变懒。
在川西平原，关于懒人的口头禅已经成为强大的意识形态。村中富裕的村民，都瞧不起那些整天到妇女老人堆里打麻将将混日子的穷人（中青年男性村民），认为这些人是让人瞧不起的人。但这些人的闲暇时间，是不可能到镇上茶馆打输赢很多钱的麻将的。反过来，村中富裕的村民则聚在一起打麻将，或到镇上打麻将。且尤其有趣的是，村民组长也越来越由十分忙碌的经济条件好的村民来担任，而那时时间虽多却很穷的村民，自己都穷，被人看不起，还能当组长？村组干部和村中经济条件好的村民越来越互换成为一个圈子，而村中经济条件差的村民则成为另外一个圈子。
经济条件好的精英圈子，越来越用勤快和懒惰的话语解释日子好过还是不好过的现状，越来越有内部认同（因为大家都是勤快人，不然为什么经济条件好），越来越有道德优越感。而整天混迹于老年人和妇女中的经济条件差的村民（中年男性），则越来越处于道德劣势，越来越边缘化。尤其是村中光棍，就越来越看不到被纳入到村庄主流认同的希望。也因此越来越少重新振作起来的希望。
在一个小小的村庄熟人社会内，也就至少出现了两个相当封闭的青壮年男性群体、相互来往不多，不太认同、意识形态也颇有差异。其不同之处只是在于，精英群体掌握着话语权力，这个话语权力将村庄中失败的壮年男子描绘成一群懒汉。这种话语进一步加剧了弱势群体的自卑感和自我放逐。而这种对立，在毛泽东时代是已经消灭了的。但看来将来还可能有进一步的加剧。
这对于中国农村的未来，的确是一个新的问题。
2007年11月4日晚
于江西鹰潭上清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