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摘要：现代经济学“中国化”是一项浩大工程，抓住关键指标和理论概念可以化繁为简。这里提出的是基尼系数中国化算法课题。作者于2006年2月提出这一问题后，在一定范围引起议论重视。2007年初，我国贫富差距调查被重新启动，新调查的基尼系数没有公布，但是中央政府却成倍加大了缩小贫富差别的政策力度和紧迫性。 就中国基尼系数算法致国家发改委 胡志平 最近（2006年2月），国家发改委通过媒体向全国公布了我国城市居民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指标。即已经达到贫富差距合理值的上限――0.4左右。国务院发改委同时也认识到“0.4”系数的评估――这还是在各种岗位外收入、非正常收入难以准确估计的情况下做出的。此间，有著名经济学家从困难方面估计：我国贫富差距拉大的现状将在短期内难以解决。也就是说将在一段时期内成为制约经济和就业的大难题。 笔者认为，国家和经济学家还应该把上述问题再估计得更充分、更科学一些，才有利于解决中国的问题。因为我国目前的经济学体系主要还是对西方现代经济学在“拿来主义”基础上的生搬硬套，目前仍然存在西学方法没有“中国化”的诸多问题。发改委公布的上述基尼系数指标，主要是依照全国城市居民个人收入的统计资料和国有大型企业提供的职工个人收入情况，并在此基础上确认的基尼系数0.4。这与西方国家的基尼系数算法没有太大区别。 我们知道，“基尼系数”是指国际上用来衡量国民收入分配差别的一个通行指标。经济学通常把0.4作为收入分配贫富差距的“警戒线”，认为0.4－0.6为“差距偏大”，0.6以上为“高度不平均”。 长期以来，西方国家都是采用统计国民个人收入的算法来确认基尼系数指标。中国的基尼系数应该怎么算？笔者认为，中国不能采用西方国家的统计方法，而应该采用以单个家庭平均收入的（抽样）统计算法来确认我国的基尼系数指标。
理由如下： 一，中国国民的个人收入仍然保持着传统的家庭收入特征，绝大多数夫妻双方的收入甚至未婚子女的收入都还维持着全家共同开支（尤其是购置房产、交纳学费和医疗费）的传统方式。我国和西方国家不一样，夫妻之间可以实行AA制，双方的收入和财产在一般情况下可以互不干扰，他们各自享有（包括未婚子女）支配个人收入的最大自由。 二，中国的家庭组合观念与西方国家也不一样。西方国家婚配方式主要以“一见钟情”的恋情为基础，自由结合和自由离散的概率都很高。中国仍然讲究“门当户对”和男女条件相当。正是由于这种中国式的“理性”和“实惠”，也就造就了中国的贫富不均将与婚姻、与家庭关系十分密切。比如在企业，丈夫是高管，妻子不是高管也是仅次于高管收入的级别。这样就可以计算出：假设丈夫年收入40万元，妻子年收入30万元，如果是4口之家，家庭平均收入则是17.5万元。而如果是普通工人之家，丈夫年收入是2万元，妻子如果能找到工作，年收入则是5000元，按平均四口之家算，家庭年均收入则是0.62万元。两种家庭的平均收入差距很大。 三，中国是在拥有数千年封建社会根基上创建现代市场经济，这种背景更不同于西方国家的文化背景，其基本特征仍然表现在家庭方面。比如，一人得到，鸡犬升天。表现在就业和就业收入方面，如果家庭中有一人拥有社会权力资源，实际上其妻、其子、其女、妻舅、其姨、其妹、其兄……可能均获得就业岗位或高收入岗位。反过来，一个低收入职工实际上也不可能占有任何社会权力资源分配，其妻、其子很可能就没有任何岗位和收入。 所以，根据中国传统习惯势力所组合的家庭情况看，用西方那种基尼系数统计算法，就不能真实反映中国家庭之间平均收入的贫富差别。打个简单比喻：一个望族家庭，其父兄姐妹妻子儿女100多人在国有企业都是科长处长以上的高收入岗位，我们有没有可能因为这个家庭的平均收入很高而劝其让出一两个高收入岗位给另外的同样有才干的、家庭平均收入较低者？不可能。同样，有一个一家四口人人就业的家庭，我们有没有可能劝其少一人就业把机会让出来给那个一家四口只有一人就业的家庭？不可能。既然中国机会不均等，我们就不能把在西方可以确证的经济学拿到中国来生搬硬套。 我估计，如果采用以单个家庭平均收入的（抽样）统计算法来确认我国的基尼系数指标，可能结果不是0.4，而是0.7左右。 中国在改革进程中要高度警惕照搬西方经济学，高度警惕陷入拉美陷阱。国务院发改委应积极倡导一种新的人才标签制度，鼓励取得西方现代经济学博士学位的经济学家积极实现西方经济学“中国化”。 胡志平，2006年2月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