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救济权 司法救济实践告诉经济学人市场的界限(下)



(接续上集)

市场化的影子跟到哪里,那里的平民便会倒霉,不单单是法律服务领域。市场化的确使得很多领域得以发展,但却让平民难享发展的成果。举法律之外的两个例子。

电话电视提供的信息和传媒服务也在市场化。刚刚开始装家用电话的时候,要出几千块钱还要找熟人说情。现在则很少费用乃至连话机都奉送用户了。

伴随着新农村建设,有条件的农村都要搞“村村通”,包括电话通、电视通。政府免费给农民安装电话架设电视信号传输设施,一时间演绎了农村一幅歌舞升平富足繁荣的新景象。

 司法救济权 司法救济实践告诉经济学人市场的界限(下)

但是好景不长,很快农村家户的电话纷纷报停机,原因是按月收取的座机费让农民心中不爽,本来就没有多少事情需要打电话,串门唠嗑是一种消遣,现在却要白白付出座机费。在农民看来,那个白白送来的电话机,不过是一只政府部门索要费用的手而已。现在农村的农话网络基本处于多余状态,很多都被青年农民手中廉价的手机取代。

电视数字化之后,城里的电视从可以收到十几个频道增加到几十个频道信号,如果再付专项费用可以收到百十个频道,而周边农村的电视却从十几个频道缩减到三个频道:一个CCTV-1,一个省级官方频道和一个市级官方频道。广播电视部门没有学着电信部门把闭路电视快速架设到农村,担心农民也把它看作是有一张“收款单”。其实城里的很多贫民以及租房居住的农民工也有很多只看两个免费频道的,因为数字电视除了几百元的机顶盒费用外还要按月交费,有些频道更是要专项交费。

中央和地方政府要单向向穷人灌输这个精神那个精神,要让他们和谐生活,自然也就不再提对剩余的两个频道收费的问题了。如果这些节目也要收费,则他们宁愿躺在田埂上晒太阳讲鬼故事也不愿意看歌颂市场经济万能的电视了。

深圳东莞珠海等毗邻港澳的地方,农村都可以收到港澳的许多套电视节目,看到内陆民众看不到的新闻。这些频道都是免费的。每个国家都有官方的电视广播频道免费对国外开播。

今后CCTV-1和省市地方政府台会不会收费?应该不会。因为政府把自己的政治需要当作民众的必要需求了,如果认为不是必须需求的,则很可能也会收费。从此一点可以看出,政府对必要需求的东西不能搞市场化这个道理其实也是有所认知的,但是自觉不自觉地忘记自己的应该扮演的角色而去充当市场角色却是政府更加经常犯的错误。

同样,当前涉及民众必要需求的基础交易、基本医疗、基本住房、粮油价格等等方面日益积累的民怨,都是因为把市场化不适当地引入造成的。

 

鼓吹市场化的人士其实都应该是支持“只给富人盖房”论调的,因为这里的“房”是商品房,不是福利房。但是好像学界在鼓吹市场的同时也有很多人反对这种房地产领域的市场化理论。现在,新的廉租房制度就要实行了。不过,这个制度依然拖着一个市场化的尾巴。说明市场化叫嚣对政府决策的影响之深。政府现在缺乏一套理论的支持,处于左右为难境地:一方面是市场化人士的鼓噪,要进一步推进市场化,另一方面是穷苦阶层的不满情绪在酝酿,企盼社会救助增强。但是,社保体系推进缓慢,对方政府对社保的积极性远不及对推进市场化高涨。

看来,市场化的问题压根儿就不是“要不要”的问题,而是一个“哪里要”的问题。

 

司法界在推进法律服务市场化的过程中已经认识到市场的缺陷和无能之处,已经在用非市场化的司法援助制度加以弥补。那么经济学人在卖力推进市场化的时候,有没有考虑到市场化对穷人的冷漠和怠慢?有没有考虑它有其不能之处?有没有准备好一套弥补预案?还是认定推进市场化而牺牲穷人的权益是在所难免?

实际上,政府主导的非市场方式的社会基本保障制度,就是司法领域之外的社会救助制度。已经是对市场之无能和副作用的补偿。可惜的是,很多经济学人为推行市场化,不惜唱衰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和完善。

《西方经济学的终结》指出,必要需求领域是一个非市场化的领域,市场化一定是基于对必要需求的充分保障之下才能够平稳运行。因此,基本的社会保障制度体系,恰恰是推进非必要需求领域市场化的基础。基本社会保障体系的完善性和稳定性,决定了非必要需求领域市场化的稳定性。(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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