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关键词：中国特色 市场运营 官商勾结
从古到今，反腐倡廉是每一任政府的头等大事；从中到外，反腐倡廉是最重要的议题，而腐败的核心从小方面是收贿受贿，从大的方面讲就是官商勾结，形成利益联盟集团了。本文仅仅以中国特色为例，就官商勾结的主题谈些历史渊源与分析性观点。
官员从何而来？学而优则仕，而求学几乎成为中国古代穷学生谋取发展与光宗耀租的唯一道路。
官商勾结依托中国传统的这一规律，仕在被录用之后几年内就要被派到外地去为官，原本就没有什么积蓄，做官僚又总是有上司的压制，看着商人日进斗金，也没有不眼红的。仕则寻求权利寻租，有人愿意送钱上门，何乐而不为！因此就形成了腐败的土壤，就会有那么多钱权交易。
而商人为了自己身家性命考虑，与官员建立利益的纽带关系，从而也成为官商勾结的基础。
资本不管过程如何，一定要得到利益回报而且保证安全，固然市场可以给资本带来利益，但通行证与监督权是由官员发放的，钥匙和安全的把柄都握在官员手中。所以，只要没有原则性的错误，就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此三方的利益与需求一拍即合，所以就形成了巨大的市场。
但官员的贪在一定的社会机制下是难以避免的，这只需要有四方面的因素：
学而优则仕的人员选拔机制——这使得仕途成为贫苦的一介书生也可以登上大雅之堂，通过学问指点江山，挥斥方酋，甚至可以一步登天，在名义上取得高位，并以高位为核心砝码而达到巨大的投资收益。商也乐于从利与色两方面的诱惑而买通关节，从而达到“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的境界，而这与读书当官光耀门厅的理想结合，成为对读书人巨大的利益驱动。
从终身制转变为任期制的官员选派机制——官员的任期使得权利并不是长期有效的，每个人掌握的权利都是暂时的，这会给官员一种时间的紧迫性，随着时光荏苒，那种紧迫使得官员的心越来越浮躁，谁都不知道自己的理性到什么时候会崩溃，从崩溃的那天开始，就会有把柄握在商家的手中，那宛如一枚定时炸弹，随时可能会由于被引爆而粉身碎骨，崩溃的那天也就是踏入沼泽与雷区的时刻，越慌乱就越会挣扎，就越会丧失理智，即使可以确保一身廉洁，又何以确保家人与亲属不受诱惑？一旦利益在感情上的诱惑而失去理性，一世英名，却最终形成“59岁现象”，一旦倒在59岁这道坎上，就会使得一生的清白被玷污。即使仅仅是一个污点，小小的瑕疵都会导致美玉的贬值。
部门内的小环境与社会的大环境刺激——假如做到“出淤泥而不染”，就会使得人脉关系受到损失，毕竟人总是有欲望的，你消除了自己的欲望就相当于宣布与另一类人划清界限，即使是同一类人，也会对你从敬畏到警觉，即使你可以做到洁身自好，也未必就能够得到大家的支持。
资本与商人结合下的巨大的利益诱惑——商人——创业者与职业经理人，最核心的是要上为投资者贡献利益，下要保证为社会承担就业压力，并为员工创造安稳生活的职业经理人。投资者把钱交给你来支配，关注的是结果以及结果的安全性，最大限度地获利是资本的本性，安全性是在获利的基础上才去考虑的。因而只要做到“滴水不漏”，也就默许了。大家都是为了保住养家糊口的饭碗，所以虽违法却是合情理的。
再以媒体为例——中国的媒体为什么总是向着政府说话？
媒体通常是为两类人说话的，或者是市场、或者是资本，市场由准入与审批决定的，通过口子开的大与小来调节，但从传统的角度看，官员是用脑子来投票的，是用关系来授予权限的，所以中国会将人情用生意的角度去经营，与政要的私人关系就显得尤其重要，特别是得到带有政策导向的人审批，即使仅仅是一张白条甚至是垫上一句带有一些倾向性的话，都可以有数以百万计的价值，所以针对政府关键人物的公关与私下的钱权交易都不计代价，至于回报肯定是“在成本的后面添加个零”甚至更多的，所以中国特色的市场开发往往需要做足对人的投资。所以有那么多的针对渠道与终端消费者市场投入过高比例的外资企业进入中国市场就会水土不服。
媒体是需要依靠政府的认可才能生存的，是因为媒体是政府的喉舌，政府代表的是权威，是信息源，而资本方所代表的充其量是“在野者”，这也是社会制度之间的本质区别。因此为了明哲保身，相当多的媒体很多时候都在“说着言不由衷的话，戴着伪善的面具”。
俗语讲：慈不掌兵，义不为官。慈善固然可以得到民意相向，却不会置敌于无形中；义可以得到勇士归附，却容易遭受上下共同的心理对抗。义是需要商人去做的事情，只有做到了义，做到了诚信才能够有资本做全天下的生意，而是否授权你去做相应的生意是由官员来决定的。
市场状况越是混乱，越是会有更多的生意关停并转，就越容易带来新的投资需求，这样的状况对于资本运营大有好处，也更有利于投资者低价吸纳优质资产；也只有如此之后才能够通过提高价格而获取差价。资本运营一方面为产业的优胜劣汰推波助澜，同时又为传统产业雪上加霜。
资本从来就是见利忘义的，遵循风险大收益大的原则，资本得到收益也是情理之中的。但问题是，当两者必须要进行利益的分配的时候，双方的关系就显得很微妙了。
从这种角度而言，资本与企业家确实不是同一条战壕里的战友，即使暂时是，也会在短暂的利益关系，因此，企业家还是与官员结盟来得更实惠一些，假如找到了足够稳固的靠山，就拥有了稀缺资源，就不怕资本不追过来，所以官商勾结就会更紧密。
当然双方都意识到时间成本的价值，因此都有种紧迫感与忧患意识，只不过那企业家的紧迫感在很大程度上来自投资方，而官员的紧迫感是来自家庭内部。
官员的贪与权利的结合成为官商勾结最诱人的毒药，对双方自然也是致命的，对一己私利的渴求通过收贿受贿的方式来体现，无疑是饮鸩止渴。
官员有了过错，或经济上出了事儿，通常也会在企业里找替罪羊或者拉几个垫背的；而实际效果往往大体上也会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词！当然，企业也往往通过特使手段把相关的政府官员的“罪证”提前悄无声息地采集好，以备在需要的时候促使其乖乖就范。
如此，政府官员往往会折在企业的公关与算计中；而企业在拉官员下水的时候，同时也把自己的身家性命搭上了。实在是一条线上的两只蚂蚱，成为利益的共同体。
贾春宝
2007年12月11日星期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