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吃的是草，挤出的是奶！”
鲁迅先生的这句有点流行的名言恐怕也最适合于描述当前的中国农民工——从前的“农民伯伯”。与香港一水之隔的特区深圳市可以说是中国改革开放最重要的窗口，在相当大程度上，深圳就是农民工吃草建设起来的，本刊2007年第1期的封面报道文章《富士康引出深圳真相》就清楚地显示这一点：
1979年，深圳建市时，户籍人口31.26万，外来人口1500人。当年7月，蛇口一声炮响，特区建设拉开帷幕，外来工陆续涌进。到1982年，在建筑和工业领域，一线的外来工人开始反超本地劳动力。到1983年，在国有企业、外商投资企业和“三来一补”企业，外来工开始超过本地劳动力。到1987年，深圳市外来人口数量首次超过本地人口，成为深圳各产业的实际主力军，并在总人口中占有愈来愈大的基数。2005年，深圳实际人口突破1200万，其中户籍人口181.93万，外来人口1026万。
资料显示，1987年来，深圳市90%以上的工、农业产值，60%以上的第三产业产值，80%以上的国内生产总值，80%以上的税收，80%以上的地方预算内财政收入，70%预算外财政收入，90%以上自产出口产品和98%以上的加工出口产品，83%的农村经济，都来自外来工直接或间接的劳动。
毫不夸张地说，外来工——应该主要就是农民工——是挺起深圳的脊梁。可外来工获得了什么呢？深圳打工者的工资多年在700多元人民币徘徊不前。当“富士康风波”闹得沸沸扬扬时，一份来自国内某权威研究机构的调查显示：“珠三角打工者12年工资只涨了68元。”恐怕是连吃草也比较困难！
深圳只是一个缩影，自20世纪80年代早中期开始,中国改革的重点从农业转向工业，从农村转向城市，浩浩荡荡地“民工潮”一浪接一浪，大量农村富余劳动力由农村涌向城市。资料显示，目前离家外出打工3个月以上的农民已达1.4亿人,比日本总人口还多1000万,而且还以每年500万的高速增长。
大多数农民工们干的是最苦、最脏、最累的活，拿的是最低的报酬，过的是最贫贱的生活，社会保障几乎一无所有。2006年10月底，国家统计局在全国范围内以面访方式调查各类农民工29425人，公布了这样一些数据：
平均月收入966元，半数寄回家乡；
平均每周工作6.29天，每天工作8.93小时；
七至八成没购买保险，大多居住在简陋的宿舍里；
三分之二不上正规医院看病；
子女进城读书一年平均支出2450元。
尽管之前总理亲自为农民工讨工资，有关部门更是三令五申，不得拖欠农民工工资。但调查还是发现，被克扣过报酬的达5394人，占被调查农民工总数的两成，其中经常被克扣的占被克扣过报酬农民工的8.81%，偶尔被克扣的占81.19%；被拖欠过报酬的人数更是占到被调查总农民工数的两成。连工资都敢冒总理之不韪，别的恐怕基本上甭提了。
尽管挤出的是奶，吃的是草，乃至也遭受亲人异地、人伦分割的种种痛苦——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教授叶敬忠先生在《关注留守儿童》一书中表示，全国15岁以下的留守儿童高达1000万人左右，而且还在逐年增长。但农民工还是普遍而且强烈希望融入城市，年轻的一代尤其如此，这或许正是工业文明的大势所趋。
零点调查曾对北京、上海、广州、武汉4个城市的979名16～40岁、农村户口、且没有接受过正规高等教育的进城务工者进行过面对面式访问，结果发现：他们当中有72%的人表示愿意与当地城市居民交往，有82%的人“喜欢城市的生活”，69%的人“希望能成为这个城市的一分子”，90%的人“希望能被这里的城市居民尊重”。
一方面吃的是草，另一方面似乎还愿意吃草，还能够忍受吃草。怎么办？毫无疑问，那就是顺势而为，支持农民工融入城市，乃至最终转化为市民。十大报告在讲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时，提出“统筹城乡发展，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明确地把“统筹城乡发展”与“新农村建设”放在一起，而且放在前面。毫无疑问是英明的，新农村建设与城市化结合起来，就农村而搞新农村建设，可能是没有出路的，也是不现实的。年轻一代对零点调查的回答已经充分表明这一点。
2007年6月7日，国家发改委下发“发改经体[2007]1248号”文件，批准重庆市和成都市设立“全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这是继2005年6月上海浦东新区出炉和2006年5月天津滨海新区登台后，中央政府第三度批准设立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用意就在统筹城乡。
第三个“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原本被广州、武汉、长沙、沈阳、郑州、苏州、深圳、北海等城市竞相争夺，尤其郑州和武汉一度十分积极，最后重庆之所以获得青睐，正在于统筹城乡的迫切需要。统计数据显示，2006年重庆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为4∶1，大于全国和西部的城乡落差；市域的都市区、渝西和三峡库区三大区域人均GDP之比为3∶1.6∶1，大于全国东、中、西三大地带的落差；最高和最低的区县人均GDP相差10.5倍，大于上海和贵州的落差。显而易见，重庆是典型的“大城市+大农村”。
重庆的城乡二元化正是全国的一个缩影，再加上三峡库区所特有的移民问题，使重庆的城乡统筹更加具有急迫性。或许正因为此，2007年“两会”期间，人大重庆代表团提交了一份全团建议，提出把重庆作为国家级统筹城乡发展综合改革试验区。这引起了最高层的关注，也就是在“两会”期间，胡锦涛总书记会见人大重庆代表团，就提出重庆要加快建成“城乡统筹发展的直辖市”。
也或许正因为此，重庆在全国率先为自己的400多万农民工推出了节日，确定每年11月的第一个星期日为“重庆农民工日”。舆论一时纷纷，有的叫好，有的反对，批评这造成身份分界，更有的直接指责这是政治“作秀”。
不是造成身份分界，而是身份分界现实存在。农民工云集的广东东莞不就有公园曾明目张胆地悬挂“禁止外来工入园，违者将罚款100元”的告示牌吗？真正造成身份分界的，不是农民工的事实，而是对农民工的心态。重庆方面一方面高度肯定农民工的巨大贡献，市委、市人大、市政府、市政协在致全社会的公开信中提出“农民工是我国工业化城镇化进程中出现的一支新型劳动大军，是新时期产业工人的重要组成部分”，另一方面也十分务实，鲜明点破：“农民工是伴随工业化城镇化而产生的历史现象。”古今中外的经验都表明：历史现象有且只有历史地消失！
也有人批评“妇女节”是男权的象征吗？但从历史看，妇女节推动了妇女的解放，这应该是不争的事实。可能也会像妇女节一样，“农民节”能够唤醒了社会对广大农民工权益的关心，也唤醒了广大农民工对自身权益的关注。正如重庆方面在公开信中说到：“设立‘重庆农民工日’，不仅是为了促进全社会关注农民工、关心农民工、关爱农民工，更重要的是为了营造一个有利于健全制度、有效落实农民工政策的良好氛围和环境，推动农民工问题的切实解决。”时风不古，“作秀”几乎无处不在，但这句话应该不是“官话”“套话”，而是朝让农民工不再“吃的是草”迈出的有意义的一步！
从这一意义上讲，“农民工日”值得向全国推广，各地应该响应，特别是像深圳这样的外来工城市应该勇敢响应。如果各地纷纷响应，“农民工日”完成也可以成为像“妇女节”那样的有影响的节日，进一步推动农民工权益的保障。不过，从目前的发展看，各地甚至舆论都比较冷谈，反映了中国当下的某些现实和体制，比如农民工虽然已称“工人”，但仍处于分散的状态。事实上，这样一个节日不应该是政府方面提倡的，而理当是社会乃至农民工自己推动的结果，《国际歌》唱得好：“从来就没有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要创造人类的幸福,全靠我们自己!”
“全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已经获准，“农民工日”也已经确立，重庆的下一步呢？世人拭目以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