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新一届中央政府在“政府与市场关系”上的着力令人瞩目。而厘清两者关系的重中之重，是解决行政审批改革这个“老大难”问题。
5月13日，在国务院机构职能转变动员会议上，“放权”成为关键词。从李克强总理的讲话中可以看出其施政理念，首先要简政放权，“该放的权坚决放到位”；其次，要提高政府执行力，“该管的事必须管好”，并“把取消和下放行政审批的情况纳入部门年度考核的主要内容”。此前，在政府换届之后的两月里，国务院曾两次召开常务会议，取消和下放133项行政审批事项。新总理更承诺，在任期内，也就是2018年前，国务院部门实施的行政审批事项要减少1/3以上；今后，政府一般不再新设行政审批事项，切实防止行政审批事项边减边增、明减暗增。 会议和决策紧锣密鼓，彰显本届中央政府对行政审批改革的用心。但必须看到，行政审批改革之所以被称为“老大难”，自有其深厚背景。在本届政府之前，从2001年到2012年，已先后进行了六次改革，分六批取消和调整了2497项行政审批项目，占原有总数的69.3%；31个省（区、市）本级取消和调整了3.7万余项审批项目，占原有总数的68.2%。但是，民众和企业依然感觉办事难，审批多。 坦率而言，虽然并不新鲜的“政府与市场”关系问题的确抓住了转型关键期的要脉，但是当下民间期待的是更加实实在在、直面利益僵局的举措。诚如一些政治学者所言，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滞后、行政权力缺乏约束，制约了行政审批改革的效果。要真正减少行政审批，必须同步推进政府自身改革、事业单位改革、党政干部选拔任用制度的改革等。对于这些难点，不能回避。 特别需要指出的一点是，中央政府启动的行政审批改革，不能被地方“截留”。李克强总理强调，要以简政放权更好地发挥地方积极性：“国务院部门管得过多过细了，既管不了也管不好”，“不能什么事都到北京来批”；“要把由地方实施更方便有效的投资审批事项，以及量大面广的生产经营活动审批事项，坚决下放给地方。” 但审批权力下放到地方之后，如何规避地方政府滥用权力，则是一个现实的挑战。尤其是近来宏观、微观经济环境堪忧，地方政府重现依靠政府投资刺激本地经济增长的冲动。比如，各地纷纷推出所谓“重大建设项目审批绿色通道”，打破常规，特事特办。提高审批效率固然可喜，但不顾及长期均衡发展、调整经济结构，一味追求GDP增速的老路子，又有改头换面重新登场的可能。据某地印发的《加快推进全省重要基础设施建设工作方案(2013-2015年)》通知指出：2013-2015年该省将建设22个城市地铁项目，总投资4418亿元。类似的投资项目，近期在全国各地并不鲜见。如果仅仅强调减少行政审批，而不强化对政府的监督，地方政府依然会有很大的自由裁量权，制约改革的效果。 事实上，中央政府对这种风险也不可谓不清楚。这次国务院会议也特别强调，地方各级政府对国务院取消的行政审批项目，需放给市场和社会的，任何一级都不得截留。对下放给地方的项目，要做好承接、加强规范，把后续监管做到位，切实负起责任。李克强总理也指出，“要实现今年发展的预期目标，靠刺激政策、政府直接投资，空间已不大，还必须依靠市场机制。” 行政审批改革应当是全局性的规划，从中央到地方，必须协调一致、一以贯之，否则“按下葫芦起了瓢”，成效自然大打折扣。所以，面对已难绕开的利益格局，改革已难单兵突进，必须全面系统展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