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与韩兄方明相识是一件很偶然的事。当时他正环球旅行路过新加坡，约我在他下榻的莱佛士酒店见面。事先从居中引荐的朋友那里得知，「此公绝非等闲之辈，全中国和全世界最好的大学都『混过』，曾就读于北京大学并获博士学位，继而到哈佛大学从事博士后研究。但走出校园之后，他并没有从事学术研究，而是投身于商界，并以最年轻的中国全国政协委员之一的身分涉足政坛，活跃于海内外各种社会活动的场合。」多重角色的组合，使我难以对他的身分作出清晰的定位，但经验告诉我，此人能少年得志且长袖善舞，必有非凡的能量。 虽然第一次见面的时间不长，而且不全算是同行，但我们内心深处似乎有一种东西在悄悄地共鸣。他对中外政治事务非常熟悉，对世界政治和经济形势的把握与事态本身完全同步。不仅如此，他观察问题的视角很独特，阐述见解时充满自信。前后只不过半个小时的交谈，但我已经感受到了知识分子之间情趣相投、相敬相惜的愉悦。临别之时，我对他说，如果有时间和兴趣，欢迎为《联合早报》评论版撰稿。他很乐意地应允了，但谦虚地说，先写几篇试试，看是否符合我们的要求。 几个星期之后，他发来了第一篇稿件，题目是《中国战略资源产业要防外资控制》，谈的是中国在全球化背景下应该如何更好地维护经济安全。他指出，面对一些外资试图并购中国某些具有战略意义的企业，中国政府切不能被一些二三流专家学者的极端开放论而误导，必须采取积极措施，进行合理的管制，包括向民营企业开放并购。假若这些重要企业被外资所垄断，国家的经济安全和社会稳定就会出现问题。 当时，中国国内媒体一直在讨论这个问题，各种看法莫衷一是。方明兄的这篇文章发表之后，立即引起了包括《参考消息》在内的中国主流媒体的广泛转载和注意，可谓掷地有声。很显然，文中所表述的观点，都是行家之言，不仅具有权威性和说服力，而且对中国有关方面更具有参考价值。 这「试试看」的头炮文章，竟成了他为早报撰写专栏评论的第一响。此后，他一发不可收拾，每月二三篇、甚至四五篇，从未懈怠。由于观点中肯，切中时弊，方明兄作为时评专栏作家的名声，借着早报和早报网的巨大影响力，很快深入到庞大的海内外读者群当中。他在早报网《名家专评》栏目里那句自我调侃的双关语「这厮竟敢站着说话」，已经成了国内很多年轻读者的口头禅。 方明兄平时关注的课题相当广泛，但给早报撰写的评论，大多集中在市场经济所面对的各种问题、弱势群体与社会公正、国际关系和外交政策、香港和西藏问题等话题。这种精心设计的话题范围，不仅强化了专栏作家的个性特征，而且也确立了他关于这些话题的话语权。这当然是非常专业和明智的。我也经常接触到一些时评作者，对什么问题都要发表评论，以为见报率愈高愈好。殊不知，这样做很有可能适得其反。一个作者所擅长的课题，实际上就是自己身分的象征。假若自己的文字永远被动态新闻牵着走，那就不会确定一个长期关注和思考的课题，结果也就等于没有自己的品牌、特色和个性。方明兄的评论之所以有鲜明的个性特征，就是因为他的选题范围很明确，既不过于狭窄，也不过于广泛；有所为，有所不为。 我翻阅这本文集，发现其中的很多篇文章，都是近年来在《联合早报》上发表的专栏评论。作为这个版的主编，我是第一读者，也是最认真的读者；现在放在一起再次拜读，感觉又有不同。我以撰写时事评论为生，深感其中的不易和辛苦滋味。方明兄并非是职业时事评论家，但却能笔耕不辍，总有写不完的话题，而且篇篇堪称佳作。要常年累月地持之以恒，实在是一件相当困难的事。为什么他能够做到高产而优质？从我们的交往中，可以总结出几个原因。 首先，他既是中国社会演变进程的冷静观察者，又是中国进步大潮中的积极参与者。由于具有强烈的国家利益意识和作为一个公共知识分子的责任感，他的大脑时刻处于思考状态。我认为，这是他的话题和思路不会枯竭的最大原因，也是他的观点比其它人更切中要害、更有针对性、更有现实价值的关键所在； 第二，方明兄虽然身居大跨国公司的天花板位置，但骨子里依然是一介书生。自从那次相识之后，我们有很多次见面。每次碰面时，他都是捧着一本书，一边阅读，一边在那里等我，如果不是那派头十足手不离开的上等古巴雪茄，我几乎都忘了他的上市公司执行董事的身分。而我们每次谈话的内容，也都是国际政治、中外关系和社会的种种现象，而鲜涉及商业利益话题。大量的阅读，不停地吸收和积累，这是他思维敏捷、视野开阔、思想深邃的重要原因之一； 第三是极其勤奋。方明兄的很多文章，都是在机场候机厅、飞行途中和酒店房里写成，这一点令我十分钦佩。我知道他一年里有相当一部分时间都是在旅途中和下榻的酒店里渡过。除却办公差，其它时间都是一个人呆在酒店房间里，构思和写作。当然不只是为早报写作，而且还为中国内地和香港的多家主流报刊撰稿。如此充沛的精力和热情，还有甘于冷清和寂寞的心境，恐怕很多读书人都会感到望尘莫及。 中国社会还在转型之中，很多事情依然处于未定之态，因此心浮气躁的现象非常普遍。据我所知，像方明兄如此洁身自好而又常怀忧国忧民之心者，虽然不在少数，但却远远不够多。我亦深感中国需要更多这样的知识精英，并应该让他们站在更大的舞台上，为国家和民族的复兴与社会的发展，发出独特而又有意义和价值的声音。
是为序。 二○○七年九月识于狮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