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关于企业家的社会责任，在社会科学界尤其是经济学界研究经济伦理学的人当中，属热门话题。
斯密较早地对企业家的社会责任问题做过探究，著有《道德情操论》。但是，就像马克思所批评的那样，斯密在很多问题上都表现出来“斯密二重性”，例如，斯密就不认同大家要对“面包师”感恩，他认为面包师做面包是一种自利行为，不是为了大家吃面包才做面包。因此，斯密并没有把人人有面包吃当作是面包坊老板和面包师应该肩负的社会责任。
反对资本主义制度的人对其代表阶层的资本家厂商群体进行过无情的讽刺，“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更不要谈及什么企业家的社会责任了。
然而，经济学家Joseph Schumpeter（1883～1950）可以说是对企业家群体赞誉有加。在熊比特那里，企业家不仅仅是劳动者、财富的主要创造者，而且是创新的资本主义发展的推动者，是一个具有高尚社会责任心的阶层，完全没有惟利是图的铜臭味道。如果读了熊比特的书，你可能会认为他简直就是在描述一群天下为公的乌托邦者，而不是一群逐利的商人。
当国门大开，中国的企业家渐成气候的时候，关于企业家的社会责任的话题也开始屡屡现于媒体。此前有网帖谈到中国的企业家成不了绅士。那么，就算现在成不了绅士，将来是否可以成为绅士？
我们还是沿用中国的习惯说法，用“儒商”来替代“绅士”，谈一谈中国商人的“儒化”问题。
这里的“儒”，当然是指孔老二的那个“儒”。春秋时期，人们把像孔子这等熟悉诗书礼乐为贵族服务的人称为“儒”。《论衡·超奇》给出的儒的标准则较低“能说一经者为儒生”，不需要样样精通。作为为人服务的术士，儒者显然除了自身的修养之物，还肩负着社会责任，《周礼·太宰》记：“四曰儒，以道得民”，儒士是具有宣扬道德、教化民众的社会责任的人。
在中国，企业家如果比较有文化和道德修养，人们会称之为“儒商”。能被称为“儒商”，是对商人的极高赞誉了。如果一个商人只是身缠万贯而缺乏修养和社会责任心，人们只会嗤之以“土财主”。所以，中国的商人，不管以前对诗书礼乐如何水土不服，发财之后，很多人还是会去附会风雅，敛书藏典，行书绘画，宗教哲学，修身养性，至少行头上也要像个“儒”。于是，伴随着企业家阶层的扩大，诸如“儒商会”、“儒商俱乐部”也应运而生，不过知情人都懂得之中大部分不过是“夜总会”的翻牌。
企业家或者商人，在经济学中有个比较专业的术语，“厂商”。企业家做到大富大贵的份儿上，自己当然可以修身养性，就像沃尔码的女老板可以呆在海岛上拨弄花草，就像某些人可以遨游太空，某些人可以去极地探险攀登珠峰。但是，他的企业依然是在一群人目标明确地行为下运作着，儒商自己“用之如泥沙”的儒雅行为必须要建立在部下的“取之尽锱铢”的逐利之上。
其实，儒商之“儒”和孔家之“儒”还是有相当距离的。如果以孔子思想作为“儒”的标准，其实谈不上什么“社会责任”。孔子面对社会问题，讲究的是“修身以敬”，孔子可不是扶社稷于将倾之时的人，他主张“危邦不入、乱邦不居”、“君子不立危墙之下”，他所要服务的是处于安逸之中的贵族，是要从安逸的权贵那里分得一份享受，而非愿意帮助有危难的国君，受命于危难之机的人。如果非要说孔子的“修身以敬”之中也有“社会责任感”，那就是最低的社会责任了，即管理好自身，不要成为社会负担，不给社会添麻烦，仅此而已。
《论语》中记载，孔夫子实际上并不是一个拜物教主义者，而偏向归属于理想主义者。子曰：“士志于道。而耻恶食恶衣者，未足以议也”（《论语8226;里仁》）。他对弟子颜回“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的清贫生活大加赞赏，而这是任何一个拜物教的商人都不可能做到的。即便是热衷探险求新者，其颇具儒风的行为也是建立在食利之上的，不过是奢侈生活的调剂和插花，本质上和“儒”仍然不搭界。
国人历来对“利”和“义”分得清晰，认为“义利不能两全”，对商人行为有“见利忘义”、“见钱眼开”、“惟利是图”之说。嗜利特征可以说是作为一个厂商走向成功的必备性格，如果对“利”没有达到“嗜”的程度，则很难在商场上取得成功。这种性格，不仅仅是厂商自己行为的内部动力所在，也是外部竞争环境的压迫所需。一分耕耘一分收获，一心不能二用，如果放弃坚定的逐利目标，就会在激烈竞争之中败北。
责任是负担，责任乃包袱，责任即成本。在改革开放过程中，国企在和私企的竞争当中明显处于劣势，其重要原因之一就是，从计划经济体制中长大的国企肩负了太多的社会责任，这种属于“义”的社会责任和功能，在以逐“利”为目标的经济社会中，成了企业发展的沉重负担和包袱，因此，肩负社会道义的国企和惟利是图的私企之间在单纯的经济利益指标下的竞争就不是一种平等的竞争关系。而所谓改制和转轨，不过是用下岗、裁员等方式甩掉这些社会责任包袱的一种托词。
在改革当初，有外国专家来华考察后说“中国没有企业”，就是因为中国的所谓企业不是以赢利为目标的，而是一个小社会组织。后来国企改制过程中大量的下岗、不交各种保险、克扣拖欠工资等等现象，也再次诠释了义利不能两全的道理、市场不可能同时坚守逐利目标和社会责任。
此间国家对农产品的补贴政策、对市民生活保障的补贴提高、石油化工企业要求国家给予补贴以配合保障成品油价格稳定等等，而这些政策和要求的合理性所在，都是因为企业不是社会责任的承担者，或者说是国际对于义利矛盾的缓解之策。
义利不能两全，退而求其次，厂商的最低道德标准就是“守法”，依法经营，依法纳税，不需要再承担任何道德谴责。吴仪副总理在宣告自己将要彻底隐退时候附带向工商界各位交代道：“只拿该拿的，一定要拿得正当！”，这是道德底线的恳求和警告，而不是社会责任的叮咛与嘱托。
商人们若真正能够做到“只拿该拿的”，乃是经济发展的大幸。其实，这个阶层并没有像有人所说的那样面临着“做土匪还是做绅士”的两难选择，而是面临着守法还是违法的抉择。如果一定要赋予企业家和厂商以“社会责任”，这个责任的内容恐怕也就是“守法”二字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