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自1978年底中国共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到2008年岁首，近30周年的中国，在“改
革开放”的社会主流意识下，中国的社会进步与经济发展呈现出令人鼓舞的局面，世界为之振奋，先发国家为之忧虑，更多的是发展中国家纷纷仿效。其直接后果是人民生活质量得到提高，中国共产党的执政根基更加牢固。这给一些自认为政治、经济、文化“最优秀”的国家的政治、经济学者们感到头痛的问题是：按他们的理论，一个一党专制的贫穷落后的人口大国，不可能释放出如此巨大而持久的发展力，即使有所发展，也一定会遇到社会矛盾激化与社会政治动乱的困扰。为什么中国能基本平稳地、一步一级台阶地发展30年，不会出现“南美现象”呢？
这个问题，不仅外国学者不理解，中国学者也没有去作“没意义”的研究，似乎只要是中国人，谁都能解释一两句，但谁也说不清楚，甚至不敢说清楚，干脆一言以蔽之——“是中国共产党的英明领导呗”。其实，正面回答这一问题，是一件十分有意义的事，我们不只是要说服外国学者，更重要的是探讨“人类国家形式下的政治经济发展学”的一个现实案例。
要回答这一问题，愚以为有下列几点：
一、中国共产党适应了中国人的思维习惯
中国共产党，按西方政治经济学家们的认识，它是一个“一党专制（政）的党”，甚至是一个有些封建因素的党，同时又是世界上党员人数最多的大党，党务管理最为严密的党。
平心而论，中国共产党是世界上组织管理最严格的党，真正承担起中华民族责任与义务的党，它集中了中华民族最优秀的大多数人才。
中华民族作为一个国家整体，在世界上存在几千年，绵延不断，但从来没有那一个社会政治团体像中国共产党一样，以公众利益为自己最高利益。它的“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有一半与西方“人权理论”本质上是一致的。
之所以没有用“人权”之说，那是因为中国人与外国人的思维起点不同。外国人（指西方主要发达国家的人们）的思维起点是以个人为核心的，中国人的思维起点是以集体为核心的（这个集体的最小单位是家庭，向外延伸就是家族、姓氏、地域、国家、人类），现代社会就是每个人都要归入一个单位，一个组织，一个没有单位、没有组织的自由人，是不可理解的，现实问题就是户籍没处上。个人与组织或单位利益发生矛盾时，往往是以个人对组织、单位妥协为主。而改变组织运行规则不是任何个人有这个能力，只有组织的精英才是改变组织规则的领头人。几千年培养出来的精英情节是与生俱来的，所以，中国的官员可以有许多特权是自授的，没有人敢出来反对的深层原因。
而中国共产党正好充当了这个精英群，它是以“集体领导”的组织规则，取得不可否认的合法领导地位，甚至对国家机器的人大、政协、政府、军队、司法直接领导没有受质疑的思想根源。用西方的政治理论，“完全错误”的行为，在中国大行其道，却运作得非常好。它既大大减少了社会运作成本，又压制了社会不安定因素，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最大成功的政治保障因素，它是中国“特色”的核心内容之一。
这是外国人最难理解的一点。
二、中国共产党掌握了全部国家机器主权
一个政党当其掌握了国家机器之后，它可以做很多事情，既可为民谋福利，发展经济，也可以为个人谋私、为小集团谋利。尤其是没有党派竞争、国家和各个层面的监督条件下。
中国“没有党派竞争、各层面的监督”是世界创举，它直接来源于封建帝王思想（这一点与马列主义没有一点血缘关系），它是保证中国30年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不会出现社会动乱的“杀手锏”。不过这个“杀手锏”有正负两个方面的作用。比如文革，除了毛主席的威望、民族素养外，更重要的是，有“杀手锏”在手，再乱也能治理。就是30年改革开放，其间的几次群众、学生运动，最终还是国家机器起了决定性作用。致使不安份的人们因其生命的短暂性，与党组织生命相对较长的比较中，妥协才是最佳选择。
但是，若是组织与组织的对抗，就大不相同了，如“法轮功”就是如此。当然，其中主要是外国势力从中培植与容留，不然，法轮功是不可能存在到今天的。
中国共产党最为历害的一点是，其组织按层级一直到基层一级管一级，直接管到个人。改革开放中，出现外资和私营企业、社会自由职业者中的党员和经济组织出现失控，这是新时期要认真研究的问题。
另外，官员腐败与特权现象，其严重性既是“没有党派竞争、各个层面的监督”的产物，又因“掌握了全部国家机器主权”，只要不会严重到失去政权的程度，人人心里都明白，腐败与特权正是政权的“魅力”所在。缺竞争监督、掌握国家机器主权与腐败特权，三者共同组成了一个稳定的三角关系，往往人们只看到它的反面效应，没有去认真分析其正面效应。从大学生争考公务员的勇跃与激烈度，就是最好的例证。
理解了这一条，就能理解“为什么中国官员财产向社会公开制度实现不了”的深层原因。
这个“稳定的三角关系”，才是真正起决定作用的中国社会最高关系。若随便打破这种平衡关系，中国就有可能出现动乱。
三、新闻舆论与保密管制政策压制了动乱的根基
中国的新闻舆论、政治机构与单位保密管制，是在公开或不公开状态下管制，它起到了不可估量的压制作用。一是限制了人们的思想表现和表达自由；二是限制了信息流动；三是限制公众事务评论自由；四是公众利益无诉求渠道。中国的开放从来不在信息上开放，这一点既保证了社会安定，其直接负作用就是制约了科学和技术的创新精神，几百年的中国一直在学习先进国家，信息不开放，只能是继续学下去，赶不上，超不过。
同时，它也起到了有利于社会管理的作用，如：一是社会矛盾只要控制得好，一般不会导致大规模动乱；二是可以长期隐蔽一些事件的真相；三是引导人们的注意力朝向党和政府希望的方向；四是能用时间消磨不安份的心理。
但，美国人搞的那个互联网，为中国人开辟了一片新天地，互联网对社会有负的影响（主要小孩子），也有正的影响，任何人也不能忽视网上的正确舆论。互联网成了当今中国人发泄的主要阵地了。中文网站上脏话多、骂人的现象，除少数是个人素质问题外，主要是人们心中的确有愤懑。
四、市场经济体制与干部政策促成了经济增长
小平同志70年代末的经济增长理论和其90年代初的市场经济体制理论，占社会主体意识之后，地区经济增长成了升官的最佳途径，全国大大小小的干部们，一门心思发展当地经济，这才是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源泉。
前述三条是中国发展的保证条件与发展的非物质人文环境，这一条是体制动力源。休制创新，本身就是解放生产力。
因为有上述环境，建立市场体制，大力发展经济名义下，既能打破旧的条条框框，又能给自己带来政治利益，这是千载难逢的机遇。但重点没有把握好的，偏重个人经济利益的获取和私欲的满足，就会被经济大潮淹没。这些年倒下的干部，全都是经济问题和私欲膨胀所致，极少单纯政治问题和能力、作风问题倒下的。
中国的经济增长，政府是主力，体制是力量、干部是决定因素。市场经济体制和干部政策才是持久发展的动力源。
国资大型企业已经走出困境，中国人付出的代价可不小，现在又是国家经济的后盾，外资和私营企业（含个体户）是中国经济的同盟军，两个支撑点，再继续发展，一是靠高科技大企业发展，三是靠私有经济的发展。
目前，中国政治与经济社会正面效应大于负面效应（“大跃进”与“文革”时期是负大于正效应），国家处于上升期，党也处在稳定成熟期，着力解决民生问题，为党的执政地位加强了执政的法码。
不过，中国的社会问题都有政府的作用在里面，好事和坏事都是共产党和共产党的政府所为，如农村农业落后、房价高、看病难、上学贵、耕地减少、污染、性别比太高（近几年都有不同程度的重视与解决）等等。
党执政的程度越深，要担负的责任也会更大、更全面。
五、中国特有的政策和条件注定是世界资本的投资中心
我国改革开放，最初是从农村开始，改革只改经济制度，开放只是对外资开放，对内资（尤其是私人资本）是不开放的。80年代初只是港台小资本进入，强势企业并没有大举进入中国，是小平同志南巡谈话后，确立了国家市场经济主体地位后，大批知名跨国公司才开始纷纷投资中国，加入世贸组织成为可能。连续十几年，中国都是世界资本逐利中心、一跃为世界贸易大国。
中国吸引外资的力量，主要来自中国巨大的不规范的市场、低廉的土地、廉价的劳动力、政府周到的服务、特殊的税收优惠、不健全的法制、不明确保护人权、摆设品的工会组织、污染物无限制的排放、对投资特殊保护的各类开发区、逐步改善的基础物质条件，甚至包括遍地都是的性服务等。这些因素足以激起无孔不入的逐利资本的冲动。 下一步大量国际资本进入中国的是流动性最大的金融资本，其实，中国未来不一定需要那么多的国际资本进入，国内资金足以支撑现有企业资金需求。
国内外的资本博弈，政府要认真研究。中国最需要发展的，不是引入国际战略资本投资者，更不是贱卖国有优质资产，是要大力发展农村金融，私人信用。中国的市场开放度比日本和韩国高多了，除金融资本外，某些方面比美国还开放。这里不是反对开放，而是要科学开放，开放要对国家有利，不利的就不开放。
开放的经济政策必须与时俱进，既要通晓国际规范，又要防止国际资本挤压国内资本；既要照顾企业的需要，又要照顾劳动者的需求。
“第一次分配必须讲效率，第二次分配讲公平”。这是市场体制铁的规律，不能否定。中国第一次分配之所有不公平的现象，是因为有垄断存在，是因为国家没有限制首次分配的法律，国有大型银行高管年收入过千万，就是“无法才无天”。第二次分配讲公平，但也要防止社会福利成为养育懒人机制，不仅要防穷人懒惰，也要防富人懒惰，遗产税就是“勤劳税”。社会差距大，只要是合理的不可怕，怕的是不合理的差距。贫富差距是必然，是社会动力之所在，助穷扶贫是第二次分配的事，第一次分配只能是公平机遇、公平资源占有。
中国只有新的《劳动法》，才象个“裁判员”，其他经济法律多多少少有“运动员的”影子在里面。尤其是涉及中央国有企业的法律，更多的是体现“保护个别运动员”，如《烟草法》和《反垄断法》。必须明确，任何企业和个人，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没法律面前的平等，什么公平、正义无从谈起。
六、党的机制促进社会走向更加合理
中国共产党的运行机制正常化，有利于中国社会更理性，公平、正义与合理将会带来中国的发展与长治久安。
中国共产党的运行机制主要是指五年一届，一年一个几中全会，这一机制能让全社会精英们对社会发展中的问题，及时发现，及时解决，及时提出激励干部群众的行动理论与方向，能逐次提升中国政治、经济治理理念，如和谐、科学发展等理念的提出，本身就是社会治理理论进步的体现，又切合中国实际。
建立市场经济体制，解决弱势群体的生活状态，支持弱势产业的发展，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等等，若是在西方发达国家，不知要经过多少次选举和党派纷论，才能达成一致，可在中国，精英们开一个会就解决了，效率高到没有什么社会成本可言。这就叫中国特色，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优热性之所在。
只要中国共产党的本质不变，把人民利益真正作为其自己的最高利益，科学立良法、立好的制变，坚持按规矩办事，尊重规律，化党的最高领导人为普通人，让人民有发言权，中国发展和昌明不再是问题了。
现代社会，除有远大抱负的人有强烈的政治观点外，大多数人民群众真实的想法是不管那个党执政都行，不乱，不打仗，平安富足、相对公平合理就行。
七、中国发展的结果应该是各司其职各负其责
对中国人来说，民主、人权、三权分立不一定是好的，事实证明一党专制（政）也不一定是坏的。民主要逐步实现，台湾的民主乱象就是最好的例证，但民主必须是目标；政府要管经济，但不是长久之计，对经济也不是目前的管法，最终政府不管微观经济，只管宏观经济才是对的。
国家各种权力机关，各有各的职责，各管各的事，各把各的事管好，包括执政党也是如此。这些，都要在宪法里规定清楚，由执政党统抓统管不是好的机制，好的机制是各司其职，各负其责。党的最高决策权，要设计出一定程序，只在时段和关键时刻起作用，平时的日常事务和专业活动，最好不要事事插手，点头有效，百事管到底。权力与责任是对称的，最高权力变成了最大义务、最大责任，党就永远超脱不起来。
毛主席说；“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字。”还有一句他老人家没讲，就是“世界上怕就怕大家都说真话”。中国要是一个从官员到百姓都能说真话、讲实话的社会，才是一个良好的社会，这也应成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之一。
我们再不要说“反对军队国家化”这样的混帐话，更不要说“中国坚决不实行三权分立”这样固执的话，也不能否定人家说“反党不等于反对国家”这样实际是正确的话。中国的问题就是对的话无人肯定，错的话没有人反对。人家“三权分立”也是人类文化，中国的一党执政同样是人类文化，反对别人等于否定自己。一方面讲世界多样性，反对别国干涉中国内政，另一方面，也在经常对别人说三道四。人类必须互相学习，取长补短，人类文化就是要共存、共融、共荣，共享世界文明，否则就不是人类，是动物类。
在共产党取得政权的国家里，“阶级斗争学说”和“剩余价值论”应该退出历史舞台，取而代之的是“社会和谐论”与“科学发展论”。
2008年1月8日
作者简介：柴福洪, 男, （1957年5月-- ）, 湖北蕲春人, 黄冈职业技术学院高教研究所所长、经济学硕士、副教授、研究员。研究方向：高职教育、公共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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