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③价值由劳动收入来决定。
萨伊认为，劳动、资本和土地都是价值的源泉，支付的工资、利息和地租构成产品的生产费用，决定着产品的价值。
李嘉图坚持了劳动价值论，他认为：“效用对于交换价值来说虽是绝对不可缺少的，但却不能成为交换价值的尺度”。他始终坚持自己的理论出发点：商品的交换价值由劳动量来决定，而劳动量又由劳动时间来决定；只有直接劳动才创造新价值，而间接劳动只是把原有价值转移到新产品中去；决定商品价值的是必要劳动，是指最劣等条件下生产商品所耗费的劳动。然而，李嘉图体系存在两大难题：①资本和劳动的交换如何同价值规律相符合；②等量资本提供等量利润如何同价值规律相符合。
马克思维护和发展了劳动价值论，并致力于解决导致李嘉图体系解体的两个难题：把劳动和劳动力区别开来，劳动力是潜藏在人的身体内的劳动能力，而劳动则是劳动力的使用过程，它体现出劳动力的使用价值，劳动是创造价值的源泉，可以创造出超过劳动力商品本身的价值，即创造出剩余价值，而劳动力价值是由生产、发展、维持和延续劳动力所必需的生活资料的价值来决定。把资本与劳动的交换看成是资本与劳动力的交换，这样，资本和劳动的交换同价值规律的矛盾就得到了解决。他通过分析利润转化为平均利润，价值转化为生产价格的过程，定性地分析了等量资本提供等量利润如何同价值规律相符合的问题。此外，马克思还修正了李嘉图对“必要劳动量”的规定。
统一价值论认为，所有不同形式的使用价值可以进行统一度量，人进行商品交换的主观动机在于把自己的所不急需的使用价值物品，交换成自己所急需的使用价值物品，并要求所得到物品的使用价值量大于所付出物品的使用价值量；由于“使用价值边际效用规律”的作用，一方面，随着人所付出物品的数量增长，该物品对于人的使用价值不断上升；另一方面，随着人所得到物品的数量增长，该物品对于人的使用价值不断下降，直至这两种物品的使用价值基本相等，这种交换活动才会停止；货币是一种万能性、普适性使用价值，人通过它可以随时地到相应的市场里购买到自己所需要的使用价值物品，商品销售者就是要把商品所具有的单一性、特殊性使用价值转化为万能性、普适性使用价值，而商品购买者就是要把万能性、普适性使用价值转化为自己所需要的单一性、特殊性使用价值；在“使用价值边际效用规律”的作用下，人们通过不断调整商品交换的规模，最终使自己所购买物品的使用价值（小于或）等于所付出货币的使用价值，也使自己所销售物品的使用价值（小于或）等于所得到货币的使用价值；在商品交换双方的主观动机的综合作用下，物品的交换比例是由各自生产这两种商品的价值成本（含使用价值成本和劳动价值成本）的比例关系来决定，由于任何使用价值都是由劳动创造出来的，任何使用价值成本都可归结为劳动价值成本，因此物品的交换比例最终是由各自生产这两种商品的劳动价值成本的比例关系来决定；劳动价值是一种特殊的使用价值，是一种能够创造更多使用价值的使用价值，劳动者在消费过程中将生活资料使用价值转化为劳动潜能，并在劳动过程中再将劳动潜能转化为劳动价值，劳动价值与使用价值同属于价值的两种基本形态，并可以进行统一度量和相互换算。统一价值论对于劳动价值论进行了一系列变革和发展，真正实现了政治经济学与现代（西方）经济学理论的全面衔接。
从整体上来说，关于商品价值决定因素的认识经历了四个发展阶段：①从主观效应向客观效用转化；②从客观效用（或使用价值）向生产费用转化；③从生产费用向劳动耗费量转化；④从劳动耗费量向劳动价值量转化。
四、劳动价值度量方法的变更
劳动价值论提出要用劳动的耗费情况来度量劳动者凝聚在商品中的劳动价值量，那么劳动价值论的发展也必然体现在劳动价值度量方法的变更上。
关于劳动的耗费究竟如何来描述和度量，存在着若干种不同观点，归纳起来可分为：①时间消耗形式；②身体化学变化形式；③牺牲安乐形式；④生活资料消耗形式；⑤货币工资或口粮形式；⑥能量消耗形式等。其中每种度量方法分别从不同的角度来考察劳动量，都从某个方面反映了劳动耗费的某种共同特征。
李嘉图和马克思都认为，劳动量的耗费集中体现在劳动时间上的耗费，李嘉图提出用最不熟练程度的劳动者在最劣等条件下生产商品所耗费的劳动时间来度量劳动量，而马克思提出用平均熟练程度的劳动者在社会现有的标准生产条件下生产商品所耗费的劳动时间来度量劳动量，即“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是指用“用社会现有的标准生产条件，用社会平均的劳动熟练度和强度，生产任何一个使用价值所必要的劳动时间”。由于不同的国家、行业、历史时期、不同素养的劳动者所耗费单位劳动时间的价值内涵有着很大的差异，且怎样来确定“什么是标准生产条件，什么是社会平均的劳动熟练度和强度”具有很强的主观性、不确定性和模糊性，这种劳动价值度量方法既无法进行定量计算，也无法进行不同国家与行业之间的横向比较，更无法进行不同社会历史时期的纵向比较。
格格夫提出用劳动者身体化学变化形式来度量劳动量，他认为：“一个人在24小时进程中完成的劳动量，可以由身体化学变化的研究近似地予以确定”，然而，事实证明，人的能量代谢率只能近似地反映劳动者在劳动过程中所付出的体力劳动的强度情况，无法反映脑力劳动的强度情况和复杂化情况。
斯密提出用劳动者在劳动时所牺牲的“安乐、自由与幸福”的量来衡量其劳动耗费量。然而，劳动者所付出的劳动量是一个客观值，而“安乐、自由与幸福”的量是一个主观值，难以准确地确定。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劳动条件不断改善，劳动强度不断下降，脑力劳动所占的比例越来越高，劳动方式不断朝人性化的方向发展，劳动者在劳动过程中所感受的痛苦程度不断下降，而且还会逐渐成为人的第一需要，这时再以牺牲安乐的形式来度量劳动量将会出现越来越大的误差。
配第提出用工资和口粮来度量工人的劳动量，他认为，商品的价值是由它所购买的劳动来决定，即由工资来决定的，工资的现实目的在于劳动者用它来购买生活资料，用以补偿劳动耗费，从而维持劳动力的简单再生产或扩大再生产。然而，工资只是劳动耗费量的市场反映值，而不是其客观值，而市场反映值围绕客观值上下波动，而且工资是以货币为价值尺度，具有相对的不确定性。
统一价值论认为，劳动者机体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有机系统，其劳动量的具体耗费情况非常复杂而神秘，根本不可能进行测量和计算，最多只能进行某一特定方式的物理观察或化学测试。但是，不同形式的劳动耗费有一个共同特征：对于任何劳动耗费的补偿都是通过消费一定数量的生活资料使用价值来实现的，当消费的生活资料使用价值小于一定量时，劳动耗费得不到充分补偿，将会导致劳动者健康状况的不断恶化和劳动能力的不断下降；当消费的生活资料使用价值大于一定量时，劳动耗费将得到充分补偿，并有多余的使用价值来不断改善劳动者的健康状况和提高其劳动能力；只有当消费的生活资料使用价值等于一定量（即“补偿临界值”）时，劳动耗费得到充分而无盈余的补偿（即“恰当补偿”），劳动者的劳动能力和健康水平完全恢复到劳动前的状况。正是由于劳动量与生活资料使用价值量存在这种客观的对应关系，因而可以采用“社会必要补偿性生活资料使用价值消费量”来度量劳动者的劳动耗费量（或劳动价值量）。进一步的研究表明，劳动价值量与劳动时间、劳动强度、劳动熟练度、劳动复杂度、基本生活水平、作息率、消费熟练度之间存在一个确定的函数关系，并可根据这个函数关系进行定量计算。
从整体上来说，劳动价值度量方法的变更经历了两个主要阶段：①由货币向时间形式的转化；②由时间形式向能量形式的转化。
五、劳动价值论的最终归宿
劳动价值论是在不断地进行创新与争论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并不是劳动价值论的顶点，而是劳动价值论的一个发展阶段，它本身存在诸多的不足，这是科学发展过程中的正常现象，我们不能把马克思对于劳动价值论的具体研究思路和某些个别结论作为神坛供奉起来，而应该客观地、清醒地加以分析与研究；政治经济学应该属于经济学的一个分支，对于目前的政治经济学与现代（西方）经济学之间的格格不入，我们应该更多地从政治经济学体系中找问题的症结，而不应该把自己封闭起来，无视现代经济学理论和其它社会科学的重要发展与伟大进步；我们只有充分吸收现代经济学理论的研究成果，紧跟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步伐，迅速变革和发展劳动价值论的价值概念体系，并与现代（西方）经济学理论充分衔接起来，不断提高其客观性、确定性和精确性，才能不会成为科学的异类而被科学所抛弃，才能把劳动价值论推向新的高峰。
正如恩格斯所说：“我们还差不多处在人类历史的开端，而将来会纠正我们的错误的后代，大概比我们有可能以极为轻视的态度纠正其认识错误的前代要多得多”。
劳动价值论的最终归宿是全面走向现代经济学！走向现代社会科学！走向现代自然科学！全面融入现代知识体系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