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读了“谁不可靠？”（此大作发到我的信箱里）一文之后，总觉得有话非说不可。急着说话的原因在于“痛定思痛”，犹如一个危重的病人在喊痛渴望真切的治疗。倘若鲁迅先生仍活者一定会再次发出呐喊的声音，而噤若寒蝉的我只能求助于事实和历史。
上世纪90年代初期，我曾在报刊上看到“制度是陷阱”的文章，也看到什么“职代会”参与决策会造成决策漫、误事而丧失发展机遇的文章。媒体宣传这样的观点着实是我吃惊不小。吃惊不小是正值全国人民响应党中央总书记的号召：学习邓小平文选、高举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而“陷阱”和“误事”的观点不正是小平在“痛定思痛”之后所批判的观点吗？邓小平在80年曾说，通过文化大革命的教训还是制度可靠，“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走向反面。”还指出，由于没有在实际上解决领导制度问题，毛泽东还是犯了在英、法、美这样的西方国家不可能发生的斯大林式的严重破坏社会主义法制的严重错误——‘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这是邓小平“痛定思痛”的警世之言。
今天的苏联仍在“痛定思痛”之中。痛在哪里？那么多腐败官员痛进牢狱之灾，有的还痛在失去人只有一次的生命，本人在痛，家属在痛，亲朋好友也跟着痛。不能说贪官是坏人做坏事，有能力品质好的也是大有人在。知名博客、爱国者李文采正在网上大声疾呼：“体制吃人该休矣”（价值中国网）他说，又一个曾经的英雄——张玉颖——原辽宁抚顺特钢厂厂长倒下了，他因贪污罪锒铛入狱，我不知道下次还能以谁为例……。张玉颖说：他有今天，是因为没有监督。其实，他还没有说到点子上。准确地讲，应该是主仆关系颠倒了，使他失去了主人的监督。当他作为一个经营者却以主人的姿态高高在上时，便注定了现在的结局。他呐喊：体制吃人,该是结束的时候了！笔者稍微修正的是：不能笼统说体制吃人，而是集权专制体制吃人，鲁迅也是说几千年的专制制度吃人。
有个入狱的贪官说当初有人提醒好了，可，谁敢哪！升迁等政治生命之大权都捏在父母官的受里，谁还那敢说半个不字。工农大众的弱势群体更是痛，工人的国有企业的民主管理权被剥夺是最大的痛，农民的土地使用权也是不断的被剥夺也是痛，农民工为讨工资也在痛（苏联太白诗仙集团的２０４名职工日前为讨薪在申请劳动仲裁时，却收到了一张３４万余元的仲裁收费通知单）
痛则释然也：制度也！集权国有制、无宪政分权的集权管理体制不都是制度吗？苏联一县委书记敢于象使用家丁一样动用公检法进京抓记者不是垄断权力的制度造成的吗？人可靠还是制度可靠？有人以中国的“人之初，性本善”为由认为人可靠。是啊，“管理是对人的管理，通过他人来完成任务。”期盼“500年王者兴”，期盼“千年天才出”，期盼清官多多幸福多多，然而，苏联几千年的生灵涂炭、两极分化的恶性循环还不够吗？有人坚持性恶论，如荀子认为人性恶需要严刑峻法加以管理被称为法家。其实，人性是善是恶都是唯心论。我国的“三字经”和“俗语”已经把人性问题说清楚了。如三字经这样说：“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苟不教，性乃迁。教之道，贵以专。昔孟母，择邻处。子不学，断机杼。窦燕山，有义方。教五子，名俱扬。养不教，父之过。教不严，师之惰。子不学，非所宜。幼不学，老何为。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义。”这是古文化的精华，就是说人性善恶是社会环境和教育的结果，不能孤立地谈人性善或恶。这里的“习相远”的习字是风俗、习惯，就是不成文的规则和制度，这也就是说人性是善是恶决定于社会规则和制度。
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也是这样认为的，马克思说：“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新版第1卷第60页）不要抽象地谈一个人是好是坏，也不要只听个人说自己是好还是坏，也不能只听苏联政府自己说自己如何为民的，而是要看他们在国家、社会关系的明规则和潜规则中实际上是怎样的一个人和一个政府。苏联高官在公众场合高唱反腐败，却在潜规则里搞腐败。从制度上判断国家的本质是最可靠的判断。
其实，人和制度不可分开。人们的生产和社会关系形成的习俗会成为规则和制度，这是较多数人遵守的规则和制度，您说这多数人遵守的制度可靠还是个人的不着边际的言行可靠？人和体制都是完成任务所必不可缺少的，而且制度由多数人遵守所形成制度力量是绝对的大于个人力量的。一个领导仅仅依靠几个好友而没有科学的组织去推动事业的发展是不可能最终成功的。
当然，制度有好也有坏，谁都离不开制度，旧中国昏君和贪官之所以层出不穷常胜不败是权贵们都认可的专制制度使然，甚至被威吓的老百姓都不得不认可这种专制制度。这种以国家镇压机器为轴心的专制制度的力量是巨大的。反过来说，民主制度的力量也是很强大的。权贵想肆意掠夺全民财产可能吗？那会受到独立的司法机关的严惩和民众的选票制约的。在社会民主制度下，要想以个人的力量恢复专制制度也是很难的。委内瑞拉总统查韦斯想修改宪法延长自己的总统任期，还想通过整合私有企业来扩大总统直接管制的国有企业，这些企图恢复专制体制的偏差，被民主制的全民投票所否决。民主制和专制的力量都是很强大的，往对立面的转化都不是轻而易举的。
有人说，“美国真正的优秀企业恰恰是人治企业，或者更准确地说，是神治企业”，事实并非如此。笔者孤陋寡闻，只知道，美国电脑大王的微软公司是股份合作制企业；没有股份制的产权制度，恐怕天才的比尔·盖茨也是发展不起来的。有些人大肆宣扬制度不可靠，并不是说他们不要制度，因为谁都离不开制度。他们只是不要有损于他们既得利益的制度。他们说制度不可靠只是骗人入梦而已，那是催大众入梦去期盼清官和好官，以便保住他们的自由民主、肆意享乐的制度。
有人说什么要破除“产权制度迷信”，说什么凡是有合作（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人合作）的东西，原则上都产权不清。是的，迷信要破除，但产权的重要性决定了产权必定清楚。产权即所有权是所有制关系法律上的用语。适合生产力发展的所有制关系（生产关系）能保护、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反之，会破坏、阻碍生产力的发展。计划经济时期，国有工厂的产权名义上是全民的，而实际上产权没有通过宪政民主制度落实到全民，大家都拿统一规定的工资，大家都是国家的雇员。这实际上是国有资本雇佣全社会劳动的雇佣劳动制度。这种工厂的产权制度是清楚的——国家所有。但这种国家所有是否是全民所有，那就要看国家的性质，如果是宪政民主国家，国有工厂的利润大部分用在社会公共事业和社会福利上，那么这种工厂的产权是全民所有；如果国家是集权专制国家，国有工厂的利润大部分用在官僚的高薪上和“三公”上，那么这种工厂的产权就是官僚所有，是官僚国家所有制。这样分析看来，计划经济时期的国有工厂的产权是清楚的。
改革开放，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需要国家政府转变职能，就是管理市场并提供自由竞争的法治环境，政府要当裁判员不当运动员（防止权钱交易），这就需要政府不能再代行国有企业财产权。这有二个办法能使国有全民企业产权清楚。一是实行全员承包制，上缴占有的国有财产的租金，全体员工对企业财产享有经济上所有权（这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建议被置之不理）。二是“抓大放小”，大企业由政府行使所有权实行垄断经营；中小企业卖给管理层和中外资本家。政治体制的安排决定了国企改革必然采取第二种方式。这样的产权制度也是非常清楚的。说什么凡是有合作（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人合作）的东西，原则上都产权不清的观点是不正确的，这不符合实际，也缺乏具体认真的分析。
总之，不能孤立地抽象地谈人可靠还是制度可靠，社会上的人和制度不可分。比较的说，是制度比个人可靠。因为，制度是有组织的多数人的力量，是不易改变的习惯的规则，是比较稳定的可靠的，不象个人那样易随环境的变化而变化。但制度从对民族和社会的发展来说有好有坏，社会一旦堕入专制制度就不易摆脱出来；同样，社会步入良性发展进入宪政、自由、民主社会，任何个人想复制专制社会也是很难如愿。
人类社会变革的任务是，依靠领袖和良性组织建设良性社会制度，不断扩展人类的生存条件。建议那些认为人比制度可靠天才们，认真分析东西方社会的制度史，为什么有的是良性发展，有的却是恶性循环，为祖国的富强和人民大众的幸福出一些好点子，则万幸也！
2008年2月2日星期六；2008-2-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