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2008年9月28日《经济观察报》刊登了一篇对张维迎的访谈（“张维迎：国家所有制下不能产生真正企业家”，见http://finance.sina.com.cn/roll/20080927/17055351129.shtml）。其中，张维迎主要谈及他在初出茅庐的80年代中期，对于价格体系改革和企业制度改革所做的理论贡献。在我看来，张维迎在当时可称为经济体制改革的理论先锋人物之一，他对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是有理论贡献的。但是也应认识到这样一个道理：从来就是时势造英雄，而不是英雄造时势。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依然如此。
一方面，价格改革、企业制度改革等任务的提出，是当时经济体制改革进程的内在、必然的要求。随着改革的推进和深入，价格改革、企业制度等问题已经客观地摆在人们面前。当时，这些问题在中央和地方、政策层面和实际工作层面、宏观经济管理和企业经营管理等方面受到广泛的关注，并在实践中有所探索，并非单纯由少数 精英人物所推动，更谈不上左右历史进程和超越历史了。正如马克思所说，“人类始终只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因为只要仔细考察就可以发现，任务本身，只有在解决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者至少是在形成过程中的时候，才会产生”。
另一方面，历史是一个不断演进的过程，人们对历史的认识和把握总是带有所处时代的烙印、特点和局限的。而且，人们往往把一个复杂的对象简单化，片面专注于兴趣所在的焦点，而对其他方面有所疏忽——正所谓“专其一点，不及其余”。正是由于历史的发展性和人们认识的限性，那些在一定条件下带有合理性的东西（包括 制度、理论和方法），在其他条件下可能会失去其合理性。
改革开放之初，人们面临的紧迫任务是寻找一种对于僵化的计划经济体制的替代制度，以激发经济的活力，因此市场经济制度就成为中国必然的、同时也是艰难的选择。期间，厉以宁、吴敬琏等学术大家和张维迎等少壮学者在理论上的贡献不可埋没。基于特定的历史氛围，当时人们仅仅（或者说更乐于）看到市场机制的积极效 应，对它的负面效应和缺陷认识不足或者避而不谈，尽管西方经济学者的市场缺陷理论已十分成熟，市场失灵的表现在历史和实现中俯拾皆是。应当说，在一定的历史环境中，某些“疏忽”是无法避免的，也是容许的。然而，把市场机制夸大为天然有效率的、无所不能的，把市场调节的结果视为天然合理的，则失之偏颇。及至后来，在这些人的言论和著述中，市场机制被神圣化，以至成为一种僵化的教条，并“走火入魔”地鼓吹泛市场化改革——把市场机制引入公共领域，对中国的经济政策和社会政策产生了极大的误导。
除了对经济政策和社会政策的误导外，中国的“主流经济学家”们（对中国新自由主义流派经济学家的雅称。之所以冠以“主流”的称谓，是因为这一流派在90年代以来的中国经济学界乃至社会科学界取得了绝对的话语霸权）对西方某些经济学流派的追捧，在理论上也对公众特别是年轻人产生了误导——似乎存在一个统一、科学的西方经济学体系。其实不然。首先，张维迎们所推崇的“科学的西方经济学”并不存在，因为自欧洲古典经济学出现以来，欧美经济学界始终是学派林立、观点纷呈，从来没有形成统一的理论体系。所谓西方经济学，不过是欧美历史的和当代的各个经济学流派的统称（如果从发祥地来看，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也属于西方经济学流派之一）。其次，西方经济学各流派的代表人物众多，他们的观点、主张各异，甚至针锋相对，例如，既有主张自由放任主义的斯密、萨伊、哈耶克、费里德曼，也有主张政府干预的穆勒、庇古、凯恩斯、加尔布雷斯，等等。因而不能以偏概全地将某个人物、某种观点夸大为“西方经济学”的观点和主张。况且，各理论流派大都提出了诸多假设、假说，许多结论往往附设了严格的约束条件，而这些条件是无法满足的。对这样一个众说纷纭的庞杂的体系，很难冠以“科学”二字。
近十年来，市场原教旨主义理论和政策的危害在中国和世界诸多国家凸显，以往的“疏忽”已经变得令人不能容忍。如今，作为新自由主义理论策源地的美国也身受其害（当前美国的金融危机正是新自由主义放任市场投机、削弱政府管制的必然后果）。在这种情形下，如果依然坚持片面的、有缺陷的市场化理论，只能遭到人们的 唾弃，无论他们以往曾经有过怎样的光彩和和荣耀。这就是时势造英雄的历史逻辑的逆向表现。
当经济发展和人们的思想受着高度僵化的计划经济 体制及其观念的束缚时，倡导引入市场机制、推崇市场调节者，人们可谓之开路先锋。当市场机制的缺陷已对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产生负面影响，尤其是在“泛市场 化改革”对民生造成长期严重损害之后，依然坚持市场原教旨主义立场、把市场奉为神明、鼓吹市场万能者，人们将视之为绊脚石。这正是厉以宁、吴敬琏、张维迎等“主流经济学家”的悲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