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经济学不应从商品的分析开始
张春津
（2006年2月15日刊发于《经济学家》）
《资本论》研究经济学问题，是“从商品的分析开始”的（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5页）。对这种分析方法，起初误以为它是出于在感情上对商品、对“资本主义”的痛恨。后来发现，很多西方经济学理论也都是从商品的分析开始的，尽管有些经济学家也或多或少地使用“产品”这一概念，但所谈的内容，其实质还是与交换价值有关的商品范畴。看来，从商品的分析开始，成了经济学“分析法”的一种不成文的惯例。
对此，我们是不能接受的。
要知道，总结社会的发展规律，如果因为分析研究者身处“资本主义”时代，就把这个时代以前的所有社会形态中的经济问题全都抛在一边或者轻描淡写，只是从身处的这个时代开始，企图找出人类社会经济发展变化的整体性规律，其结果，肯定只会得出一个有历史局限性的片面的结论。这种在经济学问题上割裂历史的分析方法，应是马克思主义向来就反对的。“历史唯物主义”所总结出来的社会发展规律，不会从“共产主义社会”的分析开始，也不会丢掉对任何一种社会形态的分析，而是从基础性的社会形态着手——即从“原始社会”的分析着手，然后，顺着社会发展的历史顺序，从“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一步一步地分析到“共产主义社会”。
回过头来细细地读一下《资本论》就会发现，它的经济学分析方法与政治学分析方法正好相悖：它是从“资本主义”社会经济领域中占统治地位的商品的分析着手的。（参见列宁：《卡尔·马克思（传略和马克思主义概述）》。《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4页。）这就使“经济学”的理论大厦建筑在不挨历史地基的半空中，是从经济历史的半截腰儿着手分析的。就学术研究的“建筑施工规程”而言，这乃是一种偷工减料的行为，必定在日后会给理论大厦的建筑施工质量问题带来巨大的隐患。如今，我们必须不断地对经济理论大厦修修补补，一而再，再而三，仍然达不到合格的最起码的标准，足以证明这种质量隐患给后人带来多少麻烦。
想想看，如果《资本论》和西方经济学理论都是从原始社会初期开始分析的话，它们无论如何也不能从商品的分析着手——原始社会不是商品经济！同此道理，如果从整个社会中每个人的出生开始分析，即从人们还不会劳动和商品交换、还没有劳动和商品交换能力的时候开始分析，也不应从商品的分析开始。分析的着手点都应该是产品。
原始社会是怎样的一种经济形式？它与后来出现的商品经济有什么内在的联系？如果我们不能用达尔文的“进化论”的原理来正确地看待人与猿的关系，只分析人，不分析猿，这样的话，我们就很可能从人的分析，发展到对“上帝”的分析。同此道理，商品是从哪里来的？不从商品出现以前的经济形式分析着手，不从源头着手，不从基础着手，它怎么能不摇摇晃晃地半浮在空中？
商品是从哪里来的？它肯定不是“上帝”创造的。就如同人是由猿转化演变而来的一样，商品肯定是由一种曾经不是商品的东西转化演变而来。
“一物可以有效用而又为人类劳动的产物，但不是商品。用产品来满足本人需要的人，固然创造了使用价值，但是没有创造商品。”（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第11页）例如，“中世纪的农民，为封建主生产了租税谷物，为牧师生产了什一税谷物。这种租税谷物和什一税谷物，不会因为它们是为别人生产的，就变为商品。要变为商品，这个产品必须通过交换，转移到别一个把它当作使用价值来用的人手里。”（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第12页）看得出，《资本论》已经明明看到了商品经济不是人类社会最初的经济形式，是由最初的某种经济形式转化演变而来的，但为什么不对这种最初的经济形式进行深入的分析呢？
“早在原始公社制度的末期，随着畜牧业和农业的分离，从事畜牧业的原始公社和从事农业的原始公社之间，互相交换他们多余的产品”（蒋学模主编：《政治经济学教材》，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2页），而在此之前，即在原始公社制度的早期，当畜牧业和农业还没有分离的时候，或者是在出现了畜牧业和农业的分离，但他们自己生产出来的产品仅够某一原始公社自己消费的时候，是没有客观条件去考虑“交换”的。也就没有商品出现。就是说，没有商品的时代，产品是可以独立存在的，产品的消费是不受商品的存在与否所限的，而且，当后来出现了商品的时候，产品消费并不是随之消失，而是仍以它独有的形式存在着；产品的商品性交换，只不过是在产品消费上使人们享有了更多的选择权。很显然，商品是由产品转化演变而来，商品有赖于产品而存在，怎么能让商品在经济学中成为“主角”，把产品丢在脑后呢？没有产品，却冷不丁地冒出商品，这简直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
因此，我们研究经济学与《资本论》以及西方经济学的最大不同之处，就是对商品的分析都是建立在“从产品的分析开始”这一基础之上的。从产品的分析开始才能为商品的分析打下牢固的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