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不该对商品经济如此仇恨
张春津
（2006年2月16日刊发于《经济学家》）
产品的商品性交换，是人与人之间建立“平等价值观”的社会经济基础。这是因为，商品经济中的交换，乃是交换双方互利互惠、平等协商的结果；在商品市场中，“贵贱尊卑”、“等级伦常”一概不起作用。就是说，交换的双方通过交换都能得到利益，满足各自的“自私和贪欲”，绝对不能让某一方享有特权，进行不公平的交易。卢梭的《社会契约论》，可以说就是把商品经济的“平等价值观”引申到社会政治领域中的理性推理。社会中的每个人，如果都能成为自由市场的交换主体，这肯定会为民主政治和民主文化的形成创造根本性的条件。
但是，在公社（国家）产品消费核算经济单位阶段和家族（集团）产品消费核算经济单位阶段，其中的很多人都无法成为商品经济中自由交换的主体，甚至成了公社（国家）或家族（集团）中掌有生杀大权者或享有特权者的可供他们使用或消费的产品，以至还可以成为被交换的对象。就是说，在产品经济体制最猖狂的时代，很多人不但不能成为自由交换的主体进入商品市场，反而成了商品被特权者自由买卖（例如奴隶）。它怎么会产生“平等价值观”呢？
以公社（国家）和家族（集团）为本位的经济体制，乃是一个封闭的小型社会，其内部有时也可以有商品经济的交换关系产生，但它们都是被限制在为公社（国家）和家族（集团）服务的前提下而处于从属的地位。在这样的经济体制中，人们不会产生“平等价值观”，而“等级价值观”则不得不深深地植根于人们的经济意识中。
过去人们一直误以为原始公社是平等的乐园，这是非常错误的。人们所看到的公社酋长、长老与其他公社成员之间没有太大的经济差别，这一表面现象，只不过是因为酋长、长老在那个产品剩余极为有限的时代确实没有什么物质东西值得多享有。酋长、长老们能够关注并在他们看来值得关注享有的特权之一，就是独享公社中那些长得漂亮的少女的初夜权。其他的公社成员能同酋长、长老平等地享有这一特权吗？可见，“贵贱尊卑”、“等级伦常”的封建主义“等级价值观”早在原始社会时期就开始萌生了，只不过它还没有体现在产品的私人占有上罢了。
以君权为特征的国家，不过是公社的翻版，用现代公社的产品经济体制代替了原始公社的产品经济体制。所有具有古老东方文明的国家（如古巴比伦、古埃及、古印度），都自然而然地沿着古老的公社（国家）产品消费核算经济单位的方向，发展成为以“等级价值观”为文化特征的专制主义国家。如果有所进步，那也仅仅是偶尔停留在家族（集团）产品消费核算经济单位阶段。
西方文化源自于希腊文明，而希腊文明的形成，应该归功于商品经济体制在这个特殊的地域、特殊的历史时代第一次从经济结构上有效地摧毁了产品经济体制。不管是城邦，是商团，还是木匠、铁匠、制绳匠、皮革匠等等手工业制造者，都可以以产品交换的主体资格进入自由市场。尤其是造船业的兴起，更是为社会分工的细化和产品的专业化生产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市场的繁荣、交换原则的广泛遵守，使古希腊成为以商业商团组织为本位的政治实体。在这样一种商品经济体制中，产品消费核算经济单位化解到每个家庭、每个手工业制造者身上，使他们能够以独立的经济主体资格在商团市场中、城邦市场中甚至在“国际贸易”中自由交换，而不再从属于某个公社（国家）或家族（集团）产品经济体制的摆布。与此相反，由商人组成商团，由商团组成城邦，使得权力由下而上地构筑起来，不给“天赋神授”的王权君权创造任何赖以产生的经济条件。
不管是中国的儒家学说，还是道家学说，包括法家等学说也在内，都被后来的统治者及其追随者发展成为“君家学说”。商品经济培养的是“平等的价值观”，产品经济培养的是“等级的价值观”。在蔑视商品经济的传统文化熏陶下，又在《资本论》错把商品经济当作“资本主义”批得没头没脑的现代文化的引导下，中国的经济发展之路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始终就没有脱离开产品经济的体制。造成当时中国经济落后的罪魁祸首，不是“私有制”，而是《资本论》鼓噪的“公有制”。只要中国的产品经济体制不变革，像过去一样，总是让商品市场被束缚和控制在产品经济体制中，那么市场的繁荣绝对不会长久。因为它从根本上并没有改变人们的“等级价值观”，使人得不到解放，也就得不到发展。
仅就经济而言可以这样说，“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争，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争，归根结底，是经济体制之争。谁优谁劣，谁胜谁败，就看谁开放的商品市场越大，就看在谁的商品市场中具有主体资格的自由交换者越多。由于经济体制往往受制于政治体制，所以在表面的经济体制之争中，必然隐藏着更加激烈的政治体制之争。
(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