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11月11日，由中国科学院和北京市政府联合主办的第四届诺奖论坛（另称“诺奖群英会”）在北京开幕，七位诺贝尔奖得主与四位图灵奖得主等11位著名经济学家济济一堂，给学术界带来了一场顶级盛宴。不仅出席的嘉宾是顶级的，而且中国科学院院长、北京市市长等人物都出席并进行了主题演讲与致辞。在媒体方面CCTV与BTV对开幕式进行全程的现场直播。直播间的评论者都是在科学技术领域享有盛名的教授，一切规格都说明了我们对这场论坛的重视程度。
本人也一直仰慕诺奖得主的风采，自然也尽量认真地吸收其精粹。
北京也好、上海也罢，这样顶级的国际化都市，聆听行业顶尖人物的言论从来就不是很难得的机会，甚至天津都由于其在环渤海区域举足轻重的地位而成为10月达沃斯论坛的主办城市，并成为一时的焦点。
这是中国日益强大而有号召力的集中体现，自然有值得我们自豪的一面。
但从另一个角度而言，却会导致我们不愿意看到的结果。因为我们以开放的胸襟来迎接那些大师们的到来，却忽视了他们的另一个身份——那就是发达国家的经济使者，新列强主义的传教士。
年初，本人曾经提出中国经济的三足鼎立格局，很多现象用此理论解释都薄如蝉翼。今天来论述另一个问题——那就是中国经济舆论领域的三足鼎立问题。
中国经济舆论领域作为经济发展的核心工具，与中国经济的三足鼎立格局相同，同样是三足鼎立的格局。同样是外资、国有与民间三种力量。
此三者的具体划分如下：第一类代表政府喉舌机构带有强烈的权威性，在方向性上代表着政府的决策。而媒体素来是政府的喉舌，这些人在这方面的话语权是不容置疑的，当然，一旦某个人从相关岗位上下来，不再代表那个机构，而只代表个人，则其话语权从其权威性的丧失而至少有所折扣（由于其代言的是政府，因此本人暂时无恶意地称其为“御用文人派”）；另一派是代表西方成功经验，也是以市场经济为发展方向的未来，拥有光鲜的头衔与师尊风范的代表，他们或者是跨国企业、或者是政府高官、或者是学成的海归（由于封建社会末期，西方的思想与经验都是通过传教士传入中国的，因此本人暂时无恶意地称其为“列强的传教士派”）；第三类是以中国的草根利益、民族利益最大化、逐渐成为中国经济不可忽视的力量的民间经济利益的代表的一类人，他们没有政府的权威，更没有雄厚的资本依托，凭借的是对中国以及中华民族从历史到未来利益的最大保障的热情，（由于西方人惊呼近年来中国的民族经济保护主义抬头，因此本人姑且没有恶意地称为“草根的民族经济主义派”）。
这三者之间的区别大约就在于代表的是现任政府的权威、资本的力量还是民族经济的存亡；而与中国经济格局的三足鼎立相同的是，这三者之间同样是互相制衡的局面。
传媒与会议运营机构，力挺御用文人派和传教士派都有充足的理由，也有自觉的倾向性。
因为媒体也是要生存的，要生存就需要有吃的并且时刻保持安全的状态。保持安全就需要政治对路，有吃的就需要经济上有创收，这两方面的因素就分别是这两方面寻求的保障。同时，这两方面的因素是互相利用，互相满足的关系。资本需要政策的扶植得到旗号、政策需要资本的力量来落到实处。
当然，这也是有坚实的群众基础的。比如民众对传教士派的追捧的原因也许是为了锻炼听力，或者是为了表明自己与国际化的接轨，已经到了与世界比肩的高度。故而最大牌、最优秀的记者与传媒人都在以可以跟其直接对话，以与他们发生近距离交往为成功的标志，甚至是一种职业上的荣耀。至少王志与张政从传媒人到封疆大吏的华丽转身，就颇得力于这方面的坚实基础。
由此，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媒体与会议组织运营机构，都可以容忍甚至主动给予外国的学者教授、企业家与资本家、媒体界人士与政客、甚至国家元首等经济传教士派在中国肆意散布他们的言论的机会。同时也总是邀请政府要员或者御用文人派前来捧场。
我们同样不难理解，为什么我们的媒体与论坛峰会等公众场合，都在为那些传教士们提供充足的版面与时间资源，为他们表达自己的观点、言论、建议等等言论提供充分民主与宽容的平台。
我们更不难理解，为什么我们对御用文人与传教士们的言论大体都洗耳恭听，甚至对他们的出现奉若神明。任何投资都被包装成为精品。在形象上有所提升、在经济方面有所收益、在观众群里有凝聚力，这就是媒体的核心诉求。
同时，媒体的资源有限，任何时候有限的资源都是争夺的焦点，另外，三足鼎立中的任何一方总会把另两方力量当作不共戴天的敌对力量。偏偏中国特殊的经济格局中，民营是被抛在外边的，是双方公敌。因此，代表中国民族经济利益的言论却难以得到表达的机会与场合。草根的民族经济主义派就显得颇为尴尬。
从中国持有的天量债券，中投对黑石及大摩的投资，在中美战略对话上的主动性让步、自2005年7月22日之后任由人民币兑美元的升值，甚至最近人民币对欧元的升值（当然，人民币对欧元的升值在四月份的时候本人就曾经预先感觉到，却是悄悄的进行）等等，我们似乎已经隐约感觉到了御用文人与传教士之间的紧密程度。而且我们似乎已经对大洋彼岸的那些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达到了默契的程度。
当他们面临财务困境、遭遇信任危机，我们甚至有唇亡齿寒、同病相怜的惊慌；却没有看到符合民族经济利益派的逻辑中所揭示的机会。御用文人们所表现出来的没有任何彼消此长的窃喜与时不我待、奋起直追的责任感，也不是去抓住百年一遇的时机而痛击纸老虎，以及病入膏肓到行将就木的驴子，却要要继续投入巨资去挽救，去帮助那头驴子尽量摆脱危机，为那些贪婪而奢靡的人买单。似乎御用文人们看列强们的百姓失业、企业破产清算，比看到我们本民族的更严峻的状况都显得更心焦一些。
列强们欠下一屁股债，我们却忙不跌地赶去给他们擦屁股。那可是数以千亿甚至上万亿美元的账单呀！
在我们替别人买单的同时，反观国内，亿万民众在教育、医疗、养老、三农、乡间小路、粮食等等方面的问题没有被解决，有更多的都市人在饱受高通涨、高房价、高学费负担的折磨，而农村的人还要经受抛家舍业、妻离子散、弃天伦之乐于不顾之苦，相比于都市的貌似繁华，这简直就是苦不堪言。
为了中国的民族利益，当务之急是限制列强的“经济传教士们”在中国境内的话语权。
自从金融危机爆发后，中国央行已经先后三次降息，而且“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下，似乎依然要在随后的50天内进行2-3次降息，由于周小川表示不排除用将人民币贬值的方式来挽救出口的颓势。同时11月9日，国务院通过了“救市的一揽子计划”，涉及十项基本措施，其中最引人注意的就是在两年内的四万亿财政投入拉动内需，以及两年内铁路上的二万亿的投入。单纯北京未来四年在交通上的投入就高达2400亿元。而广东截止到2012年的222个项目的基础建设投入预算更是高达2.374万亿元。
也许是本人想法简单，但实在看不到这会在多大程度上真正地解决民众呼声最高的疾苦问题，更不知道有多少是中饱了中间各环节经手人的私囊，同样不知道有多少会流入外资的口袋。
另外政府的财政从何而来呢？大约归根结底还是通过税收来源于民众，因此是在变相加大民众的负担；在是在加大民众的负担，同时吸引偏远落后地区的人跑出来讨生活，却把娇弱的妻子、嗷嗷待哺的子女、年迈的老人统统留在了家乡，那就意味着把那些在乡间的重体力活丢给了老弱病残，是一种典型的不负责任的逃避思想。
为了缓解这种情感上的空缺，至少就需要那些漂泊在都市的人做两件事情，一个是周期性地不远千里回家省亲；这种定期的城乡迁徙，耗费时间精力并导致不稳定因素提高；另外就是不得不在都市筑巢，把全家人接到都市里生活，当举国的数亿农民变成都市的漂移一族，就会带动新的竞争与社会压力、推动能源、食品以及房地产等方面的价格，造成城市犯罪与所有人的不安全感。这就造成了新的不和谐。
这种原动力表面上是在造福民众，长远看却恰恰加大了民众的不幸福感。那些世代生活在穷乡僻壤的人，不会有任何不幸福的感觉，但假如一个善人努力把他们接到都市里走一圈，再把他们放回去，他们的内心就会不平衡，就不会安于以前的恬静生活——同样是一辈子，为什么我这样，人家却可以那样！这在让人“知耻而后勇”之后，势必会带来新一轮的物欲竞争。
那么用在何处呢？
无论如何，当我们把数万亿的财政投入到城际交通、轨道交通、甚至地下交通这些耗费巨大的领域，并试图证明以此可以拉动内需，却没有重点关心偏远地区尚生活在水深火热中的低层人群的切身利益，这种做法是否能够起到预期效果，尚且是未知数。假如换一种资金的支配方法，而是把预算放在这些关乎每个人的生活，特别是那些生活在贫苦中的人的身上，效果应该是有很大的不同。
几乎可以肯定的是，承载这些钱的项目中，至少有80%以上是央企与国企。假如这样，那么就是把资金从左边的口袋挪到了右边的口袋，就是一种对国企和央企的变相扶植，以及对民营经济的重新洗牌。
客观地说，这当然不是绝对的。因为假如民企资质到一定程度，也不是绝对不给机会参与的；同时照顾央企与国企总是比照顾外资的更容易让人心理平衡。假如变相给了外资，岂不是更大的卖国行为？
当然现在外资无孔不入，已经各就各位地渗透到中国经济的各个敏感部位的时候，要想杜绝转给外企也难！但以某些主流观点来看，这刚好是与国际化更加接轨提供了实践机会。
最后听听草根的民族经济主义派的人士呼声吧！
不要再无限制地授予列强的传教士话语权，那对国内的专业人士是一种有限资源的掠夺；会造成民族主义的集体失声，会导致政府幕僚的力量一边倒或者弱化，没有了非主流的言论以及这些言论传播的平台，就会导致执政者在制订政策的时候发生偏差，进而产生失之毫厘、谬之千里的效果——这对中国将是毁灭性的打击；假如“传教士们”的言论成为一面旗帜，就会对无知而善良的民众起到换脑的效果。还有就是那些主流的御用文人们，当这两股势力结合到一起，就会形成对政策制订的误导。
总是有人习惯于把现在的拉动内需给十年前的相比。
在本人看来，1997年的拉动内需与现在的不同，当时的社会状况是中国内部已经有强大的加工制造能力，并带来了产能过剩、同时周边是亚洲金融危机，难以消耗我们的产品，同时中国也不能指望其他国家，因为还没有入世所以外销渠道没有打开。
再看现在，外资已经渗透到中国经济的各个领域。近亲生的孩子变成了混血儿，每个血管里都流着外资的血。从这种角度而言，限制传教士的言论的难度将越来越大，但为了保证中华民族的经济整体利益不受到蚕食，当务之急依然是限制列强的传教士派在中国经济上的言论。
这就如沼泽，只有自救，否则不会有人伸手拉一把的，既然是趋势，那就是需要尽快调整方向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