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就创新问题与我国高端专家权威的对话
胡志平
作为一个普通公民，连续多年我一直很崇敬党中央和中央政府关于建设创新型国家的方针政策，也在密切关注着我国正处在学术高端的权威专家们对构建创新型国家是怎样认识、怎样理解的。我读过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成思危1月14日在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所做的“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的报告（见新华网和价值中国网），也看出此报告是副委员长以专家学者的身份对高等院校师生发表的个人见解。但我有不同看法。
首先认为，报告学术气氛很浓，致力于研究探讨的目的性很明确，全篇报告也很有指导意义。但是，其中对“创新”内涵的认识，则有这样一段明确解释：“现在对创新提了好多种提法，知识创新、理论创新等有很多种提法。根据我个人来看，如果从创新本身的定义角度来说，可能有三种创新。就是技术创新、管理创新和制度创新。”接着，副委员长阐述了为什么“理论创新”不能视为创新的理由，主要原因是理论创新“不能引起客观的变化”，或不能带来直接的物质成果。
副委员长还重点说明上述理解均属“个人意见”。指出：我的认识“这可能和创新原来的定义不完全一致，有些讲法、说法也已经约定俗成了，有些已经进入了中央的文件。但是作为学者角度来说，我认为从创新本身的定义来看，恐怕主要的类型还就是这三种类型。”
对此，我想针对我国高端权威专家（并非针对副委员长一人）的上述有关创新的见解补充一点我的想法，也算一个普通公民的合理化建议。
关于“创新只有三种”的认识存在不周之处，或者说有明显错误。创新，应该包括理论创新。没有理论创新就不会有技术创新、管理创新和制度创新。理论创新的衡量标准不能用能否产生多少直接物质成果来衡量；一种创新能不能“引起客观的变化”也不能只用物的手段改变了物的可见形态的标准来衡量。理论创新的重要用途，在于针对技术、管理和制度，改变其创新思路。人类社会在其发展进程中，技术和应用层面的发明和发现与直接的物质成果有着环扣关系。但是，当人们在技术和应用层面长期不能实现突破性进展时，则只有创新的“理论概念”才能为新技术和新应用指明发展思路，理论创新可以决定技术创新、管理创新和制度创新的正确出路和前程。几十年前陆续诞生的《系统论》、《控制论》和《信息论》都不属于技术层面的创新，也都不能获得诺贝尔奖，但是，就是这些高于技术层面的理论创新，通过首先改变人们的科学头脑，最终改变了整个世界。没有《系统论》、《控制论》和《信息论》就没有今天的信息产业、电脑时代和最能体现系统工程的航空航天事业。
我国高端专家权威的学问不能只停留在上世纪80年代“以物对物”的技术时代。美国、欧洲面向新世纪制定了脑科学10年计划和20年计划，他们已经认识到了改变世界的最宏伟计划首先是认识脑、保护脑和激活脑。他们同时也发现：培育拥有创新思维能力的大脑，不能只依靠生化技术、基因技术，必须依靠哲学、心理学、社会学等多种科学理论的综合研究、发现和运用。
我撰写了一本书（《给中国一个大智慧》），若用技术创新标准衡量应不会受到专家权威的重视。但是，这本书则能为技术创新、管理创新和制度创新提供有效思维支撑。这本书在理论创新的同时也用专门数千字批评了只专注“物对物”技术创新的时弊――对建设创新型国家没有任何好处。
指出：当今天的社会无比崇尚“物对物”的技术革命新潮时，笔者仍然要提醒全社会：没有哲学和人文社会科学的进步，绝不会有自然科学的可持续发展。人们比较赞赏发明新技术具有创造和积累社会财富的可操作性，具有显著的实用和商业可比价值。可是，有没有仔细掂量过，当人们都在关注“物”的技术革命时，谁来操作“人”的脑神经介质运动呢？哲学和人文社会科学也同样有着心理（人脑）技术层面上的可操作性能，只不过由于传统科学概念认为它不是针对“物”的形态操作，而被社会忽略了它的实用价值。实际上，哲学和人文社会科学也是针对基因领域“物”的形态的操作，它们也可以通过分类信息刺激，有效驾驭微观领域的脑神经介质运动，它们在自己的领域所提供的每一种突破性的创新理论概念，均能够通过大脑的生化物质积累，转变为人脑中具备创新思维能力的生化物质响应条件。书中指出：所有宏观世界的巨变，均是起源于微观领域精细结构的变化，包括人脑生化物质存储记忆组合的微粒子变化，最终结果将导致宏观世界发生巨变。
指出：马克思的对立统一规律，弗洛伊德的意识与无意识，爱因斯坦的辩证时空观，近百年以来一直在通过“信息与响应”的物质运动中间环节，有效操作人脑的创新思维方法和科学思维运动。自然科学用物的技术操作物质；哲学、人文社会科学用理论概念和艺术形象的信息输入改变人脑生化物质存储结构，操作脑神经介质运动的链接方式。这种发生在物质微观领域中的技术操作过程，与改变可见物质形态的道理是相同的，都是“信息与响应”的物质运动中间环节奠定了改变物质形态的技术性操作基础条件。我们不能因为人们看不见各类信息刺激改变了人脑状况的生化物质形态，便就否认它的技术性能。我们今天看不见，将来总有一天会看清楚。
指出：如今，开启新思路、新思维的理论创新就像作曲家和词作家，理工新技术就像模样漂亮的通俗歌手，前者可以为后者提供表现演技才华的智慧空间，后者却更有条件赢得商业利润。然而，没有好歌曲支撑好歌手，任何好歌手的演艺才华都会迅速枯竭。社会对两者之间的可比价值采用一轻一重的分裂性认可，只能证明是一种急功近利的浮躁情绪，只能说明全社会成员还没有自觉运用“信息与响应”来解释一切物质运动规律和技术操作过程，只能说明我们这个时代适应创新思维的头脑不是太多，而是太少。
我国目前的理论创新任务十分繁重。支撑经济发展、解决经济难题的目标，很多需要寻找技术新领域、新思维和新出路；制度创新则需要首先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上有创新突破；西方现代经济学帮助我们建立了有效率的市场体制，但不能帮助我们在“中国特色”上走到底，经济学在技术指标层面上的突破也在等待重大理论创新。理论创新是建设创新型国家的先导。当我们在某种技术上仍然落后于他国时，我们才需要在科技领域按照他国设定的大前提条件下重点在技术层面创新、演绎和发明。但这种状况，对致力于建设创新型国家的中华民族来说，不会永远持续下去。用理论创新引导技术创新、制度创新和管理创新，才能使这个国家真正成为创新型国家。
胡志平，2008年2月2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