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中国古代的历史辉煌壮丽，但从古至今，在任何时代，中国人追求的都是天下“大一统”的最高目标。治国方略可谓洋洋洒洒，其间包含了中华民族的智慧，是世界思想史政治史的重要组成部分。秦朝以前是中国思想的集大成时期，这一时期所形成的各种哲学思想成为中国古代政治思想的主脉。而吕不韦作为一个成功的商人，为了实现其更大的目标，他以商人的精明，资助了作为人质的秦国公子异人，并动用其万贯家财，最终协助异人成为国君，而吕不韦也实现了自己以商业伦理来经营国家的理想，这是古代以商治国的例子。反过来，又有许多的卿相官僚却在功成名就之后弃官经商，以治国方略来经营商业，战国时期的范淄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
但是自汉代的“独尊儒家”之后，中国的商人与政治的联系在表面上看来少了许多，商人的地位也趋向末流，统治者们倾向于歧视商人——这一时代同时产生的另一个新阶层。阿诺德.汤因比（Amold J.Toynbee）所著的《人类与大地母亲》（Mankind and Mother Earth）一书中对于中国的商人在重农轻商的大环境中发展的原因有如下的评判：
“尽管政府非难，商人们却设法生存下来并获得了成功。显然，商人们通过满足社会需求找到了自己的机会。当一个社会在地理上扩张到生产各种农产品和手工产品的地区时，就需要贸易的存在。在这样的社会里，从事战争的各国政府也有着日益增长的供给需求。尽管战争使得国际贸易异常危险，但有能力的诸侯国，尤其是大诸侯国，却为国内贸易提供了起码的保障。贸易、产品，以及从祖传的土地上被逐出的农民，共同造就了城市。”可见商人利用其精明，还是找到了生存之道，但是客观上讲虽然统治者鄙视商人，但是社会的进步、劳动的分工以及技术的发展还是需要与社会发展相适应的商业，以满足利益体的要求。
但是在中国的政治与哲学的发展，却以先秦的思想为基础，对中国古代的商业伦理的形成具有鲜明的影响。这些商业伦理直至影响今日的中国商界。根据这些思想我们可以总结出以下几个核心内容：
一．韬略与目标在诸侯争霸狼烟四起的战国时期，出了苏秦与张仪两个纵横家，其合纵连横的艺术，一直为中国的军事家政治战略家所推崇。苏秦说服六国用其“合纵”策略，连六国之力，对抗强大的秦国，从而使六国多生存了几十年，而他也因此而挂六国相印，名扬天下。而张仪则是分裂了六国的联合铁板，采用“连横”策略，使秦国与各个国家分别联合，从而各个击破。
在当今各种企业策划大行其道之时，我们应该重睹一下其合纵连横的风采，因为苏秦张仪应该是那个时代的策划大家，其所使用的艺术也一直是中国历代的商人所向往的最高境界之一。
苏秦组织合纵之时，处处利用一种国家之间的利益分配与冲突关系，强调一种平衡，譬如他说服燕国时，利用燕国表面上存在的稳定，因为隔着赵国，所以秦国一时打不过来，但是如果赵国攻击燕国可就容易多了，因为燕国太弱，从一个更高的角度看待，从而说服了燕国与其他国家的联合。而苏秦所用以说服燕王的方法就是我们现在极力推崇的优劣势分析这一战略分析方法。优劣势分析就是利用一个组织或者企业所存在的内部的战略优势、劣势以及外部所存在的机会与威胁，从而提出合适的战略的一种分析方法，这说明公元纪年以前的中国人就已经掌握了优劣势分析。中国所崇向“天时、地利、人和”这一思想精华，在春秋战国时代的智者也总是利用这些思想而理顺出他们的思想。
而他说服赵国的方法是秦国不敢攻击赵国的原因是韩、魏两国在其后，所以秦国怕攻击赵国时，其背后被韩魏所鱼肉，但是韩魏没有战略上的屏障，秦国可以利用蚕食策略而一步步地吞并韩魏，那时赵国自然不保。此处苏秦的分析却用了我们当今经济学界倍受推崇的博弈论，美国的经济学约翰· 纳什提出的博弈平衡最终使其获得诺贝尔奖。
最终其利用这一注重平衡的方法，促使六国之间进行联合，而影响中国的许多成语典故也讲了这个道理，如“鹬蚌相争鱼翁得利”，“螳螂扑蝉黄雀在后”、“唇亡齿寒”等都讲了一个道理，表面上的平静潜伏着一个巨大的危机，所以必须分清形势以保护自己，在人与人之间，企业与企业之间总是存在一个利益问题，这就是一个竞争，无论这种竞争是多么的鄙劣或者正当。中国人讲求“料事如神”就是说要充分估计各种有利不利因素，以做到“防患于未然”。
以上讲求的是战略上的问题，那就是要有一种韬略，“胸有成竹”，才能成其大事，或避免失败。而今天的企业管理中，企业战略是最重要的一步，战略的正确就等于成功的一半，与中国古代的治国思想是一致的，在古代的官僚阶层中，都及其崇向谋略，从管仲、诸葛亮、刘伯温等一代战略家，到战国时期的食客与各个封建朝代的官僚的谋士与师爷，都是协助其主子出谋划策的人物。战略是一种方针，一种行为方法，外表体现出一种体系，而深层则是战略制定者的思想反映，这也是一种伦理问题，任何一个企业要做出一种决策都离不开已相对固化在其大脑中的商业伦理。
二．大体与君德抓住核心，是经营之道，中国古代的治国方略中的说法是“识大体、弃细务”，中国古代活得最洒脱的是孔子的老师老子，据说他活了三百岁，活的年龄大小还在其此，其“无为”思想却对中国人有着深深的影响。“以正治国、以奇用兵、以无事取天下”，看得出“无事”应该是一个管理者经营者的最高境界，汉朝的刘邦更是深湛此道，刘邦在谈到其创业成功的原因时说，“夫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镇国家、扶百姓、给饷馈、不绝粮道、吾不如萧何；连百万之军，战必胜，攻必取，吾不如韩信。三人者皆人杰也，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也。”在中国的解放战争时期，毛泽东就是一个把“大体”掌握的恰到火候的战略家，其与各个战场上的将领之间形成协调和统一，各个具体战场上，象淮海战场、平津战场以及东北战场上他充分发挥了刘伯承、邓小平、聂荣臻、林彪等前敌将领的主观能动作用而打败了蒋介石。
“无事”者，抛弃细务也，真正的管理者应从事无形的工作，这一点上，中国历代的商人中没有看到有做得特别好的先例，而当今的中国企业经营者，对于管理体制可以说是十分认同，而事必躬亲更是最普通的事，事必躬亲并非是坏事，但是要做到管理上的更高境界，也就是GE公司的前任著名CEO韦尔奇">韦尔奇先生所说的自己是一个领导者，而非单纯的管理者，却需要具体分析。韦尔奇的领导艺术有人评价为布道者的艺术，GE公司是一个世界五百强首屈一指而且是美国纽约道﹒琼斯指数自创立以来唯一的榜上有名的世界著名企业长青树，她的历史悠长，可追溯到大发明家爱迪生，是他创立了此企业。要管理一个50万雇员的大公司，作为思想上的领导者极其重要。也就是中国古代人崇向的老子的原因。
说到老子的“无事”思想，我们不得不提三国时期蜀国名相诸葛亮。隆中显示了其雄才大略，而且经过十几年的经营，协助刘备三分天下，但是刘备白帝托孤之后，忠诚的诸葛孔明，为了统一江山大业，而六出祁山，史书载其事必躬亲，也就是大事小事都亲历亲为，自己也以“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作为座右铭，最终结果是在其六出祁山时，“蜀国无大将，廖化做先锋”的地步。一个人的精力不可能是无限的，所以抓住主要才是根本。这就是领导与管理的不同。
中国人口众多，商人众多，企业众多，那么企业的管理者更多了，你无法用一个模式说明当今中国的企业经营者属于哪一类，但是据笔者了解，私人企业与乡镇企业的领导者无论企业大小，其经营者管理却多为“亲历亲为”型的人，究其原因一是企业没有健全的制度而使企业在管理中遇到许多问题，从而使其对企业其他的中高层管理者放心不下，或者是从单打独斗创出的企业，一种习惯使然。
当今时代已进入知识经济的时代，全球化的进一步加深，信息化技术的进一步推广，对于那些有一定规模的企业经营者，切忌“大体”“细务”不分，继续“眉毛胡子一把抓”，而应熟练掌握在当今各种复杂的经营条件下的驾御能力，利用健全的企业管理体系，调动企业雇员的积极性，只有如此，企业才能长久发展。在后面的章节中，我还要详细说明这一问题。
君德就是加强统治者或者经营管理者自身修养的问题。新加坡的牛车水是华人聚居集中地，在其市镇的一条道路上豁然矗立着一个宣示牌，上写的是“为政以德，譬如北斗，居其位，而众星拱之。”新加坡的国父李光耀是一个学贯中西的世界著名领导者，有人评价其政治上可能有许多敌人，但是没有一个人怀疑其自身廉洁的问题，这就是君德。
作为一个企业经营管理者，和治国是没有什么两样的，加强自身的道德修养是特别重要的一件事，商业伦理中，不只是对于与别人交易时候所体现的伦理，而是自身就应该具有的伦理。
三．任长与知人“尺有所短，寸有所长”，“人无完人，金无足赤”，中国古代人辨证看待人才的思想，对今天依然有极强的借鉴作用，曹操应是其中的一个典型。苏秦挂六国相印，名扬天下。但据史载，苏秦在品德方面却不是很怎样。曹操则认为“进取之士，未必能有行。有行之士未必能进取。陈平岂骂行，苏秦岂守信耶？而陈平定汉业，苏秦济弱燕者，任其长也。”可见在曹操的眼里苏秦虽有不守信的毛病，但只要有长处，我们就应该合理地使用，所以在曹操的周围聚集了一大批能干之士，连曾经骂了他三代祖宗的陈琳也照单全收，可见其宽广的肚量。
中国的历代有作为的人都充分地认识到人才在治国中的作用，李世民能用毫不留情面批评他的魏征，魏征死后其写在一篇没有写完的奏疏上的一句话，他还让大臣都刻在笏板上以警戒群臣，大体意思是任善人则天下大治，任恶人则天下大乱。
而比任人应更进一步，或者说更难做的则是荐才，伯乐相马在中国是一个妇孺皆知的人物，战国时期的鲍叔牙能把其政敌，雄才大略的管仲推荐给齐王，更是传为千古美谈。
应该承认当今社会随着政治经济的发展，人们的思想与智力都比以前强了许多，而几千年的等级制度的逐步积淀，以及刚刚过去的几十年间计划经济所形成的论资排辈的心理，在当今市场经济并不完善的时代在经营者和管理者的心中还有一定的小空间，职业的竞争与市场的竞争使得“人为财死、鸟为食亡”的信条还大有市场。
目前在许多企业里虽然自己也知道人才极其匮乏，但是他们一是不敢招聘，二是招了后不敢委以重任，因为怕招进品德不好的人，从而使企业受损失，其实虽然此种担心固然有一定的道理，但是最关键的是靠一套完善的管理体系来规范。按照现代人力资源管理的观点，人是企业最重要的资源。美国的钢铁大王洛克菲勒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我的工厂可以在一夜之间消失，但只要我的人还在，三年后我还是钢铁大王。人力资源管理具有一套完善的招聘、使用、培训、考核体系，注重人才的选拔与培养，同时又具有一定的考核监督机制，这样可以在严格的科学管理制度下，力争最大限度地发挥每位员工的聪明才智和创造性。因此，既然人无完人，那么积极发挥人的长处避免短处，采用“任长”思想，当是当今企业及其他组织管理过程中一个最基本的思想。
四．殊途同归与因时制宜在唐朝时有一个叫赵大宾的人写了一部《反经》，其运用万物相克相生的哲学原则，广证博引，特别十四部分论述到损益是非时，其逻辑思维能力在当今的逻辑大师看来也不为下，他设计了一个大场景，就象一群人在辩论孰对孰非一样，把相间上千年的人物都拉在一起，在一个时空中进行舌战，看过后才知道所谈所辩的是同一个事情，不过从正反两方面来说罢了，现举其一例来说明。
其谈到交友时，引用两句古语，一句是“贫贱之交不可忘，糟糠之妻不下堂”，另一句是“交接广而信衰于友，爵禄后而忠衰于君”。前一句是交友没有贵贱高低之分，也就是中国人常说的“多一个朋友多一条路”，而后一句说得是人一旦交往太广则会对朋友失去信用，一个人的爵禄太多了，就会对国君失去忠诚，所以中国人又有一句俗话叫“封官不要一步到位”，其实这是从不同侧面来论述的对待交友与财富问题。
在其通篇著作中都贯穿一个思想那就是辨证。殊途同归也好，因时制宜也好，都是一个目的的两个方面。在中国的商业伦理中，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内容。在中国的商人一直认同“十里不同村，百里不同俗”的说法，因此做起生意来，也就灵活的很。但是灵活大了，价格相差的悬殊，甚至带有蒙骗的做法，中国的老百姓，也就是消费者对此确是深有反感，一句“鬼行鬼市”来形容之，并对市场上的做法发出自己的叹息。中国的商人注重时机，发现时机到了，一边行动一边说着“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如果时机没有抓住，就会懊悔“坐失良机”。在中国的语言文字中，对时机的描述可是很生动形象的。
五．钓情与怀柔孔子说，“未见颜色而言谓之赘”，不看看对方的颜色就贸然开口，就是一个瞎子。又说“未信则以为谤己”，没有取得对方的信任就乱说一通，别人还以为是诽谤他呢。可见说话时候一定要注意分寸。“钓情”就是察言观色，在中国的历史上敢于犯颜直谏者如魏征毕竟少数，因为人都有一个虚荣心理或者自大心理，对于九五之尊的皇帝更是如此。因此一般的思路应该是察言观色地随和是必须的，这就是从利益的角度来考虑。
在中国的商业伦理中是比较注重“钓情”的。“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这是当今中国人形容政令不通的一句话，在商业领域里，在企业中或者在市场通路中，这种现象也普遍存在。怀柔则是化干戈为玉帛的重要手段，利用其方法可以把矛盾消灭于无形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