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系列专题：2008中国营销
前文《新劳动法与蚕食理论》原本是要向北京的朋友解释一些政策上的要点，但写到中途，想通了整体，认为是难得遇上的顶级经济学，立刻缓慢下来，用足心机，转为向同学们示范一下：这就是我信奉的经济学的正规版本了。不是不可以用数学表达，但不需要。表面看是浅的，但变化多，推断与解释有深入的层面。虽然差不多所有用上的理念是本科水平，但配合得那么完整不容易。我自己随意发挥，整篇文章只写了五个小时，但我天天观察，天天想，近五十年，熟能生巧也。
该文用上的概念相当多，包括成本、租值、价值、交易、合约、均衡、竞争等。约束行为的理论只有需求定律，没有其它。同学们可能看不出需求定律用在哪里，其实无处不在，到处皆是。这种砌来砌去的经济分析要讲逻辑，也重视真实世界的现象观察。要熟习，否则砌得生硬，棱角分明，货色就变得低档了。数十年来我对经济的发展推断得准，解释世事得心应手。这种解释人类行为的科学使我着了迷，每有所悟，废寝忘餐，暮去朝来，垂垂老矣。
概念听来容易，每个概念可以几句说完，但要掌握得好动不动要几年工夫，要不断地想，也要不断地以真实世界的观察印证。一个概念的充分掌握要好几年，十个八个岂不是要数十年了？不是的，你要多个概念一起学，互相对照，大致上五年左右可以毕业。问题是你要有懂得的人教导，今天是不容易找到的了。我曾经把自己所知的写进三卷本的《经济解释》中，当然比不上我亲自教。同学要多读几遍，到处作实地观察，或有可为。
要怎样示范我说的困难呢？以我历来佩服的马歇尔为例，他对成本的概念掌握有偏差，所以在他发明的准租值（quasi rent）的概念上错了一半，而到了他分析上头成本（overhead cost）时，全盘错了。马歇尔伟大，因为错归错，他的分析架构完整，提出的理念重要，好叫我们后学的可以改进而完善之。不对，但重要，有启发力，我欠马歇尔实在多。
举另一个例。以一般均衡分析而扬名天下的瓦尔拉斯（L. Walras），用方程式处理均衡，发明不易，其实没有什么。一般学生几天可知大概，聪明的几个小时。但可以解释现象吗？不成。我用的均衡理念不需要方程式，但要好些年才能掌握。我用的均衡，是说有足够局限条件的指定，让我们推出可以被事实验证的含意。这是把空洞的方程式加进了内容。真的不容易。从事者要对科学验证的方法用得熟，也要对世事知得多。
记得一九七五年回港渡长假，某国际知名足球队来港比赛，我见那么多年没有到现场看足球，托一位有关系的朋友购票。两个小时后他给我回复，说优座票早就没有了，劣座还有，而历来的经验，是大赛事优座票早就销售一空。这现象启发了我：为什么优座票价是偏低了呢？我跟着花了几个晚上到电影院去调查，又找了几位炒黄牛票的仁兄询问他们的经验。
当足球朋友告诉我优座票历来难购，我立刻想到「跳座」（英语称seat jumping）可能是解释。这是说，如果优座不满，购买了劣座的可能在开场后，见优座有空置，就「跳」到那边享受一下。如果老板把优座以偏低的票价出售，先满，让顾客保护自己的优座，跳座的行为可以杜绝，老板的总票房收入可能增加。
香港当时的电影院分上下两层，上层分超等及特等，下层分前座、中座及后座，优劣分明，优座的票价较高。我的调查简单：看看优座是否先满，或百分比上先售出较多；看看黄牛老兄是否主要在优座票下注；看看优座的黄牛价的上升是否高于劣座的；看看上下两层之间不能「跳座」的情况与一层之内有什么不同。优座票价偏低的防止跳座假说很快就肯定了，跟着找可以被事实推翻的验证含意，找到几个有趣的，都没有被推翻，所以只几个晚上就知道有足够的资料写一篇文章。不认为重要，但有趣过瘾，发表不会有困难。
回美后动笔，知道有一个理论逻辑的难题需要解决。这就是要证明电影院的老板减价让优座先满，他的总票房收入会高于不减优座之价。不容易，想了一个晚上，想通了。但我要跟同事巴赛尔开一个玩笑：我要完全不用几何或方程式——只用文字——而把这理论要点证出来。虽然作学生时「技术」科目成绩好，但后来少用数，认为劏鸡用不着牛刀，也知道数学是另一种天赋，与自己擅长的天马行空的想象方法有点格格不入。
一九七七年发表的《优座票价为何偏低了？》（Why Are Better Seats “Underpriced”？）是一篇没有任何数学的文章，多个假设与不同系数翻来覆去地纯用文字表达。巴赛尔读得开心，叫绝，说摆明要用数学证明的我纯用文字全部证了出来，他和另一位数学经济同事找不到错处。这篇文章结语最后一段是这样说的：「面对竞争，一个人的行为要看竞争者的行为而定。市价的决定是竞争的结果，也是重要的。但这不是唯一的结果。如果减价可以帮助约束行为，所有合约的参与者可能获益。这篇文章示范着的，是约束行为的行为可以有效而又方便地以减价促成。」
在同一结语中，我举出其它例子，其中最清楚的是香港置地的经理人一九六八年在法庭上的陈辞。置地是当时香港最大及一般人认为是管理得最好的房地产公司。经理人说，公司是刻意地把写字楼的租金调低，约低于市价百分之十，目的是要有一个「健康的排队」（他称a healthy queue）。言下之意，是如果有租客排队等位，他们可选租客，而租客见有人等位，交租会较为准时，也会较为遵守租约指定的规则。
后来朋友告诉我，八十年代初期兴起的效率工资理论（efficiency-wage theory）来自优座票价偏低一文，尤其是香港置地的例子。把「出售」改为「购买」，这新理论是说，雇主刻意地把工资提升，高于他们可以聘请之价，是赶驴子的故事：前有红萝卜，后有棍子。工资提升，员工较为卖力，是红萝卜，而有人排队等职位，则是棍子了。这理论的漏洞多得离奇：红萝卜与棍子分不开；市场所有雇主皆用此法，何来棍子了？所有工资皆红萝卜，要怎样算才对呢？
效率工资的一个主要用场，是解释失业：工资不易向下调整，所以失业较多。二○○○年的春天，一位诺奖得主到港大讲话，讲效率工资与失业的关系。我在场作主持，他讲后我抢先提问：「你的失业理论是基于时间工资合约的，但中国的工厂一般用件工合约，而奖金制也普及，纯时间工资的不多见，你的理论怎样了？」他无从回应。多知世事就占了先机！
从来不否认较高的薪酬会有较佳的工作表现。曾经打趣地说过，如果有刊物出稿酬一百大元一个字，我的文章可以写得像苏东坡！老人家也真倒霉，虽然没有谁会贬低老人家的本领，但也没有谁会那样傻，出百元一字考一下老人家。问题是从海外回归的经济学后起之秀，竟然以不成气候的效率工资理论来考一下神州大地的劳苦大众！
是的，这几年，无论是支持人民币升值，或提升最低工资，或推出新劳动合同法，或大谈经济转型，等等的言论，我都看到效率工资理论的影子，看到座位票价，看到香港置地。回归新秀加进去的发明，是红萝卜与棍子再不是由私营企业的老板决定，而是由政府强制。这算是什么学问了？
座位票价影响了老人家，老人家例举香港置地，香港置地影响了效率工资，效率工资影响了回归新秀，回归新秀影响了北京政策，北京政策把工人赶回乡去耕田。是幻想吗？还是神州大乱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