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早年的西斯蒙第（Jean Charles Leonard Simonde de Sismondi ，1773—1842）是英国古典经济学的信奉者，他的第一本经济学著作，出版于1803年的《论商业财富》，目的就是通俗化斯密的经济学说，鼓吹自由放任。巧合的是，萨伊(Jean Baptiste Say， 1767—1832)也在这一年出版了他最重要的著作《政治经济学概论》，其目的也是通俗化斯密的《国富论》，向欧洲大陆介绍和传播自由主义经济学说。不过，西斯蒙第不是一个萨伊那样坚定的自由主义经济学的信奉者。事实上，西斯蒙第后来不仅放弃了斯密的经济学说，而且成为自由主义经济学说系统的怀疑者和坚定的批评者。
西斯蒙第的思想转变来自他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深刻体察。1803年之后的几年间，西斯蒙第访问了意大利、法国、德国、英国。此时的欧洲，工业革命正在蓬勃开展。尤其是英国，工业革命带来的了生产力的巨大进步，财富生产规模在迅速膨胀。但是，西斯蒙第观察到，欧洲各国财富及财富生产能力迅速提高的同时，人们的物质福利并没有得到相应改善。事实上，在财富生产能力不断提高，社会财富不断涌现的同时，劳动人民受剥削的程度加深了，收入分化前所未有地加剧。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的结果呈现出资产阶级的财富积累和无产阶级的贫困积累同时加速的景象。劳动人民受剥削程度的加深造成社会消费的不足，从而带来了经济危机，而危机又进一步恶化了劳动人民的处境。西斯蒙第认识到，人们的经济行为是意识形态的产物，成为各国政策指导进而成为主流意识形态的自由主义经济学应该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带来的灾难承担责任。1819年，西斯蒙第出版了他最重要的经济学著作《政治经济学新原理》，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作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理论基础的古典经济学进行了系统批判，完成了其思想的转变。
西斯蒙第认为，资本主义条件下无产阶级处境的恶化及经济危机的产生，直接原因在于资本主义生产目的和手段的倒置。在西斯蒙第看来，人是一切经济活动的目的。生产的目的是消费，是人的欲望和要求的满足。财富不过是实现人的生存和发展的手段。但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颠倒了生产的目的和手段，将生产本身作为目的，而人的需求的满足则被忽视。其结果就只能是财富生产与财富消费的分离，只能是贫富分化和经济危机。西斯蒙第认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生产目的和手段的倒置以及经济危机的产生，是奉行自由主义经济学的结果。古典学派将财富作为政治经济学研究的目的，强调财富的生产而忽视财富的分配，强调物而忽视人。这一理论指导下的经济活动的结果只能是两极分化，只能是劳动人民的痛苦和灾难。自由主义经济学“不管运用在什么地方，当然可以增加物质财富，不过，那些学说也会使每个人应得的享受量减少；如果说那些学说的目的在于使富者更富，那末它也同样使穷者更加贫困，更加处于依附地位，更加被剥削得一干二净。”[i]
进一步，西斯蒙第认为，市场的自发作用不能保证经济的正常运转及社会公正的实现。为此，政府应该有所作为。政府的职能在于克服市场不足，弥补市场缺陷,增进社会福利，而政治经济学是政府完成其职能的指导工具。“政府应该通过政治经济学来为所有的人管理全民财产的利益；它应当设法维持秩序，使富人和穷人都享受到丰衣足食的安宁的生活，这种秩序不许国家里有任何人受苦，不许有任何人为自己的将来感到忧虑，不许有任何人不能以自己的劳动获得本人和自己的家庭所需的衣、食、住；要使人的生活变成一种享受，而不是一种负担。”[ii]资本主义条件下无产阶级灾难的加重及经济危机的发生，在很大程度上是政府放弃其经济职能，实施自由放任政策的结果，而这一切，又是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的古典经济学的后果。在斯密看来，作为市场活动主体的人有着充分的行为理性。人们在追求自身利益实现的过程中能够充分意识到利益的相互性，会努力避免对他人利益的损害，于是，个人追逐自身利益的结果是社会利益的实现。因此，有“一只看不见的手”的指引，政府就可以安全退出经济管理领域，成为无为的“守夜人”。西斯蒙第最初也认同斯密的理论判断，但是，通过对现实经济活动的深入观察，他发现，斯密的理论过于理想化。现实的人并不具备斯密所设想那种充分理性，由于短视或者其他原因，人们可能采取机会主义行为。于是，个人对自身利益的追求可能不是社会利益的实现，而是对社会利益的损害。在人们的行为理性不完备的背景下，自由放任可能不是一个有效的政策导向，政府干预对于社会经济的正常运转很有必要。
西斯蒙第的思想转变，源自一个学者的学术良知。经济理论是经济现象和经济行为的思维形式和逻辑形式，科学有效的经济理论应该能够对经济现实作出合乎逻辑的解释。当经济理论与经济实践发生背离时，原因只能从理论本身去寻找；或者是逻辑前提的问题，或者是演绎推理中的逻辑问题。当理论面临解释的困境时，理论家可能会进行一些牵强附会的辩护或解释，如詹姆斯.穆勒以“新葡萄酒和陈葡萄酒”的故事为李嘉图关于利润率平均化与价值规律的矛盾辩护一样。但这样背离逻辑或脱离现实的辩护对理论本身是无益的，对现实更可能因为误导从而是有害的。詹姆斯.穆勒的辩护不仅因为其逻辑的荒谬而损害了自己的学术声誉，还加速了李嘉图体系的解体。还好，就理论的发展而言，詹姆斯.穆勒的辩护不过是为理论界平添了一段笑料，没有造成太多的危害。但是，理论是本身可能对现实产生影响的，理论并不仅仅是理论家自我把玩的玩意儿。因此，理论家提供理论产品需要格外小心。某些脱离学术良知的“理论研究”，可能为理论家赢得喝彩，甚至赢得学术声誉以致其他利益，也可能打开潘多拉的盒子，释放出危害社会经济正常运行的恶魔。
古典经济学承诺一个和谐与幸福的市场社会，但现实社会却充满冲突和灾难。当意识到古典经济学与现实的背离时，为了给自己一个合乎逻辑、切合现实的解释，西斯蒙第决定放弃古典经济学，甚至走到古典经济学的对立面，对其进行清算和批判。这种思想的转变与机会主义无关，纯粹是一种学术良知引导下的凤凰涅盘。当然，西斯蒙第的思想转变，也体现着他对劳动人民的悲悯情怀。除非一个经济学家真正关注弱势群体的疾苦并有着宗教般的济世情怀，否则很难从消费的角度，从人的基本需求实现的角度介入经济学研究。
现实中，我们可以看到更多的理论家的思想转变。每有国家政策的变化，理论家们都可以发展出新的理论来加以解释；甚至，国家领导人时常的重要讲话，也有理论家发展出不断推陈出新的理论来提供支持。这种解释，往往不是诉诸逻辑，也不是诉诸常识。对政策的解释本来也是理论的功能之一。问题是，国家政策依据现实环境的变化可能需要完全相反的理论来解释，而国家领导人的重要讲话也许并不总是那么意义深远那么一以贯之，但我们的理论家总可以变换自己的立场适应莫测的变化。在政府奉行自由主义时，是坚定的自由主义者；而在政府实施干预政策时，又立马转变为坚定的干预主义者。这种转变与学术无关，更与学术良知无关，因此只能是机会主义的拙劣表演。
[i]西斯蒙第：《政治经济学新原理》，商务印书馆，1977年版，P6
[ii]西斯蒙第：《政治经济学新原理》，商务印书馆，1977年版，P3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