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引言
当前，物价连续上涨、通货膨胀已经成为宏观经济运行中十分突出的问题。党中央提出了“防止经济有偏快转向过热，防止物价有结构性上涨转变为明显的通货膨胀”的目标，更是将原本就是政府宏观调控四大目标之一的稳定物价，抑制通货膨胀作为2008年宏观调控工作的首要任务、重中之重，足见通货膨胀的影响已经比较严重，并且引起中央的高度重视。
通货膨胀率在不同的国家和时期差异很大，但是存在着一个共同的时间模式：在大部分国家当中，通货膨胀率在20世纪60年代较低，但在70年代很高；到了80年代和90年代，所有国家的通货膨胀率都降低了，虽然速度和程度有所不同（Bordo and Schwarz, 1999）。然而就在最近，发生了一些不同的事情。2008年4月5日，来自欧洲各地的上万名工人聚集在欧盟轮值主席国——斯洛文尼亚首都卢布尔雅那示威，要求欧盟当局提薪；在印尼，大豆紧缺引起了骚乱；在美国，卡车司机由于柴油价格过高而举行罢工，类似的情况出现在世界各个角落包括越南、墨西哥、乌兹别克斯坦等等。当人们接受了纸币的同时，我们就接受了从此生活在一个通胀的年代。根据高盛公司发布的全球通胀指数，全年通胀水平在去年11月达到了4.8%，比上年同期高出了两个百分点。该指数追踪的国家中，80%出现了通胀水平加速的情况。这说明当前的通货膨胀是全球范围的，是世界人民共同面对的，这一点作为背景尤为重要。
在AD-AS系统为我们寻找通货膨胀的潜在源泉提供了一个分析框架。在任何情况下，总需求的扩张和总供给的收缩都会提高价格水平。因此通货膨胀有许多潜在的来源。负的技术冲击、劳动力供给曲线下一向上倾斜的相对成本冲击和使供给曲线左移的其他因素都可能造成通货膨胀；而货币存量的增加，货币需求曲线的下移、政府购买的增加以及使总需求曲线右移的其他因素也会造成通货膨胀。这也为很多学派的研究提供了空间。但当经济学家从更长时期来理解通货膨胀是，他们通常只强调一个因素：货币供给的增长。
主流经济学家认为通货膨胀是一种货币现象。一般而言将通货膨胀置于对货币政策的研究中。而货币政策的主要目的在于保持经济的总量上的平衡，保持物价的稳定和抑制不合承受的通货膨胀。从货币政策的角度研究通货膨胀的分析逻辑是，政府为了铸币税或者弥补财政赤字，过多投放了货币，进而导致了通货膨胀；治理通货膨胀的手段自然仍然是货币政策。通过对央行可以采取的货币政策工具的操作来紧缩货币供给量，从而达到降低通货膨胀的目的。至于是否能够真正地控制住通货膨胀，取决于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即货币政策传导机制是否顺畅，采取的工具组合是否恰当，幅度和节奏是否合理等等。这样，对于通货膨胀尤其是对治理通货膨胀的研究似乎一定程度上转移到对比如基础货币投放，货币乘数，存款准备金率、利息率、公开市场业务、冲销以及货币政策可信性等货币政策问题的研究。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我国的财政收入每年大幅度增加，尽管政府有获取铸币税的动机，但政府以财政赤字为原因通货扩大货币供给实施通货膨胀政策的说法似乎与现实不符。我国的现实情况是由于贸易方式以及价格体制的因素导致的流动性过剩难以得到控制，货币被迫过度投放，进而导致的通货膨胀。讨论我国货币供给扩张真正的原因和机制，传导机制的顺畅与否，进而探讨如何实施从紧的货币政策，对于解释通货膨胀的原因以及通货膨胀的治理是十分有益的。
货币主义的理论体系之所以完美，恰恰是因为它是建立在一系列假设之上。对于其假设的放松，能够为其他学派对通货膨胀的解释提供了空间。货币流通速度是稳定的是一个关键的假设，而事实证明货币流通速度可以随着货币供应量的变化而变化，进而也将成为一个导致通货膨胀的原因；货币需求的稳定的也是一个比较重要的假设，而实施上货币需求恰恰未必是稳定的，而在货币供给即便在不变的条件下，货币需求的减少一样可以导致通货膨胀，其实，只要货币需求增长的速度比货币供给的增长速度慢，通货膨胀就会发生；另外，货币主义的另一重要假设是经济处于充分就业及自然失业率下，价格的变化是灵活的，对于这一假设的放松，使得对通货膨胀的讨论从货币领域进入实际领域。一方面来自凯恩斯主义的由于实际因素导致过度需求，进而导致通货膨胀的解释，另一方面来自供给学派对于经济系统的供给能力对通货膨胀的解释。除此之外，有一个理论是来自实证的经验，西方政治周期对于通货膨胀的解释。实施上，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这些模型均存在实践上的基础。对于我国当前的通货膨胀同样可以找到来自这些模型的原因，进而提出相应的治理方案。
本部分通过对通货膨胀的定义、度量方法与观测指标、通货膨胀产生的原因、通货膨胀的影响，通货膨胀的治理等五个方面进行的梳理和综述，阐述通货膨胀理论的历史演进和最新发展。对有关通货膨胀文献的检索、阅读和分析后，我们发现有一些关系在探讨通货膨胀时一直处于极为核心的地位：货币供给与产出、利率等实际变量的关系，即货币是否中性，当必须在竞争性货币政策目标之间作出决定时，来自这方面的分歧就会导致而且也确实导致了政治经济难题[1]；通货膨胀与失业的关系，即菲利普斯曲线。不同的观点分歧大多源自对于这两对关系认识的不同。从通货膨胀与失业的关系在认识上的分歧很容易引发在货币政策执行层面上体现出来的分歧，既相机抉择还是货币规则。另外，还有两对范畴在理解不同观点时比较重要，即长期与短期，很多规律并非是在长期和短期都存在，这一点十分关键；对预期的态度，传统的凯恩斯主义没有考虑到预期的作用，而货币主义和理性预期学派在承认预期的条件下，对于预期的实现方式见解不同。
一、 通货膨胀的定义与度量
1、通货膨胀的定义
通货膨胀始自货币用作交换手段以来人类历史的一大特征，Schwartz在1973年提供了关于这一现象古往今来历史的简要叙述。马克思定义通货膨胀为“纸币发行过多超过了流通中所需要的金属货币量而造成的纸币贬值，物价上涨的现象。”M．布朗芬伦纳和F．D．霍尔兹曼把起归纳为四种类型：（1）认为通货膨胀是一种太多的货币追逐太少的商品的普遍的超额需求状况。（2）通货膨胀是总的或人均的货币存量或货币收入的增加。（3）通货膨胀是带有附加条件的物价水准上涨，它的预期是不完全的，它会（通过成本提高）使物价进一步上涨；它不会使就业和实际产量增加，它比某种“安全”速率变动地更快一些，它由“货币”方面的问题引起，它是扣除了间接税和补贴的价格度量，而且它是不可逆转的。（4）通货膨胀是由外汇汇率或黄金价格度量的或是由黄金超额需求或官方汇率的外汇额需求表示的货币对外价值的下跌。[2]
刘金全[3]从实际变量与名义变量关系得角度阐述了对通货膨胀的理解，他们认为在宏观经济运行当中，存在以产品或服务为单位度量的实际经济行为，也存在以货币为单位度量的名义经济行为，实际经济和名义经济是宏观经济当中的两种主要构成和重要形态。经常利用实际GDP增长率代表实际经济(real economy)规模的变化程度，利用货币供给增长率代表名义经济(nominal economy)规模的变化程度。经济增长率和货币供给增长率分别是度量实际经济和名义经济规模和活性的两个极为重要的宏观经济指标。经济增长率是度量经济周期波动和社会财富累积程度的重要标志，而通货膨胀率则是度量实际经济与名义经济之间关联的重要尺度。由于经济当中存在着大量以货币为单位度量的名义经济行为和以实际产品为单位度量的实际经济行为，因此价格水平还起到连接货币规模和产出规模的中介作用，形成了实际经济和名义经济之间的关联。
通货膨胀的定义主要可分为两大类[4]：一类是侧重通货膨胀的所造成的结果，即指一般物价水平出现持续性的普遍上涨的过程称之为通货膨胀；另一类是强调通货膨胀发生的原因，指当货币量增长的速度超过了生产增长的速度，即留通货总的货币供应量超过了实际需要量时就发生了通货膨胀，也有人认为通货膨胀是价格上涨的一种过程，或者从等同意义上说，是货币不断贬值的一种过程[5]（Laidler，Parkin，1975）。目前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倾向于将两者结合起来定义通货膨胀。
陈湛匀和三好慎一郎（1991）对于通货膨胀的例外情况做出几点说明[6]：
——通货膨胀使之普遍或者一般物价水平的上涨。在经济运行过程中，由于需求结构、产业结构的变化会引起部分商品价格上涨，而另外一些商品价格不变或还可能有所下降，这种情况不能视为通货膨胀。只有当所有商品或大部分商品价格普遍上涨，并且只是这种状态发生的原因是由于实施了不适当的宏观经济政策和市场调节机制紊乱时，才构成通货膨胀。这或许是形成目前流行的结构性物价上涨和结构型通货膨胀的一个概念上的渊源。
——通货膨胀是指普遍的或一般物价水平一贯地和持续地上涨，经济发展过程中会出现一般物价水平暂时的上涨，但这里值得上涨时不久就愈趋稳定。如果普遍物价水平上涨是暂时的，亦不能称之为通货膨胀。
——普遍物价水平一贯持续上涨并不是通货膨胀的唯一表现形式，还有一种抑制性的挥着说是隐蔽性的通货膨胀。在市场机制作用受阻的情况下，如政府对物价实行管制，消费品实行配给制如资本主义国家战时或战后一段时期，物价上涨可以通过政府的力量给予控制，但此时通货膨胀压力仍然存在。
——由于商品质量的提高而引起的物价上涨不能视为通货膨胀。
2、通货膨胀度量的是价格指数的变化程度。
有许多工具可以度量通货膨胀。比如，各种价格指数可以用来度量可以影响到不同人的价格变化。广泛地被许多国家使用的有，消费者价格指数（ＣＰＩ），用来度量一个典型的消费者已选定购买的一揽子商品的价格，在英国，ＣＰＩ有一个较早的版本被称做零售物价指数（ＲＰＩ）；批发物价指数（ＷＰＩ）或者称生产者价格指数（ＰＰＩ），用以度量生产者接受的价格，它区别于消费物价指数在于生产者可能得到的价格补贴，利润以及税收，从而区别于消费者的支付，生产拿着价格指数和消费物价指数的上升之间有一定的时滞，生产者价格上升度量了由于原材料成本价格上涨给生产者带来的压力，这可以有消费价格上涨传导而至，或者被利润吸收，或者可以被生产能力的提高所抵消，在印度和美国，早期被称作批发价格指数；ＧＤＰ缩减指数，度量了包含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有的商品和服务的价格。美国商务部为美国ＧＤＰ出版发行缩减指数序列。这个概念被定义为名义ＧＤＰ除以实际ＧＤＰ；生活成本指数（ＣＯＬＩ），是一组与消费物价指数相类似的指数，用来调整固定收入和契约收入，以保证这些收入的实际购买力；资本品价格指数，尽管至今为止没有建立这样一个指数，一些经济学家已经指出了分别度量资本品价格上涨（股票、房地产以及其他资产价格的上涨）的必要性。更确切的说，给定货币供给量的增加，可以导致通货膨胀（消费品价格上涨），或者资本品价格上涨。从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开始，货币供给量的上涨保持相当的稳定，消费品价格上涨得到了抑制是很大程度是因为资本品价格上升。除此之外，可以从世界银行发布的《世界发展报告》所公布的各国广义货币年均名义增长率的变化，可以了解各国货币量增长变化的趋势。尽管货币增长率与通货膨胀率并不相同，但可以从货币增长率粗略地估计通货膨胀的高低与程度。
在国外还根据经验推算出前在国民生产总值与实际国民生产总值的相对偏离，即通货膨胀率=潜在的国民生产总值/实际国民生产总值。另外，还设计出了一套统计指标从不同角度测定通货膨胀：
——赤字型通货膨胀统计指标。赤字性通货膨胀是指利用多发性货币解决财政赤字问题，即赤字货币化而引起的通货膨胀。
下面统计指标是用来测定通货膨胀起因的[7]。
a.财政经赤字增长率。它的数值越大表明财政收支越不平衡的情况越严重。公式为：
b.赤字膨胀率。用来反映财政净赤字对财政收入的影响。公式为：
——信贷型通货膨胀统计指标。信贷型通货膨胀是由于国家信贷规模过大，靠多发货币来维持信贷收支平衡而引起的通货膨胀。
a.信贷膨胀率。她用来反映信贷膨胀的程度。其公式是：
——结构性通货膨胀统计指标。是指由于经济结构不合理，投资不合理，导致的生产价格不合理，最终引起了物价上涨、货币贬值的通货膨胀。
a.结构膨胀率。用来反映货币发行量与经济发展速度是否协调。其公式是：
b.基础工业超前系数。该指标刻画了基础工业发展速度与加工工业发展速度的协调程度。其公式为：
c.工农结构协调产值增长速度用来反映工农业生产结构发展的协调性。其公式为：
——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统计指标。所谓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是指产品成本大幅度增加使得货币贬值，导致了通货膨胀。产品成本上升有两个渠道，工资增加、原材料和能源价格上涨。
a.工资超前系数。反映了供需缺口拉大的情况，该指标大于1时应该控制工资增长速度，公式为：
b.生产资料价格指数。用来反映价格上涨对产品成本上涨的影响程度。
——发展型通货膨胀统计指标。所谓发展型通货膨胀是指为了维持经济增长，出现了投资膨胀，或者助长了消费膨胀，或者推高了资源品价格而导致通货膨胀。
a.发展膨胀率。反映投资膨胀程度。其公式为：
b.工业产值增长速度。
c.零售物价总指数。
——外贸型通货膨胀统计指标。
外贸膨胀率。用来反映外贸扩张对国内需求的影响。其公式为：
——通货膨胀裂口观测统计指标
a.通货膨胀裂口（短期）=货币供给增长率—实际总产出增长率
b.通货膨胀裂口（长期）=货币供给增长率—实际总产出增长率+货币流通速度有规律正常变动影响货币需求增减比率—货币化和信用化程度提高后对货币需求增长率
c.
——通货膨胀综合统计指标
其中，流通中的实际货币量=现金货币量*现钞流通速度+银行存款平均余额*存款货币流通速度；流通中的标准货币量=商品不变价格计算的总额/相应货币流通速度。
这套统计指标体系反映了对通货膨胀定义、度量以及成因上的基本认识。
3、通货膨胀程度的划分。
由于通货膨胀的高低对经济和社会生活的影响和冲击是不同的，根据年均通货膨胀率的高低来划分各国通货膨胀的严重程度是有意义的。经济学家将３－５％的通胀率称之为低通货膨胀率，它对经济的影响较小。上升至１５－２０％以下两位数的通胀率被称作温和的通货膨胀率，其对经济的影响不至于使宏观经济严重失控。世界银行对涉及１２７个国家１９６０－１９９２年间的资料研究后发现，１９６０－１９７３年当通货膨胀低于２０％时通货膨胀与经济增长成正向关系；当通货膨胀率上升至２５％时，经济增长率下降的幅度增多，当通货膨胀率超过了３０％，甚至４０％时，称之为中度通货膨胀。经济学家将超过４０％或５０％的通货膨胀率作为高通货膨胀的界限，以称之谓季度通货膨胀。实行指数化政策，形成适应高通货膨胀的调控和管理机制的国家，如巴西等国，其通货膨胀率还能长期维持在超过５０％以上，直到宏观经济完全失去调控能力为止。持续的高通胀如果得不到及时的治理和控制，那么恶性通货膨胀就会反复发作。恶性通货膨胀对经济和社会生活的破坏力，以及物价飞涨的后果就会成为政局更迭和社会动乱的导火索。
4、通货膨胀率与CPI
通货膨胀通常与CPI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因此，在讨论通货膨胀度量时对于CPI单独说明是有必要的。CPI，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onsumer Price Index)的简称，是反映一定时期内城乡居民所购买的生活消费品价格和服务项目价格变动趋势和程度的相对数，是对城市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和农村居民消费价格指数进行综合汇总计算的结果。该指数可以观察和分析消费品的零售价格和服务价格变动对城乡居民实际生活费支出的影响程度。它是国际通用衡量一国通货膨胀水平的基础数据，是宏观经济分析和决策的重要指标。因此，各国政府都高度重视对这一指标的统计和研究。
世界各国CPI的统计，都是基于对本国一定样本量的城乡居民生活消费支出的抽样调查。由于不同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居民生活消费水平、恩格尔系数、民族消费习惯等不同，CPI中的消费品和服务的类别以及权重也不尽相同。比如，发达国家的恩格尔系数较低，食品在整个居民生活消费支出中所占比例，明显低于发展中国家，因而CPI中食品类的权重低于发展中国家食品类的权重。
由此可以看到，CPI的数值高低，一方面取决于各个类别中每一个规格品种的价格变化，另一方面取决于CPI的构成，即各个类别在CPI中所占的权重。一个占30%权重的类别和一个占10%权重的类别相同幅度的价格变化，对CPI的影响是明显不同的。
近十几年来，一些发达国家将CPI中的食品和能源特别是石油等的消费价格剔除，形成核心CPI(Core CPI)，作为分析价格水平和宏观经济形势的重要指标。其目的为了更真实和准确地分析一国或地区的总供求关系及其动态变化，有助于对宏观形势作出比较准确的判断，进而作出更加符合实际的政策选择。因为食品和能源价格最易受自然气候或国际政治经济因素的影响而出现剧烈的波动，从而推动价格总水平的较大波动，而这种波动实际上并不代表市场总供求关系的实质性变动。比如，我国粮食价格较大幅度上涨带动食品价格上涨，以及石油价格上涨向下游传导引发相关商品和服务价格上涨，是今年以来CPI涨幅偏高的主要特征。如果剔除食品和能源价格上涨因素，则核心CPI的涨幅就小得多。一般来说，核心CPI是测算潜在通货膨胀的最好指标。
——美国CPI的构成
美国劳工部劳工统计局按月发布两种CPI，即CPI-W(统计调查只对工资收入者和神职人员，这两类人员占全部雇员的1/3)和CPI-U(统计调查对所有的城市消费者，不包括农村消费者，这类人员占全国消费者总数的87%)。美国的CPI包括8个大类、211个基本分类、38个地区指数。每个基本分类所占的权重，随着居民消费支出的结构变动而相应调整，每两年调整一次。美国学者已经意识到美国CPI-W和CPI-U的局限性，以及CPI-U构成的类别及权重与其他国家的差异。他们将CPI-U中“自有住房的虚拟租金”剔除后的各类别权重重新调整，编制出U.S.HICP-T，以便于同欧盟HICP及世界各国的CPI进行比较，分析通货膨胀情况。
——欧盟HICP的构成
每个欧盟成员国都统计和发布各自的HICP(Harmonized Index of Consumer Prices)。欧盟统计局(Eurostat)在各国HICP的基础上汇总编制欧盟HICP，即欧盟官方价格指数。欧盟HICP包括12个大类、160个基本分类。欧盟HICP各类别所占权重，随着居民消费支出的结构变动每5年调整一次，并发布年度分析报告。
——日本CPI的构成
日本CPI统计(2005年)包括九大类别。食品，主要包括：谷物、肉、蔬菜和水产品、水果、油脂和调味品、熟食、饮料、酒精饮料、外出用餐等。住房，主要包括：修理和维护费用。家具及家庭设备用品，主要包括：耐用消费品、室内家具、家用器具、非耐用消费品(塑料袋、厨房用品)等。衣着，主要包括与衣着相关的商品和服务。医疗保健，主要包括：药品和保健。交通和通信，主要包括：私人交通(包括车用汽油)和通讯。教育，主要包括：学费和各种业余培训费。娱乐文化用品，主要包括：电视机和DVD机及相关软件或制品、绘画材料、用具、听课费、电视转播费等其他商品和服务。
——中国CPI的构成
中国目前采用的CPI商品分类目录和编制方法始于2000年。CPI的统计包括食品、烟酒及用品、衣着、家庭设备用品及服务、医疗保健及个人用品、交通和通信、娱乐教育文化用品及服务、居住等8个大类，251个基本分类。每个基本分类又有两个到十多个不同数量的规格品，共计700多个规格品种的商品和服务项目。规格品的选择和每个基本分类所占的权重，随着居民消费支出的结构变动而相应调整，五年调整一次，每年进行适当微调
通过对美国、欧盟国家、日本、中国CPI构成的比较分析，有以下特点。1.当今世界各国CPI的构成类别大致相同，权重因各国经济发展情况和恩格尔系数不同而有所不同。2. CPI构成中各类别权重的确定都是在抽样调查的基础上，依据居民消费支出的构成比例进行算术平均或几何平均方法得到的。3.各国CPI构成中分歧较大的类别是“住房”或“居住”项。美国CPI-U的“住房”项中包含虚拟租金的价格变动，即当居民没有自有住房时每月租房的等值租金支出水平高低。除了美国，世界各国居住类商品和服务价格均不含自有住房的虚拟租金部分。此外，有些国家将购置房屋的“抵押贷款利息”和“物业费”等计入“居住”类价格之中，比如加拿大。4.食品、居住、交通类商品和服务价格是CPI构成中权重最大的三类价格，三者权数之和超过50%，所以稳定此三类商品和服务的价格将会有效地控制CPI，进而控制通货膨胀率；反之，此三类价格的上涨将直接导致CPI的上升。
二、 通货膨胀的成因
主流的经济学家认为高货币供给增长率导致高通货膨胀。关于通货膨胀率的决定因素的观点存在很大分歧：通胀率的变化有时是由于对于商品和服务的实际需求或者可能的供给能力（如稀缺性的变化），有时是由于货币需求或货币供给的变化。在二十世纪中叶，有两大阵营针对决定通货膨胀的原因产生了极大的分歧：“货币主义”学派认为货币供给量在决定通货膨胀的众多因素中起主导作用；“凯恩斯主义”学派认为实际需求的变化通常比货币供给的变化更重要。货币供给被认为在决定通胀水平上起着重要作用，尽管关于他如何重要存在各种不同的意见。比如，货币主义经济学家这一决定关系非常显著；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恰恰相反，通常强调在决定通货膨胀中经济中的总需求的作用比货币供给更重要。对凯恩斯主义而言货币供给仅仅是决定总需求的因素之一。有些经济学家认为这是“迷信”：他们不同意央行控制货币供给的观点，认为央行具有很小的控制力，因为货币供给适应于通过商业银行对银行信贷的需求。这种理论被称作内生货币理论。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以后的后凯恩斯主义强烈主张这种观点，进而形成了今天的泰勒规则支持者的核心观点。但是这种观点并不是被广泛地接受。银行通过信贷创造货币。但是贷款总量在实际利率增加时将逐渐减少。这样一来，很可能是央行通过是货币变得更便宜或者更贵，增加或减少产量，来影响货币供给。
以通货膨胀的类型来反映通货膨胀原因，有三种主要的通货膨胀类型，罗伯特乔丹称之为“三角模型”：
需求拉动式的通货膨胀：通货膨胀是由于私人支出和政府支出的增加导致总需求增加带来的。成本推动型的通货膨胀：现在称之为“供给冲击型通货膨胀”，它是由于比如投入品价格上升而导致的总供给下降导致的。以一次突然的石油供给减少为例，这将会提高石油价格。对于生产者而言，石油是他们的成本，石油价格提高将会以价格上涨的方式被传递给消费者，另外所谓输入型通货膨胀本质上属于一种成本推动型的通货膨胀。内置的通货膨胀（Built-in）：由适应性预期引发的，通常与物价-工资螺旋式上涨相关，因为它包含了工人们试图使工资增长（总工资增长快于CPI，相当于税后净CPI）赶上价格水平，雇佣者将高成本通过高价格传递给消费者，形成了恶性循环。内置型通货膨胀反映的是过去的事件，所以可以看作是时滞的通胀。
需求因素导致的通货膨胀其实包含了货币主义和凯恩斯主义对于通货膨胀的解释。两个学派的观点都认为通货膨胀是由于支出超过了充分就业水平，即过度需求导致的。不同在于货币学派认为过度需求的来源是货币余额过多，物价上涨本身将通货减少实际货币余额而使物价不再继续上涨，而对于凯恩斯主义学派而言，过度需求是由于实际原因造成的，物价上涨的实际后果是不清楚的[8]。对有关通货膨胀文献的检索、阅读和分析后，我们发现有一些关系在探讨通货膨胀时一直处于极为核心的地位：货币供给与产出、利率等实际变量的关系，即货币是否中性；通货膨胀与失业的关系，即菲利普斯曲线。不同的观点分歧大多源自对于这两对关系认识的不同。从通货膨胀与失业的关系在认识上的分歧很容易引发在货币政策执行层面上体现出来的分歧，既相机抉择还是货币规则。另外，还有两对范畴在理解不同观点时比较重要，即长期与短期，很多规律并非是在长期和短期都存在，这一点十分关键；对预期的态度，传统的凯恩斯主义没有考虑到预期的作用[9]，而货币主义和理性预期学派在承认预期的条件下，对于预期的实现方式见解不同。
1、货币主义解释通货膨胀的观点
——货币中性与超中性。所谓的货币变量中性是指经济系统当中名义货币存量的变化对实际经济变量的均衡没有影响，即名义货币存量从一个水平变化到另一个水平以后，由于价格和工资等的灵活调整，导致实际货币余额、实际工资和实际利率等未发生持久性改变。所谓的货币变量超中性是指名义货币供给的调整速度，即货币供给增长率的变化对经济当中的实际均衡没有产生影响，稳态的资本存量水平和消费水平是由于非货币拉姆齐模型相同的条件给定的，与货币增长无关[10]。货币供给增长率的改变无法影响实际利率(进而无法影响投资需求)等因素，经济系统的实际均衡无法产生持久移动。无论是货币变量中性还是超中性，都与时间的长短有关，都是名义经济和实际经济之间关联方式的体现。如果货币变量中性成立，那么名义经济和实际经济之间在规模上就将出现完全的脱节；如果货币变量超中性成立，那么任何货币供给的加速或者减速变化，只能形成通货膨胀或者通货紧缩，而实际产出的均衡状态仍然无法受到影响，此时名义经济和实际经济在活性上也没有长期关联。
选择货币供应量作为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的理论依据来自传统的货币数量论，该理论认为，因为货币流通速度是一个受制度、偏好等长期因素影响的相对稳定的变量，货币供给的变动必然会通过产出和价格的变动来加以反映，因此基于货币供应量的货币政策有效性具有坚实的理论基础。但从相关研究的进展看，这一论断的正确性受到了来自三个方面的质疑：
（1）对货币流通速度稳定性与货币供给外生性的质疑。货币流通速度的稳定性是保证货币供给变动影响产出和价格变动的先决条件，货币供给的外生性则保证了货币调控的主动性。众多学者对货币供应量目标的质疑正是围绕这一角度展开的。King和Plosser(1984)认为，货币供应量变动是经济周期的内生产物，是人们面对真实冲击和产量波动时进行理性选择的结果，而不是经济周期的原因，因为内部货币的扩张比最终产品的扩张更容易，因此调控货币供应量的政策是无效的。Estrella和Mishkin (1997)认为，现实中货币数量论对货币量和价格水平之关系的解释能力极其有限，由于货币的流通速度非常不稳定，仅依靠货币增长率难以解释通胀行为。Friedman和Kutter(1992)的研究也表明，货币、产出和价格之间的均衡关系仅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存在，从90年代开始，三者的关系不再稳定。 Baba、Hendrv和Start(1992)、Thoma(1994)等人的研究成果也对这一观点进行了有效支撑。Prescott (1986)、Christiano和Eichenbanm(1992)的实际经济周期模型表明，技术变化所导致的劳动力跨期供给选择的变化是造成实际经济波动的主要原因，货币等名义变量的变动不会对包括产出在内的实际经济变量产生任何实质性影响。
落实到中国具体情况的分析中，Peeble(1992)认为中国经济结构同市场经济存在根本区??量论不适用于解释中国货币、收入与价格的关系。Bennett和 Dixon(2001)的研究认为，因为中国的金融体系以国有银行为主导，大部分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对银行融资的依赖使得货币政策更多的是通过银行贷款来直接影响总需求和总供给，因此中国的货币供给具有更强的内生性，其对价格和产出的影响是不确定的。赵留彦、王一鸣(2005)认为，中国货币需求增长速度高于收入增长速度所引发的货币流通速度下降，导致了货币供应变动不可能全部体现为价格和产出的变动。
总体而言，以上观点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动摇了货币供应量调控的有效性，但却不可能对这一政策框架给予根本否定。首先，虽然货币流通速度不可能完全稳定，但其在货币数量论方程式中确实是一个相对稳定的变量(Friedman，1956；McCandless and Weber，1995)，而且只要货币流通速度变动无法完全抵消货币供给变动的影响，货币、价格和产出之间的联系仍然会存在，因此不可能依据货币流通速度的变动来完全否定货币供应量目标的有效性。其次，货币供给虽然具有一定的内生性，但在货币当局政策工具日益多样和调节方式更加广泛的条件下，其受实际货币政策的制约是显而易见的，因此相对于价格和产出的变动，货币供应量理应具有更强的外生性，这也得到众多研究的支撑，如Chow(2002)就认为，货币数量论能解释中国的通胀现象。
（2）对货币非中性的质疑。正是因为从根本上否定货币数量论公式过于困难，众多学者在承认货币供给与价格变动相互联系的基础上，将批判的重点转移到了货币供给的实体经济效应方面，认为货币是长期超中性的，因此不会对实际产出产生影响，由此货币供应量调控的有效性将大打折扣。
Lucas(1973)、Sargent和Wallace(1975)将理性预期的假设引入货币政策分析，提出了货币政策的无效性命题(PIP)，即预期到的货币量变化对实际经济变量没有影响，只有预料之外的货币政策才能对实际宏观变量产生影响。Wang和Yip(1992)通过将货币引入生产函数并构造内生经济增长模型，发现货币具有长期超中性，货币增长率的高低不会对实物及人力资本积累、消费、产出等的增长率产生任何影响。实证方面，Barro(1977)进行的回归分析表明，只有未预期到的货币才能够影响真实变量，预期到的货币与价格水平之间存在一一对应的同期关系。Kormendi和Meguire(1984)对50个国家的实证研究以及Boschen和Mills(1995)通过对美国的实证研究均发现货币供应量的变化对产出不会产生长期的影响。McCandless和Weber(1995)在对110个国家近30年的货币供应、产出和通胀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后发现，长期来看产出增长率和货币供应量增长率没有相关性。
在中国，刘斌(2002)的研究表明，我国货币供应量变化是短期非中性的，而在长期内，产出的变化将主要由实体经济决定，与物价、货币供应的变化没有必然联系，即货币是长期中性的，货币供应量的变化在短期和长期都会显著影响物价水平，并最终全部体现到物价的变化上来。陆军、舒元(2002)认为，中国的货币政策只在短期内影响实际产出，而在长期没有影响。谢平(2004)则认为，中国的货币供应量只能在短期内对产出增长施加影响，而在长期内，货币供应量的变化对产出不会产生永久性影响，因此货币是长期中性的，货币供应量的变化最终会全部体现为物价水平的变动。
实际上，这一方面的质疑也同样存在缺陷。Mi shkin(1982)发现预期到的与未预期到的货币变动对实际产出都具有影响；Mark E.Fisher和John J.Seater(1993)的分析结论也拒绝了货币长期中性的命题；Pecorino(1995)通过将实物资本引入人力资本的函数，并对模型略做扩张后发现，货币超中性不再成立，长期内货币增长率的提高甚至会降低经济增长率；Chang(2002)通过将实际货币余额引入人力资本生产函数，也发现如果货币能够提高人力资本积累的效率，则Wang和Yip宣称的货币超中性将不再成立；Sims(1972，1980)运用Grange检验表明货币变化确实构成了产出变化的原因。即使在 McCandless和Weber(1995)的研究中，也发现 OECD国家子样本中确实存在实际增长与货币增长间的正相关关系。对于我国，曾令华(2000)认为，所有货币中性的论证都是在充分就业水平下展开的，这一含义使得货币长期中性这一概念没有多少实??策的主要目标是为了应对通货膨胀，因此货币扩张虽有实际效应，但扩张与紧缩的频繁交替迫使其长期效应从表面上看变得不再明显；黄先开、邓述慧 (2000)通过采用两步OLS回归，认为在中国，无论是预期到的还是非预期到的货币供给冲击都会对产出产生非中性的影响；战明华、李生校(2005)的研究结论则表明，货币M2变动不仅对于产出变化具有实质性影响，而且这种影响具有持久性。
（3）基于转型经济视角的质疑。在普适性的针对货币供应量调控的有效性质疑无法获得更多突破的条件下，反对者又将目标转向了特定约束下的国别分析，认为在转型经济条件下，基于货币供应量的货币政策将失去其现实有效性。
Friedman(1959)认为，在人均真实收入持续上升的国家，货币持有量的增加速度将远高于收入的增长速度，因此货币供给增加并不会完全体现为产出和价格的变动；Peebles(1991)、Chang和Hou (1997)也指出，转型经济国家的货币供给往往具有显著的内生性，因此货币数量论并不适用于解释这些国家货币、产出和价格的关系，钉住货币供应量的政策是不适宜的；Billmeier和Bonato(2002)通过比较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斯洛文尼亚、罗马尼亚、克罗地亚等实行“管理浮动”或“钉住”汇率的国家后发现，对转型经济体而言，若外币存款占广义货币的比重较高，则实行独立的货币政策既面临金融稳定层面的较大风险，而且货币供应量在控制通胀中的作用也将非常有限。对于我国，马明和、王宇伟 (2005)的研究表明，货币化、地下经济、地下金融、房地产市场和股票市场游资、银行净损失、人民币外溢、资本外逃等都导致了我国货币供给的显著内生性，由此造成相当部分货币未能进入实体经济部门而形成有效的货币供给，因此货币供给与产出和价格变动的关系是不稳定的。
但这一观点也受到了来自经验和实证方面的强劲挑战。如果货币数量论的失效来自于转型经济体的货币内生性和货币化进程，那么这种状况理应伴随转型过程的推进而逐步得到改善，但经验研究表明，货币供给变动对价格产出变动的偏离是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才逐步显现的(Friedman and Kutter， 1992；Goldsmith，1996)，因此这一质疑的合理性值得怀疑。另外，多数针对转型国家的实证研究也都否定了这一质疑。Kuijs(2002)以向量自回归(VAR)方法证明，在转型国家中，货币供应量对通货膨胀的影响是直接而快速的。
综合以上讨论，可以看到，认为货币数量论有效，进而货币供给、价格和产出变动间存在长期稳定关系的结论依然得到了最多的理论和实证支撑 (Herwartz，2001；张茵、万广华，2005)，因此钉住货币供应量的政策存在一定的有效性基础；但是，众多批评意见的存在以及部分实证结果的挑战也应当引起我们的反思，如何准确甄别影响现有货币政策框架有效性的各种扰动因素，并因之采取相应的调整，将是确保我国货币政策有效性的重要基础。
——传统货币主义的模型。货币数量说提供了一个恒等式：，之所以恒等是因为货币流通速度被定义为交易总额与货币存量之比。假定，V和Y不变，可以断言，P和M必须按等比变化。问题是在M变化时并不能保证V和Y不变，因而不能保证P和M等比变化。而货币主义所强调的是V和Y是有真实因素而非货币因素所决定的。货币数量说的剑桥公式：，其特点在于事先把k定义为一个给定参数。其意义在于经济单位总是按实际收入的某一定给定比例要求持有一定比例的实际货币余额。转化到IS-LM系统中，这一公式意味着LM曲线是垂直的，相应的在AD-AS系统中，对应了一条负斜率的AD曲线。传统的货币数量论包含了以下几个要点：（1）货币量与物价的正比，这意味着货币需求函数的稳定性；（2）在货币与物价的传递机制中，M是因，P是果；（3）货币是中性的，即货币在长期中对实际变量，如利息率和产出水平没有影响；（4）名义货币存量外生。货币数量说解释通货膨胀的常用的一个公式是：，通货膨胀率等于货币供给增长率减去国民收入的增长率。值得注意的是传统货币主义的假设前提：货币流通速度不变、货币需求的利息率敏感度为零、产品市场永远供求相等、产出水平完全是外生的。对于传统货币数量说的假设的不断放松使人们对通货膨胀解释不断的发展。
——货币增长是通货膨胀的源头。在AD-AS系统为我们寻找通货膨胀的潜在源泉提供了一个分析框架。在任何情况下，总需求的扩张和总供给的收缩都会提高价格水平。因此通货膨胀有许多潜在的来源。负的技术冲击、劳动力供给曲线下一向上倾斜的相对成本冲击和使供给曲线左移的其他因素都可能造成通货膨胀；而货币存量的增加，货币需求曲线的下移、政府购买的增加以及使总需求曲线右移的其他因素也会造成通货膨胀。这也为很多学派的研究提供了空间。但当经济学家从更长时期来理解通货膨胀是，他们通常只强调一个因素：货币供给的增长。因为没有其他因素可能导致价格水平持久地增长。那么对于通货膨胀率原因的探讨使问题转移到对于货币供给的增长的问题上面。对于货币供给为什么会增长这一更深的问题上[11]。大多数经济学家认为战后大多数国家的平均通货膨胀率高于社会最优水平。由于通货膨胀主要源自货币增长，这表明货币政策中存在某种通货膨胀偏倚（inflationary bias），这种偏倚有两种解释：第一种强调产量-通货膨胀的交替。如果政策有真实效应，则政策制定者为使产量增加可能会增加货币供给；第二种侧重于铸币税（seignorage）——政府从发行货币中得到的收益。下面我们具体阐述货币增长是如何导致通货膨胀的。在主要工业国家，由于来自货币创造的政府收入并不显得重要，所以人们观察到的产量——通货膨胀交替就成了主要解释。如果政策制定者相信总需求的变动对真实产量有影响，则他们会增加货币供给。但大量的预算赤字在扩张的货币创造中起到特有的作用，构成了货币快速增长的基础，而大规模的货币创造则产生恶性通货膨胀。例如80年代以色列、玻利维亚、阿根廷和巴西的高通货膨胀或恶性通货膨胀正是这种情况。为了应对高度赤字，政府会选择赤字货币化，即通货创造强力货币你补财政赤字这种替代公开征税的方法。一般而言，赤字货币化都与恶性通货膨胀相连。
——货币主义的菲利普斯曲线。宏观经济学中，对于菲利普斯曲线的重要性是不容置疑的。就像曼昆曾经提到的指导我们认为对于菲利普斯曲线已经获得一致的看法，才可能评价政策效果。
弗里德曼提出了预期增广的菲利普斯曲线，从预期在工资谈判中的作用的角度对菲利普斯曲线加以补充。，表示预期的通货膨胀率，并且由于弗里德曼是根据过去的通货膨胀率作出对未来的预期的，所以。在长期，预期通货膨胀率总是等于实际通货膨胀率。这意味着，，即长期失业率总等于自然失业率。在长期中的菲利普斯曲线是一条经过自然失业率的垂线。因此弗里德曼认为，菲利普斯曲线所描绘的通货膨胀率与失业率之间的替代关系指在短期内成立，长期菲利普斯曲线为一条垂线。泰勒[12]对于通货膨胀率与失业率之间并不存在长期的关系，即使在短期存在替代关系也是在通货膨胀波动的变异性与相对长期增长路径的实际ＧＤＰ波动的变异性之间存在一种替换。并指出了坚持货币规则的一系列理由。
实证的经验也证明，通货膨胀率在短期内与增长和失业等实际变量相关，但几乎没有证据显示他们在长期内系统相关。在不同国家，平均通货膨胀与平均增长往往呈负相关或完全不相关（Stock and Watson, 1999; Fischer, 1991）。平均通货膨胀率与中央银行独立性的标准负相关：即使对其他经济和制度的变量进行调整，这一点也成立。部分证据显示固定汇率与较低的通货膨胀相联系。另一方面，实际变量与货币制度并不系统相关（尽管实际汇率的方差在固定汇率条件下比在浮动汇率条件下更低。）（Grilli, Masciandaro and Tabellini,1991；Jonsson, 1995;Eijffinger and de Haan,1996; Mussa, 1986; Baxter and Stockman, 1989; Alesina and Summers, 1993）
2、凯恩斯主义对通货膨胀原因的解释
凯恩斯主义关于货币供给与产出的观点。在传统的凯恩斯主义模型中，纯粹货币扰动在短期和长期都对真实产量有重要影响。他们认为货币流通速度ｖ是不稳定的，存在从货币供应量Ｍ→利率ｒ→投资Ｉ→真实产出y的作用机制。由于假定价格是刚性的，货币供应量Ｍ的增加会引起利率ｒ和货币流通速度ｖ的下降，而不是价格Ｐ的上升，因此货币是非中性的。托宾(Tobin,1965)首先将货币引入索洛模型以探讨货币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他认为储蓄在货币资本与实物资本之间的分配是固定的，通货膨胀率的上升降低了持有货币的真实回报，引致人们将货币资本转化为生产资本，这种替代也就是“托宾效应”，货币的扩张将导致实际产量的增长。此后，托宾(1970)率先创立了一个模型来描述货币与产量的正相关性，并得出“货币供应量的变动很可能是真实产量变动的结果”这一内生货币的结论。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则宣称，由于价格的刚性或者粘性，不能够立即与全部吸收货币供应量的变化，因此货币数量的变化有真实效应。
凯恩斯主义对潜在产出（有时称为自然国内生产总值）的定义是给定制度和资源约束的条件下，经济的最优产量下的GDP水平（这种产出水平对应于非加速通货膨胀率下的失业，NAIRU，或者称自然失业率，充分就业下的失业率）。如果GDP超过了潜在水平，这种理论认为通货膨胀将随着供应商提高价格而加速上升，内置的通货膨胀将进一步恶化。如果GDP降到潜在产出水平以下（失业率高于NAIRU），随着供应商希望填充过多的产能，降低价格，通货膨胀将下降，进而瓦解了内置的通货膨胀。
凯恩斯主义分析的一个基本的概念是通胀与失业之间的关系，被称作菲利普斯曲线。这个模型认为在价格稳定和就业之间存在一种替代，即一条斜率为负的菲利普斯曲线。在自然失业率状态下，经济达到一种均衡；高于这个失业率，通货膨胀下降；第于这个失业率，通货膨胀上升。货币政策的目标就是使现实的失业率接近自然失业率，，从而实现一种平衡状态。索洛进一步指出，接近这种失业率的办法是相机抉择而不是货币规则，由于自然失业率的非稳定性，相机抉择就更为重要了。因此，或许为了最小化失业，一定水平下的通货膨胀也是可取的。菲利普斯曲线很好地描述了美国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经济运行的经验，但是却不能描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不断上升的通货膨胀与经济停滞并存的现象（有时称作滞胀）。利普西的菲利普斯曲线是由劳动市场推导出来的。一般讲劳动市场的过度需求归因于产品市场的过度需求。劳动市场的过度需求导致工资上涨，而工资的增长加上“成本价成”的定价原则转变为物价的增长，实际上菲利普斯曲线提供了形成通货膨胀的供给方的一个因素。从这个意义上说，菲利普斯曲线可以归为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的理论。
通货膨胀缺口模型。总支出曲线同45度线相交于C点时，收入水平Y1低于充分就业水平Y0。当总需求增加，总支出曲线与45度线交于A点时，收入水平为Y0。按照凯恩斯主义理论，当支出曲线为E1时，存在同所缺口AD，经济滞留在C点。增加政府支出使之移动至A点。进一步增加支出，就会造成通货膨胀缺口，产出则无法，物价上涨。
本．汉森两缺口模型。汉森假设对实际产出需求是实际工资的函数η(w/p)，η`>0。实际产出也是实际工资的函数ρ(w/p)，ρ`<0；实际工资越高，企业对劳动力的需求越少，时机（或计划）的产出水平也就越低。Y0是充分就业时的产出水平。在工资水平在ω1与ω2之间，都存在过度需求缺口。η(w/p)到Y0的距离表示产品需求缺口，ρ(w/p)到Y0的距离表示劳动力需求的缺口。当地一个缺口大于零时，物价上涨；当第二个缺口大于零时，名义工资上涨。当工资处于ω3时，存在正的产品需求缺口，负的劳动力需求缺口，所以物价上涨，名义工资下降，结果实际工资下降。
3、理性预期学派解释通货膨胀原因的观点
卢卡斯(Lucas,1972)将理性预期引入经济周期的分析，认为产生经济周期的原因在于信息的不完美，以及由此导致的生产者对相对价格变化和总价格变化的混淆。在货币存量的变化被公众预期到的情形下，货币是中性的，只有未被预期到的货币存量变化才会有真实效应。而真实经济周期理论家则更进一层，主张纯粹的货币扰动无真实效应。
理性预期学派对于菲利普斯曲线的修改实际预期对预期方式的不同而实现的。在理性预期学派中，。与之差是一个随机扰动，失业率对自然失业率的任何系统偏离都将立即消失。也就是说，不论是短期还是长期，在通货膨胀与失业之间不存在替代关系，甚至菲利普斯曲线并不存在。[13]
理性预期理论认为，经济人对于未来具有理性的预期，试图最大化他们在未来的福利，不仅仅对于当时的机会成本和压力做出回应。这种观点，在货币主义中具有广泛的基础，未来的预期和战略对于通货膨胀来说也是非常重要。
关于理性预期有一个核心的论断，经济人将会通过自己的行为突破央行的政策从而实现预期的更高的通货膨胀。这意味着央行在治理通货膨胀的过程中必须建立自己的信誉，或者使经济人相信经济将会扩张，央行会要扩大货币供给量而不会允许衰退。
4、真实经济周期理论解释通货膨胀原因的观点
主张真实经济周期的金和普洛瑟(King and Plosser,1984)提出，当经济处于繁荣阶段时，市场交易的扩大带动了对于内在货币(如银行存款)的需求，从而导致货币存量与产出总量的同向波动。而由于内部货币的扩张比最终产品的扩张更为容易，货币的变化很可能领先于产量的变化而成为经济周期的预警标志。因而，他们认为货币的变化是经济周期的内生产物，是人们面对真实冲击和产量波动的理性选择的结果，而非引致经济周期的原因。基德兰得和普雷斯科特（Kydland and Prescott，1990）认为货币因素在美国的经济周期中没有作用。他们还证明了尽管产量-通货膨胀交替在长期内不存在，但如果政策制定者无力承诺执行这种低通货膨胀政策，也会导致过高的通货膨胀（Kydland and Prescott，1977；Barro，David．Gorden，1983a），出现了政策动态不一致问题，两位经济学家恰恰因此于2004年荣获诺贝尔经济学奖。与这种政策不是动态一致的说法对等的是这种政策不是一个完美子博弈。如果，政策制定者先不通货膨胀将等于，且公众相应形成自己的预期，则一旦预期形成，政策制定者将偏离这一政策。公众知道政策制定者将这样做，从而其预期大于；这个预期通货膨胀恶化了政策制定者面临的选择。他们强调克服动态不一致必须要遵守规则。由于不能完全估计到未预期到的情况，很难遵守这些规则；另外经验上，很多低通货膨胀时期的政策不是根据规则制定的。因此人们对其他方法解决动态不一致极有兴趣，著名的方法是“声誉”和“委托”。新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关于通货膨胀与货币政策同样作出了详尽的分析。
5、基于政治经济学对通货膨胀原因的解释
——货币政策的可信性
著名的“通胀偏差”结论是，承诺的缺乏与中央银行暂时拉动经济的能力结合在一起，可能会导致可信性问题，结果将产生过高的均衡通货膨胀。当货币政策被连续决定的时候，如果缺乏有约束力的承诺，货币当局就会对私人的预期失控。政策必须满足一项激励约束：如果预期一定，政策就必须是事后最优的。可信性的缺乏迫使政策制定者采取短期行为，导致过度的通货膨胀。由于预期被看成是既定的，货币当局高估了自己通过扩张性的总需求政策拉动经济的能力。关于货币政策可信性研究的基础模型来自Kydland and Prescott（1977）； Fischer（1977）；Barro，David．Gorden，（1983a）。首先对于理性预期的通货膨胀进行推导，经过运算得出了常见的中性结果，只有未预期到的总需求政策才会影响实际变量。不过当政策冲击反应时可以稳定就业。模型在具有承诺的条件下的结果说明了著名“通货膨胀偏差”。通货膨胀偏差源自两个关键的假定，货币政策决定的时间顺序和就业目标高于自然失业率。不论政策环境如何，缺乏对规则的承诺是，均衡的通货膨胀会更高，而就业不变。偏差越显著，就业的边际价值就越大，愿意就业率相对于自然失业率就越高。这会对政策制定者造成更大的诱惑，一旦工资确定，就利用其短期能力，通货扩张政策来增进就业。
与模型相对应的一个现实基础是，当前实施从紧的货币政策来治理通货膨胀，面对美国次级贷款危机以及全球经济下滑的国际背景，又谨防我国经济随之出现下滑，这样势必导致在从紧的货币政策操作上决心不足，使得通货膨胀难以真正的被控制住。
——选举周期与通货膨胀
有关OECD各国战后经验证据表现出系统性的选举前扩张政策以及在实际变量和通货膨胀中存在着先后派性周期。经验证据表明，回顾性选举是一种合理的假设：现任政府或立法机构当选的可能程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经济状况；可想而知经济增长率可以提高现任连任的概率。实证研究证明[14]通货膨胀在选举之后很快提高；选举年的预算赤字往往较大；还有部分证据显示货币政策在选举之前往往具有扩张性。另一个方面，增长或失业等实际变量与选举时间并不系统相关。产出在选举之后显示出一个短暂的党派周期：一般来说，新任命的左翼政府与扩张相联系，右翼政府与紧缩相联系。这一周期往往出现在选举间歇期的上半段，在两党之国家有违显著。通货膨胀显示出一个持久的党派周期：较高的通货膨胀与左翼政府相联系。
6、关于解释通货膨胀原因的其他学派
——奥地利学派
奥地利学派的经济学具有货币数量论的一般传统，但是他却因提出了基于货币供给量增加的互动过程，追求一种新的均衡而知名。更为具体的，持有多余的货币的人将会通过改变消费的习惯而对新的购买力做出反应，这样增加了对于商品和服务的总需求。奥地利学派的经济学家不相信生产者会简单地提高产量来满足所有新的需求，所以价格上涨，新的购买力被侵蚀掉。奥地利学派强调这一过程并不是即时的，需求的变化的分布也并非是均匀的。所以这一过程最终并不能使新均衡恢复到原来的均衡，除非价格上涨满足某种比例；这样的话，名义上的量具有了实际的效应。奥地利经济学家倾向于认为政府增发货币，增加货币供应量将产生有害的实际效应。这种观点导致支持真正严格多样化的商品标准，这种情况下，所有货币可以改变对于某些商品或者一篮子商品的需求。（奥地利经济学更为普遍流行的观点时一致支持黄金标准）
——马克思主义理论
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价值是基于给定一个商品所需要的劳动和对这个商品有支付能力的需求之间的对抗。在货币协定中的价格波动相对于一个商品的劳动力成本的上升或是下降而言是没有逻辑的，因为劳动力成本才决定了商品和服务的真实成本。这样，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其他的古典经济学理论联系起来，古典经济学理论认为通货膨胀仅仅是因为钞票的印刷量超过了黄金的储备量。然而，马克思认为现实中的通货膨胀包含在以劳动力度量的生产成本中。因为古典经济学的劳动价值理论中，唯一重要的因素是按照需求的比例生产一个给定的商品是需要更多还是更少的劳动。
——供给面的经济学
供给面经济学主张通货膨胀的原因或者是货币供给量的增加，或者是货币需求的减少。欧洲中世纪黑死病时期的通货膨胀可以被看作是由于货币需求的减少而导致的，流通的货币存货是金币，相对的固定的，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通货膨胀最开始时由于美国退出布雷顿森林体系之后，增加了货币供给。供给面的经济学主张货币供给的增加，只要货币需求相应增加，进而保持平衡，则不会导致通货膨胀。
——古典政治经济的争论
边际主义革命之前的经济学理论并不是现在经济理论的基础，经济学中的很多学派、概念、术语是来自古典时期的政治经济学，包括活力政策、数量和性质的经济理论、中央银行、货币流通速度、价格水平以及把经济划分为生产和消费。基于这样的原因，对于现代经济学的争论通常涉及到古典政治经济学的问题，尤其是1871-1913古典的黄金本位制，以及那个时期的货币与银行。
——货币与银行学派
有固定的硬通货为基础发行货币的环境下，一个重要的争论来货币数量论和实际债券原则，或者称RBD。在这种环境下，数量理论允许银行按照部分准备得硬通货，一般是黄金来发行货币。RBD认为银行应该能够以商业债券，也就是从商人手中购买的实际债券为基础发行货币。这个理论在十九世纪的银行学派和货币学派古纳与货币稳定性的争论和联邦储备的形成非常重要。随着1913年后国际金本位制崩溃后的复苏，以及政府财政赤字越来越多，RBD还留下了一个次要的问题，对基础利率限制的问题，比如货币局。货币局在当今普遍具有较坏的声誉，弗里德里克米什金，前联储一位长官就这一问题说，货币局“已经完全没有信誉了”。尽管如此，货币局仍然有来自一些经济学家的理论上的支持，尤其是那些认为对特殊类别的信贷进行限制是与自由主义者的自由放任的原则是不相容的人，尽管如此，几乎所有的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全部都反对RBD。
在十九世纪的英国，通货或者数量理论与银行学派之间的争论预示了当前关于货币信用的问题。十九世纪银行学派在美国和英国的政策有更大的影响，而货币学派则在大陆国家有更广泛的影响，也就是非英的国家，尤其是拉丁货币联盟和斯堪的纳维亚货币联盟。
——反古典或支持物理论
另一个与古典政治经济学相关的问题是反古典的货币假设，或者称“支持物理论”。支持物理论认为货币的价值是由资产和债务的发行机构来决定的。与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数量理论不同，支持物理论认为发行当局可以在没有引起通货膨胀的条件下发行货币，只要货币发行者有充足的资产用以补偿。
三、 通货膨胀的影响
有关通货膨胀影响的分析实际从更宽广的范围看考察通货膨胀。除了个别的影响，似乎讨论通货膨胀的影响是在历数通货膨胀带来的“恶果”。真实的机理应该是，经济失衡借助通货膨胀这一套指标体系反映出来，进而导致了所谓的“恶果”。将经济失衡归结为通货膨胀，对于通货膨胀的治理，也完全替代了对经济失衡的治理的理念和思路就好像“头疼医头、脚疼医脚”。真正解决通货膨胀所带来的问题，应该从整个经济系统运行入手，解决失衡，从而实现对通货膨胀的治理。从这个层面上说，似乎更应该采取中医“整体论”和“系统论”的思想。但是讨论通货膨胀所带来的影响是很有必要的。至少这能够告诉我们不治理通货膨胀，使经济进一步的失衡下去将会带来多大的危害。
——通货膨胀与经济增长
通货膨胀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有三种观点：第一种是，较高预期的通货膨胀会带来较高水平的产出以及经济福利。这种观点来自Mundell-Tobin效应（Mundell，1963，1965；Tobin，1965），较高预期的通货膨胀率导致保持现金平衡的机会成本增加，导致资产组合从货币资本向实物资本的重新分配，进而产生了较高的资本-劳动力比率，形成高的产出水平。第二种是较高预期的通货膨胀率会带来较低的产出水平。有两类模型，第一类是在一种发展阶段重叠的框架（Samuelsen，1958；Wallace，1980），与其通货膨胀率的上升是个行为者要更有效地利用他们所持有的货币，结果使他们的存款减少，并以较小的规模转入下一发展阶段。另一类是货币技术基础——现金预付限制（Clower，1967）较高的预期通货膨胀提高了持有货币的机会成本，降低了从事交易的规模，导致较低的投资率和较低的资本总额。第三种是货币是超中性的，因而较高的预期通货膨胀率是不起作用。Sidrauski（1967）对超中性后果作了最精湛、最清楚的表述。认为产生超中性的模型的特点是实际利率是由偏好结构所加强。资本的边际产品要和这一固定的时间偏好率相等，引自资本总额和产出率不论货币发生什么变化都不受影响。货币与资本是替代关系，则第一种效果会显现，如果货币与资本是互补的关系，则第二种的效果会显现。货币与资本不存在这种互补或替代的关系，则货币是超中性的。
——温和通货膨胀有益说
小幅的通货膨胀可以被视为是对经济有益处的。原因之一是重新协定价格和工资变得很困难。当普遍的价格上涨时，相对价格的调整则较容易。许多价格具有向下粘性，并具有缓慢上涨的倾向，所以努力使通胀率为零将会导致其它部门价格下降，利润下降，就业下降。努力实现完全的价格稳定可能导致通货紧缩，这在凯恩斯主义看来是消极的，因为与之相关的工资和产出都下降了。相对于通货膨胀而言，任何一种给定的商品价格似乎都是随着时间上涨的，因此不论是消费者还是企业都会尽早地购买商品。这种效应倾向于在短期内通过鼓励指出和借债，在场期内鼓励投资，从而保持经济的活力。但是通货膨胀也能减少对储蓄的激励，所以在长期形成的总效应是模棱两可的。通货膨胀也被视为一种隐藏的风险压力，它提供了一种激励，使得具有储蓄的人们去投资而不是这些储蓄带来的购买力被通货膨胀所侵蚀掉。在投资中，通胀风险通常会导致投资者承担更多的系统性风险，使得他们要求高于预期通货膨胀的收益率。通货膨胀也为央行提供了政策调控的空间，因为他们控制货币供给和货币流通速度的主要工具是通过设定经济中的最低利息率（基准利率）——银行可以从央行贷款的贴现率。由于贷款利率是负的将导致无效率，一个正的通胀率则为央行的货币政策执行者们提供了常说的“武器”，以之来刺激经济。由于央行石油政府控制的，通常会存在来自政府的增加货币供给量来支付政府购买的压力，这增强了产生通货膨胀的效应，降低了政府在先前协定合约中的净货币拥有量和债务。
由于这些原因，许多经济学家将温和的通货膨胀视为有益的，一些企业主管将温和的通货膨胀视为商业运行的润滑剂。但是有一些经济学家提倡将通货膨胀降为零作为货币政策的目标，尤其是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长期的反通货膨胀时期，当时的政策似乎是很容易实现；还有一些经济学家甚至提倡以通货紧缩来替代通货膨胀。
——再分配
通货膨胀重新分配了收入，对于那些固定收入者，比如养老金领取者，将他们的收入转移到那些获得可变收入比如工资和利润可以和通货膨胀同步上涨的人手中。
债务人或许借助通货膨胀减少债务实际价值的负担。
通货膨胀重新分配了财富，从借出一定量货币的人手中转移到了借款者手中。比如，政府是一个净的债务人，通常也是如此，它将会减少债务使货币相政府的方向转移。这样一来，通货膨胀有时被视为是一种隐性税。
通货膨胀作为税收的一种特殊形式是所得等级攀升（也称财政拖累）。通过允许通货膨胀向上运行，将会使越来越多的人面临某些具有粘性的税种。比如，所得税的等级，下一美元的收入将被征以一个比前面的收入更高的税率，这将导致扭曲。政府允许通货膨胀使人们越过进入更高税率等级的门槛，效果是允许税收提高，因为相同的实际购买力被征以一个更高的税率。
由于工人的货币幻觉，通货膨胀造成国民收入再分配。而这种再分配将导致宏观经济平衡的恢复。凯恩斯假设了下属收入-支出均衡条件：
，其中和分别代表工资收入者和利润获取者的边际消费倾向，设〉，代表工资在收入中的比重，代表非消费开支，可以得出：
。这也就是说，只有此等式成立，原有收入与支出平衡才能保持。若过大则会出现通货膨胀缺口，反之出现通货收缩缺口。凯恩斯认为，工资的调整速度滞后于物价调整速度，实际工资将因物价上涨降低。若给定物价、就业、产出、何明一工资，工资在国民收入中所占份额可有下式决定：
，其中代表物价；是就业；是产出；是劳动的实际份额；是工人名义工资。在实际工资谈判中，工资是根据就物价水平和工人所满意的分配系数确定的。工人不知道价格已经提高，他们以为按现有工资计算，实际分配系数就是。即工人存在下述货币幻觉：
。进而可以得出，，其中，。其含义为，只有在当前物价等于前期物价是，工人在国民收入中所占份额等于他们认为自己赢得的份额。在给定下，供不应求导致物价上涨，使得下降。工资份额下降减少总支出从而减小由于供不应求所造成的通胀压力。
——国际贸易：在固定汇率制下，高于贸易伙伴国或经济体的通货膨胀将使得出口品更加昂贵，将会弱化贸易平衡，出现逆差（恶化贸易条件）。
——“皮鞋成本”：由于先进的价值被通货膨胀所侵蚀，人们在通货膨胀时期将会更少的持有现金。这增加了实际的成本，比如更加频繁地去银行。（这个词是一种幽默的表达方式，说明经常去银行将皮鞋穿破而要换鞋的成本）
——菜单成本：企业必须经常地更换价格表，这增加了成本，比如在餐馆必须要重印菜单。
——相对价格扭曲：企业并不会同时调整价格。如果存在高通胀，那些没有调整价格的企业的产品价格相对于那些已经调整价格的企业要远远的低。这将扭曲经济的决策，因为相对价格没有反映出不同商品的相对稀缺程度。
——通胀上升能够促使工会要求更高的工资已追赶消费价格。工资上涨反过来讲进一步推动通货膨胀。如果集体协商，工资的设定将考虑到预期价格的因素，在通胀上行的趋势下工资会更高。这会导致工资螺旋式上升。从某种意义上说，通货膨胀引起了进一步的通胀预期。
——恶性通货膨胀的害处：如果通胀完全不能控制（向上涨），将严重影响经济的正常运行，伤害经济体的供给能力。
四、 通货膨胀的治理与治理的代价
传统的反通货膨胀的措施。凯恩斯主义占主导地位时，传统的反通货膨胀的措施只是作为短期和应急性的策略来调整宏观经济的失控。，配套措施有，紧急的物价管制，包括物价和工资水平冻结；截止生产和流通成本上升，使总供给和总需求平衡。
货币政策。货币主义强调增加利息率（降低货币供给量的增长，货币政策）来控制通货膨胀。主要措施有紧缩银根、提高利率以抑制投资和消费信贷膨胀，控制货币供应量和流通速度。中央银行，比如美联储可以通过设定利息率和其他手段（使用货币政策）来将通货膨胀控制在一定程度。高利息率和降低货币供给量增速是传统的方法，央行通过这些途径控制或抑制通货膨胀，尽管它们的渠道是不同的。比如，执行一个对称的通胀目标，当通胀率上升时，只控制通货膨胀，不论是外显的还是隐性的。稳定货币汇率，盯住几种硬通货在治理通货膨胀中也被运用。供给面学派的经济学家主张通过固定货币与其他相关货币比如黄金的兑换比例来控制通货膨胀。这将回归到黄金本位制下。
财政政策。凯恩斯主义强调减少总需求，通常通过财政政策，提高税收或减少政府开支来减少总需求。另外针对财政赤字较高的国家，要尽量缩减财政赤字，实施从紧的财政政策。
控制工资和价格（收入政策）。工资和价格的控制与定量配给制在战时环境下取得了非常成功的效果。然而，在其他环境下运用这个方法太过混乱。运用这种方法有名的失败中包括1972年理查德 里根出台的强迫控制工资和价格。一般而言，工资和价格的控制被认为是一个激烈的措施，只有当与其他减少通胀潜在原因的政策设计相配合，这种方法才会有效，比如，即将打响志在必得的战争。许多发达国家很广泛地限定价格，包括基础性商品比如汽油。通常经济分析认为价格被限定的商品是过度消费的，这种扭曲的发生会强制地调整供给。比如，如果政府将面包的价格限定的太低，那么在政府限定的价格下降会出现太少的面包。暂时控制作为一种治理通货膨胀的措施也许对衰退有一点作用：控制作为治理通货膨胀的途径使得衰退更加有效，（减少需求增加失业），而衰退预防了在需求很高的条件下控制物价和工资导致的各种扭曲。然而，总体而言，经济学家的建议并不是强迫价格控制而是通过假定经济会调整并摒弃无利的经济活动来自由定价。较低的经济活动使得对任何引发通货膨胀的商品、劳动力或者资源的需求减少，通货膨胀将随着经济总产出的减少而降低。这通常会导致严重的衰退，因为生产能力被重新分配，对于那些生活水平受损的人而言这是既不受欢迎的。收入政策很少成功的原因是政府未能在同时执行紧缩性总需求的政策。当正确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措施被采取时，收入政策亦可获得成功，1985年以色列的案例可以为证[15]。
与上述措施相配套的宏观经济措施在治理通货膨胀过程中也非常重要。这些政策有的是针对引发通货膨胀的原因作出的调整和修正，有的是为理顺宏观经济关系，保证经济和社会稳定和持续发展所实行的必要改革。这是因为任何国家进行通货膨胀综合治理时，不仅需要创造经济、政治和社会安定的环境，使宏观经济政策措施畅通实施，而且要使通货膨胀治理所付出的代价尽可能降低，为宏观经济新的发展消除压力。因此，针对通货膨胀，结合宏观经济失控和失衡的程度，制定与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相适应的产业政策、物价政策、工资政策、收入分配政策，以及实施劳工、社会福利和养老保险政策的改革和调整都是政府不可忽视的政策措施。
渐进主义与激进主义的选择。渐进主义的政策试图缓慢且稳定回到通货膨胀水平。图一所示的渐进主义政策货币供给增长率的较小降低开始，此举使经济沿着短期菲利普斯曲线从E右移到E1点。与E1点相对应的是较低的通货膨胀率，短期菲利普斯曲线下降T=1时的菲利普斯曲线。接着货币增长率进一步小幅小件使经济移动到E2，这个过程继续直到最后产出回到其潜在水平E3。在这个调整过程中，尽管失业在正常水平之上，但并没有答复的衰退。图二则显示了激进主义的战略。这一战略旨在迅速降低通货膨胀率。迅速削减货币增长开始，市经济沿着短期菲利普斯曲线向右远远的移动，使经济由E移动到E1。由此造成衰退的规模远大于渐进主义的政策。通过比渐进主义政策造成更大程度的降低通货膨胀，激进主义式的短期菲利普斯曲线更快的下移，由于货币增长保持在低水平上，使之能够将通货膨胀率维持对降低通货膨胀的压力。到最后通货膨胀的下降足以使产出和就业重新开始增长，经济重新回到充分就业以及更低的通货膨胀率E3。在渐进主义战略中货币增长率起初下降的很缓慢，经济从未与自然失业率偏离太远。但同时通货膨胀率下降的很缓慢。与之相反，激进主义战略则以货币增长率的答复地小件开始，造成大规模的经济衰退，衰退比渐进主义战略下要严重的多，但通货膨胀下降的迅速的多。
激进主义战略有一点非常有利，它比渐进主义更清楚地体现出决定性的政策变化，具有压低通货膨胀的坚定目标。因此，在人们形成的理性预期在激进主义战略下更容易相信政策已经变化，即更可信。一个可信赖的政策获得了“信誉红利”。
通货膨胀的治理应该具有一种理念是，控制通货膨胀是需要成本的，只是控制通货膨胀的成本是不是可以接受。如果可以接受，则可以治理，如果不可以接受，则应付出可以接受的成本，选择适度的通货膨胀，并将之控制在一定的范围内。事实上，治理通胀是在其他相关变量与通胀之间做出一定的权衡。通货膨胀的降低总会已经济衰退为代价，但是这种取舍到底为多少？对通货膨胀治理成本的讨论要广泛应用牺牲比率的概念。牺牲比率是指GDP损失的积累百分比与实际现实的通货膨胀的降低量之间的比率。
本部分主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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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刘金全：《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之间关联性的计量检验》，中国社会科学，2004（4）
[3]王耀媛主编：《通货膨胀治理的国际比较》，社科文献出版社，2000年4月第1版
[4]David Laidler; Michael Parkin：“Inflation: A Survey”，The Economic Journal, Vol. 85, No. 340. (Dec., 1975), pp. 741-809.
[5]陈湛匀，三好慎一郎著：《财政赤字、通货膨胀与宏观经济监控研究》，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1年4月第1版
[6]余永定，张宇燕，郑秉文：《西方经济学》，经济科学出版社，2002年4月第三版
[7][美]奥利维尔．琼．布兰查德，斯坦利．费希尔著：《宏观经济学(高级教程)》，经济科学出版社，1998年3月第1版
[8]罗伯特．索洛，约翰．泰勒，本杰明．M．费里德曼著：《通货膨胀、失业与货币政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2月第1版
[9][美]多恩．布什等著：《宏观经济学》（第七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11月第1版。
[10]T．佩尔森等著《政治经济学：对经济政策的解释》，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1月第1版。
[1] [加]约翰．史密斯著：《货币经济学前沿：论争与反思》，第154页，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4年5月第1版
[2]樊西峰：《通货膨胀定义的新探索及治理方法》，http://www.chinesejy.com/Article/430/686/2006/20060914110591.html
[3]刘金全：“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之间关联性的计量检验”[J]．中国社会科学．2004（4）
[4] 王耀媛主编：《通货膨胀治理的国际比较》，第3页，社科文献出版社，2000年4月第1版
[5] David Laidler; Michael Parkin：“Inflation: A Survey”，The Economic Journal, Vol. 85, No. 340. (Dec., 1975), pp. 741-809.
[6] 陈湛匀，三好慎一郎著：《财政赤字、通货膨胀与宏观经济监控研究》，第80-81页，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1年4月第1版
[7]陈湛匀，三好慎一郎著：《财政赤字、通货膨胀与宏观经济监控研究》，第92-97页，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1年4月第1版
[8] 余永定，张宇燕，郑秉文：《西方经济学》，第486页，经济科学出版社，2002年4月第三版
[9]随着宏观经济理论的发展，经济学家对于预期在宏观经济分析中的作用已经基本达成共识，即便是凯恩斯主义也将预期引入自己的模型来解释经济波动的原因。
[10] [美]奥利维尔．琼．布兰查德，斯坦利．费希尔著：《宏观经济学(高级教程)》，第205页，经济科学出版社，1998年3月第1版
[11] [美]戴维．罗默：《高级宏观经济学》，第498页，商务印书馆，1999年9月第1版
[12] 罗伯特．索洛，约翰．泰勒，本杰明．M．费里德曼著：《通货膨胀、失业与货币政策》，第3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2月第1版
[13] 余永定，张宇燕，郑秉文编：《西方经济学》，第495页，经济科学出版社，2002年4月第3版。
[14] 阿莱西那、卢比你和科恩（1997）的深刻研究提出的正文中阐述的形式化事实。见T．佩尔森等著《政治经济学：对经济政策的解释》，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1月第1版。
[15] [美]多恩．布什等著：《宏观经济学》（第七版），第443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11月第1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