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斯蒙第(1773—1842)是经济思想史上第一位系统阐述经济危机理论的经济学家。他的经济危机理论,对于认识我们目前面临的经济困境及探索解困路径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关于经济危机的原因。
西斯蒙第认为,社会经济的正常运行,要求在生产和消费之间保持合理的比例关系,要求生产=消费。资本主义的经济运行依托于市场的自发作用,而市场的自发作用,并不能保证生产和消费的经常均衡。相反,市场作用的结果通常是生产大于消费,产出大于收入。在西斯蒙第看来,资本主义不公平的收入分配制度是消费不足的根本原因。收入的不平等造成人们购买能力的不平等,进一步造成人们消费的不平等。他说,“消费上的平等结果总是扩大生产者的市场;不平等,总是缩小市场。 ”[i]在这里,西斯蒙第已经认识到消费倾向及分配制度对市场需求的影响。一般而言,随着经济发展和收入提高,收入差距有不断扩大的趋势。通常来讲,富人的消费倾向较低而穷人的消费倾向较高。所以,如果收入分配倾向于差距扩大,则消费倾向较低的富人的收入在总收入所占比重提高,于是,社会总消费相对降低;相反,如果收入分配倾向于均等化,则消费倾向较高的穷人的收入在总收入中所占比重提高,于是,社会总消费相对提高。资本主义的收入分配总是倾向于收入差距的不断扩大,倾向于收入和财富在少数人手中的不断集中,消费不足于是成为一种必然现象。
关于经济危机的特殊作用。
经济危机的发生,使社会生产力遭到破坏,使无产阶级陷入更加深重的灾难。但是,西斯蒙第在看到经济危机破坏作用的同时,还看到了这种破坏的某种特殊作用。在西斯蒙第看来,社会经济的正常运行需要在生产和消费之间,在产出和收入之间建立合理的比例关系,资本主义的自由竞争,倾向于不断破坏这种比例关系,而经济危机则起到了使这种被破坏的比例关系得以恢复的特殊作用。正是借助于经济危机对过剩的生产能力的破坏,才使生产和消费之间,产出和收入之间恢复均衡,从而保证经济持续运转。“看来,这些可怕的灾难负有恢复人类社会秩序的使命,正如雷电、冰雹和暴风雨可以恢复空气的清新一样;正如瘟疫、战争和饥饿能维持新生的人和土地所能提供的粮食之间的平衡一样。”[ii] 如果我们将危机的发生理解为市场自发作用的必然结果,那么,危机对比例关系的恢复作用同它对社会生产的破坏作用一样是市场正常运转的内在要求。
我国宏观经济目前面临严峻的形势,出口锐减,增长放缓,失业增加,房市萧条,股市低迷……这些问题,直接原因在于美国金融危机引发的正在波及全球的实体经济危机的影响,但其深刻的根源,可能在于我们自己的发展路径及经济制度可能存在的问题,其中之一就是长期以来没有得到充分注意从而未能很好解决的收入分配问题。
长期实行出口导向的经济政策,使我国经济具有明显的外向型特点。80%的外贸依存度,对我们这样一个十几亿人口的大国来说,无论如何都是危险而不正常的。“转型”或者“扩大内需”的要求在亚洲金融危机之后就一再被强调,但外向型倾向却一直在加强。内需扩大的主要障碍可能还在于收入分配的高度不公平。众所周知,我国目前是全球基尼系数最高的国家之一。0.5左右的基尼系数意味着最富的1%人口的收入占全部收入的50%,而实际的收入差距要比这个指标大得多。当收入和获得收入的机会极不公平地被少数人占据时,人们对未来的悲观预期使其消费行为倾向于保守。况且,如西斯蒙第分析过的,富人的消费倾向明显低于穷人,因此,不平等的分配制度倾向于减少社会总消费。过大的收入差距压缩了内需,从而使经济的外向型特点不断强化。同时,收入差距的不断扩大,还引发了经济生活中的其他病症,比如楼市泡沫。
房地产市场近年来的迅速膨胀,使楼价不断攀升。有的中心城市,房价已经高到贫穷的工资收入者努力一辈子也买不起房子的地步。房价的上涨,当然是需求推动的结果。但推动房价远远脱离普通收入者购买能力的显然不是消费需求,而是投资需求。而投资需求的旺盛,一方面源于人们在房价上升时期对房价进一步上升的同向预期,另一方面,则在于经济高速增长背景下人们收入的增长。但是,将住房作为投资工具的主要是那些高收入者。在高收入者购买若干套住房并将其闲置以待升值的同时,更多的低收入者在天价楼房面前只能望洋兴叹。房价越高,上涨越快,住房投资者的利益越能充分实现,而真正需要购房居住的低收入的梦想也就越加缥缈。收入差距的不断扩大,高收入者在总收入中所占比重越来越高,推动着越来越多的资金进入楼市,推动着房价的不断提高,推动着楼市泡沫的不断加大,也推动着房地产市场越来越偏离其基本功能。
按照西斯蒙第的理论,经济危机具有校正经济增长时期被破坏的国民经济比例关系的特殊作用。经济生活中的某些病症,在经济增长时期得不到解决,需要通过危机的形式加以治理。以上述房地产泡沫为例。在经济增长时期,人们对未来经济增长的同向预期,推动房价的不断上涨,推动泡沫的不断扩大,也推动着房地产市场不断偏离其固有功能。经济停滞使房价趋于下降,这是一个不断挤出市场泡沫的过程。同时,当房价下降到一定程度,一般工资收入者具备购房能力时,房地产市场的固有功能也就得到了实现。因此,经济衰退时期,就房地产市场而言,恢复生产和消费的比例关系从而恢复其固有功能的关键不是维持高价,而是应该顺应市场变化降低价格。地方政府出于其狭隘的财政利益的“救市”政策,不过是在维持泡沫,甚至是在扩大泡沫,其结果不仅使已有的病症得不到治理并且恶化,还将带来对国民经济更加严重的破坏。
西斯蒙第将将经济危机对比例关系的修复看成是一个自然过程。解决经济机体存在的某些问题需要借助于市场的自发力量。但是,市场自发力量的作用毕竟有限。在经济停滞甚至经济危机背景下,政府发挥其经济职能,以“一只看得见的手”来弥补“一只看不见的手”的作用,有其必要性。如果说经济增长时期某些经济问题来不及解决或者因为对增长的追求而被忽视的话,经济增长的停滞则为政府认识和解决这些问题提供了契机,而且对这些问题的解决还有利于扩张需求,促进增长。美国金融危机爆发以来,我国宏观经济因为出口受阻而陷入增速放缓的困境。在此背景下,11月初,中央政府出台了扩大内需促进增长的十项措施,计划在2010年前投资4万亿,加强基础设施建设,促进结构调整等。在中央投资4万亿基础上,各省配套投资预计将达到15万亿。大规模的政府投资,对于保证增长,促进就业将发挥积极作用;对于校正经济比例关系无疑也有着重要影响。比如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对于改进农业生产条件促进农业生产发展,对于改善农业生活条件促进内需增长,就有着重要作用和深远影响。
但是,我国经济增长中呈现的很多问题具有制度的性质。如前所属,目前面临的经济困境,有着收入分配制度方面的深刻原因。单纯的简单化的增加投资在很大程度上只是治标而不是治本,在很大意义上只是在延迟危机而不是化解危机。如果没有相应的制度的完善,增加投资在保障增长的同时,可能会将带来问题的那些根本性原因掩盖住,并且会带来更多更严峻的问题,其结果可能是一个更加难以收拾的困局。比如,我国改革开放以来愈演愈烈的收入差距扩大,有着寻租泛滥的原因。政府活动对市场的介入,是寻租产生重要背景。可以相信,在政府空前规模的投资背景下,如果没有相应的制度完善,将会带来空前的寻租狂潮,从而带来收入差距的空前扩大。其结果,必然是矛盾的进一步积累,危机的进一步深化。可以想见,没有收入分配制度的根本变革,没有增加低收入者收入的有力举措,没有对收入差距扩大的有效约束,目前用于解决经济困局的举措将蕴涵着带来更多更大问题的可能。
附:本文刊载于《经济学消息报》2009年2月13日
[i]西斯蒙第:《政治经济学新原理》,商务印书馆,1977年版,p215
[ii]西斯蒙第:《政治经济学新原理》,商务印书馆,1977年版,p4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