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这种“人民专制”除了俄国本土文化的渊源外，它在西方的相似物就是前述布朗基的“优秀分子专政”。但在俄国，它的社会土壤比在西欧深厚得多。从民粹派的先驱车尔尼雪夫斯基起，直到特卡乔夫、涅恰也夫、吉霍米洛夫等很多俄国民粹派思想家都以这种“人民专制”论来抵制所谓“西方民主”。
早在农奴制改革前夕，车尔尼雪夫斯基就指责当时“西方派”所争取的自由只是一种“极狭义的和纯粹形式的”“抽象的权利”。他认为穷人“一点也不珍视这种权利，而愿意以一个银卢布或甚至更便宜的代价把这一权利出让”。因此争取宪政毫无意义，对于人民来说重要的是以“无论什么手段”来实现均贫富。
这样的思想逻辑后来便发展成了那种“反对政治自由（据说这只能使政权转到资产阶级手里）的彻头彻尾的民粹派分子的观点。”从19世纪60年代起，许多民粹派认为，人民唾弃了那“虚伪的”“资产阶级”自由，他们对“沙皇专制失望之后”就“只会走向人民专制”。这个专制将实行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原则：“谁不和我们站在一起，谁就是反对我们，谁反对我们，谁就是我们的敌人，而对敌人就应该用一切手段予以消灭。”民粹派把法国大革命中的雅各宾专政视为他们理想中“人民专制”的标本。他们当然不认为专政只是临时的。在他们看来，雅各宾专政在法国不幸为“资产阶级”的政治自由、立宪制度击败了，“在那里由于资产阶级的力量，专制的人民统治事实上没有建立起来”。而俄国将不同于法国，因为俄国资产阶级很弱小，所以“人民专制”一定会取得胜利。
“人民专制”：从极左到极右
显然，民粹派所说的“人民专制”之不同于马克思所说的“无产阶级专政”，倒不在于“人民”不同于“无产阶级”。虽然后来苏联的官方理论批判说民粹派崇尚的“人民”主要是农民，不如“无产阶级”进步，但其实这两者的区别并不重要。这是因为：实际上特卡乔夫也并不认为广大庄稼汉可以成为“专制”者，他其实还是指“人民”中的少数“先进分子”来“专制”。而列宁也明确讲过无产阶级并非自然就“先进”，它必须经过少数先知的“灌输”，“社会民主党要把向工人灌输政治觉悟”作为最主要的任务，“阶级政治觉悟只能从外面灌输给工人”。
两者真正本质上的区别在于“专政”不同于“专制”：在马克思那里，“专政”的理由是统治者不给无产阶级民主权利，他们必须以暴抗暴。而在特卡乔夫那里，“专制”的理由却是“多数人”顽冥落后，先进的少数必须对其实行强制。前者意在以暴抗暴，所以强制只是短暂的战时状态即所谓“专政”，而后者意在“改造”多数，所以哪怕是和平时期，只要多数人被认为还很落后，不配享有权利，就应当一直维持强制，因此“专制”成了正常状态。
显然， 这种最“ 革命” 的“人民专制”理论距离真正的君主独裁只有一步之遥，而这一步是很容易跨过去的。事实上，在反沙皇的“极左”恐怖行动失败后， 许多“ 人民专制” 论者很快滑向“极右”。他们认为“西方民主” 是最可恨的， 而“ 人民”中的多数又如此愚昧，既然他们没有响应“人民专制”的号召，那么宁可让他们在沙皇领导下抵制“资产阶级的虚伪民主”吧！ “ 警察民粹主义” 的大腕Л·Α·吉霍米罗夫宣称：西方政党政治“有害于人民群众本身的利益”，立宪制只是“资产阶级组织的工具”，它产生的代议制政府只能是“资产阶级的代表机关”。而“依照人民的意见，最高政权是全民的，而绝不是阶级的代表机关。只是靠了这样的信念的牢不可破的稳定性，沙皇们的政权才得以维持” 。所以“对于人民来说，在两害中间，专制的沙皇毕竟比立宪的沙皇要好些” 。另一位著名的警察民粹主义者Г·Π·萨宗诺夫，后来的黑帮分子，则干脆连“两害相权取其轻”的幌子都不要，赤裸裸地为沙皇捧场，认为沙皇专制比只能为“ 富人” 效劳的、“虚伪”的西方式民主更加“公道”。在他看来，西方的“统治机关是选举的，选出来的都是富人，富人管事情很不公道，他们欺压穷人。俄国的统治机关不是选举的， 一切都由专制沙皇来管，沙皇高于一切人，既高于穷人也高于富人，8943;8943;沙皇对一切人都是公道的，不论对穷人和富人都一样”。
“ ‘ 自由主义’ 的‘ 抽象权利’正是人民发展所必需”：俄国社会民主党人驳斥民粹派
俄国马克思主义自诞生之日起，就与这种民粹主义的“警察”理论进行了坚决斗争。众所周知，俄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从民粹派阵营中决裂出来的，而当时决裂的标志就是以争取宪政民主来驳斥“人民专制”论。被列宁称为“教育了整整一代马克思主义者”的普列汉诺夫的“老三篇”中，除了《论一元论历史观之发展》讲的是哲学外，其他两篇即《社会主义与政治斗争》和《我们的意见分歧》都以批判政治上的“人民专制”（以及经济上的“村社社会主义”）为主题。
针对那种所谓“抽象的权利”不重要，重要的是以“无论什么手段”来实现均贫富的观点，普列汉诺夫旗帜鲜明地提出：“‘自由主义者所忙于争取的’‘抽象权利’正是人民发展所必需的条件”，而西方的议会政治“不仅‘是’资产阶级的‘组织工具’，而且也是另一阶级（按：即无产阶级）的‘组织工具’”。普列汉诺夫指出，在车尔尼雪夫斯基所处的1850年代，欧洲之所以出现宪政民主进程的一度倒退，人民之所以出现一定程度的政治冷漠，这并非因为穷人把自由权利看成是一钱不值的“允许用金碗吃饭的权利”。恰恰相反，正因为这种权利极其重要，反动势力才在1848年革命失败后大肆摧残民主，剥夺了人民的一切所谓“抽象权利”，“人民被反动势力打击得晕倒”，失望与颓废情绪滋长，因而陷于“暂时的麻痹和对社会问题缺乏兴趣”。但这恰恰说明这种权利其实一点也不“抽象”，争取政治自由是社会主义者的当务之急。
针对所谓“金权政治下的虚伪民主只能使资产阶级称王”的民粹观点，普列汉诺夫批驳说：“不是金钱，而是工人阶级的不发达状况给它（资产阶级）创造了在这一解放运动（按即反专制的民主运动）中的领导作用”。而恰恰只有在自由民主条件下工人阶级才能在政治上“发达”起来。俄国马克思主义者也指出，由于贫富分化使劳动人民缺乏行使民主权利的物质条件，当时西方的民主的确具有明显的局限性。社会民主党人要努力改变这种状况，以使劳动人民不但拥有法理上的民主权利，而且有条件真正开展民主参与。但是法理上的权利仍然是不可或缺的先决条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