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这样，“专政”就不再是从古罗马到马克思时代的战时状态、“一到局势比较稳定就重新让位给民主制度这样一种具有过渡性的紧急措施”，而变成不仅延续到和平时期、并进一步延续到“永久”的做法：“苏维埃共和国的形式就是无产阶级和贫农永久专政的典型。”“无产阶级专政可以说是对资产阶级的一种永恒斗争。”
“苏维埃政权反对‘普遍、直接、平等、秘密的’选举的斗争”
尽管主要由于列宁的坚持，“专政”的提法最后还是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纲领》中保留下来，但他那种由于多数人落后所以需要少数先进者实行“专政”的想法并未写进《纲领》，显然也不为许多人接受。当时列宁在修改意见中声称：如果农民不接受无产阶级的观点，那么“我们在‘专政’的情况下就会对你说：在应当使用权力的时候用不着讲废话8943;8943;”，曾与马克思通信的老资格革命家维拉·查苏利奇当即在页边批驳曰：“对千百万人民！你试试看！”
显然，列宁的观点实际是把马克思的“专政”变成了特卡乔夫的“专制”。民粹派是主张“人民专制”的，但他们并不赞成“恐农症”。而许多俄国马克思主义者——从普列汉诺夫、孟什维克乃至卢那察尔斯基那样的“温和布尔什维克” —— 认同“ 农民落后论”，但却不同意特卡乔夫理论，不支持用“专政”来对付哪怕是“落后”的多数。只有列宁是既有“恐农症”又热衷于“专政”。
当然，直接说少数人要对多数人“专政”并不好听也不利于“逆向”创造社会主义的前提，所以列宁一般不那么说，他在公开场合说得多的还是“民主”，讲“专政”时也常说是“无产阶级与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但是不信任“多数”，准备用“专政”对付“民主”的想法他是一直就有的。他在野时为了宣传和争取人心经常指责他人拖延立宪会议妨碍民主，执政后也不能说他不希望在立宪会议的民主选举中取胜，但一旦不能做到这一点，他发动“苏维埃政权反对‘普遍、直接、平等、秘密的’选举的斗争”（这是他后来对苏联内战的定义）是毫不手软的。
1917年后列宁多次说“民主”与“专政”、哪怕是“一人专政”可以统一：“苏维埃——即社会主义民主——和一人行使专政权力之间不可能存在本质的矛盾”。而到了内战时期，他便公开强调“专政”与“民主”的对立。1919年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通过的纲领性文件就叫《关于资产阶级民主和无产阶级专政》，此后这对对立概念便频繁、广泛地出现在苏俄公共生活中。有趣的是：尽管官方理论总说“民主”与“专政”是一回事（“资产阶级民主”等于“资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专政”等于“无产阶级民主”），但是文献中只出现“资产阶级民主”与“无产阶级专政”的对举，而几乎没有见过“无产阶级民主”和“资产阶级专政”的对举。流风所及，这时往往连两个词组前面的“阶级”定语都省去，而直接强调“民主”坏、“ 专政” 好：1 9 1 8年，布尔什维克发表《在俄国专政时期的任务的提纲》； 托洛茨基声称“ 民主机构的笨重机制” 不适合革命的需要； 1 9 2 0年， 列宁声称“ 过渡时期， 即专政时期， 将是一个非常漫长的时期” ； 同年列宁还发表了重头文章曰《关于专政问题的历史》。而这一时期“民主反革命”、“立宪反革命”的说法广见于报刊，并由此衍生出“民主反革命时期”、“民主反革命缓冲地带”、“民主反革命政治派别”等一系列术语。“专政”就是“革命”，“民主”就是“反革命”，两者的对立乃至于斯！
“60个农民必须无条件地服从10个工人的决定”
列宁讲的“专政”并非马克思设想的以暴抗暴，而是“先进少数”强迫“落后多数”的民粹派“人民专制”传统之发展。这在前述俄国社会民主党初建时的纲领之争中已经滥觞。而到1917年以后更是明白不过了。
在内战中列宁强调“民主反革命”的威胁。而内战行将结束时他又指出，苏维埃政权还面临着一个比任何数量的邓尼金、高尔察克、弗兰格尔和他们的军队加在一起都更加危险得多、也比外国资本和官僚制度更危险的敌人，那就是农民或“小资产阶级”。农民之所以“最危险”，并非因为他们是意识形态所说的“剥削者”，不，他们完全可能是“被剥削劳动群众”，但是他们愚昧、不听话而且人又多，因此就得这么办：“60个农民必须无条件地服从1 0个工人的决定。”
然而那“10个工人”是不是就那么可靠？未必。正是在内战末期，列宁多次、突出强调了如下观点：由于战时工业衰退，工人不得不在厂外谋生，成了“一个从事投机倒把的无产阶级”，因此俄国无产阶级已经“丧失阶级特性”。这个说法显然给反对派抓住了把柄：“他们说无产阶级既然丧失了阶级特性，就应当放弃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然而根据那种英雄驾驭群氓的“人民专制”逻辑，这种反问难不倒列宁：“我们所了解的无产阶级专政，其实只是无产阶级中有组织和有觉悟的少数人的专政，8943;8943;党所能联合的只是本阶级的少数”。“是的，是一党专政！我们所依靠的就是一党专政！”于是情况变成：60个农民“无条件地服从”1 0个工人，1 0个工人又“无条件服从”两三个“本阶级的少数”精英，而根据同样的逻辑，这两三个“少数”最后还必须“无条件服从”一个人——列宁说的很清楚：“在革命运动史上，个人独裁成为革命专政的表现者、代表者和执行者，是屡见不鲜的事”。
1920年代的苏联曾特别流行以所谓“无产阶级的超经济强制”组织劳动、用“阶级斗争”和“专政”手段对付“落后工人”的说法。苏俄理论家布哈林在他那本极有影响的《过渡时期经济学》中就专列一章曰“过渡时期的‘超经济’强制”，他指出，“专政”决不仅仅意味着对“阶级敌人”的强制：“用于工人阶级自身的新型的主要强制形式之一，是消灭所谓劳动自由。8943;8943;必须消灭所谓劳动自由，因为‘劳动自由’是同正确组织起来的‘计划’经济和劳动力的计划分配不相容的”。所以，必须用“无产阶级专政下实行劳动义务制和国家分配劳动力的办法”来取而代之。这种“专政下的生产管理体系”，可以是有偿的“劳动军”，也可以是无偿的“义务星期六”，但都以军事化的强制为基础。在另一章中，布哈林还驳斥了那种认为布尔什维克将增加罢工自由的“资产阶级教授的谣言”，他说：“在实行劳动军、星期六义务劳动和劳动纪律的年份还发出这种叫声，难道不可笑吗？”而列宁的说法更有过之无不及。他称工人罢工是“小资产阶级的涣散毛病”，“即使在苏维埃印刷所的排字工人中间，在索尔莫夫斯克和普梯洛夫工厂（按：这两家工厂是著名的“红色堡垒”，“十月革命”时工人赤卫队的发源地）的工人中间，这样的坏蛋难道还少吗？”据说这些人视国家为雇主，按照革命前工人的“习惯”，“替‘它’干活要少些差些，从‘它’那里捞钱则多多益善”，而“过渡时期的阶级斗争，难道不正是要反对”这些“工人、工人集团、工人阶层”吗？无怪乎读到这类话的人说：列宁实际上是“以劳苦大众的名义对劳苦大众使用暴力”。
显然，抛开那些意识形态的和云山雾罩的繁琐论证，列宁的逻辑其实简单明了：在俄罗斯，“人民不爱，党爱”的事很多，所以要“专政”。我们是少数，不能得到、或者说不能保证得到多数票，因此民主对我们构成危险，我们需要“专政”。对手搞暴力我们当然要“专政”之，对手搞和平民主我们同样要“专政”之。而我们是“先进”的，多数人是落后的，所以我们也有理由对他们实行“专政”。在1920年的一次未发表的谈话中，列宁把这个逻辑讲得很清楚：
“我们从来都不讲自由，而只讲无产阶级专政！我们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是因为它是服务于无产阶级利益的政权。因为俄国本来意义上的工人阶级，即产业工人阶级只是（俄国人中的）少数，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就是为了这些少数人的利益。只要其他的社会成分还没有服从于共产主义所要求的经济条件，这一专政就将延续下去。”
“农民从心理上是反对我们的制度的；他们的思维方式是小资产阶级的；反革命首领邓尼金、高尔察克、弗兰格尔就在他们当中找到了拥护者。8943;8943;我们对农民说：或者你们服从我们，或者我们将认为，你们是在宣布要跟我们打一场国内战争，那你们就是我们的敌人，我们也将以国内战争作为回报。”
“过渡时期，即专政时期，不瞒你们说，将是一个非常漫长的时期，可能要有四五十年的时间。”这些话不是对此后几十年历史的生动概括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