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不过是一个叛徒而已。当今工农的情况，韦先生何时吐过一个字。”这是一位读者3月9日在某网站匿名对本人文章《韦君宜〈思痛录〉的可贵之处》的评论。 难道韦君宜真还有叛徒嫌疑？我以为实在说不过去。只要读过《思痛录》就可以知道，韦君宜是在1973年就得到“解放”，回到原单位人民文学出版社，并且在此之前韦君宜在干校时就已担任指导员。以那时的政治控制之严，如还有“叛徒”嫌疑，怎么可能得到“解放”？我想，评论者的本意当不在于此，而是认为韦君宜“背叛了革命事业、背叛了工人阶级”这一类政治上的斥责。这也是真正值得分析的。 无论是经济、政治近于扭曲的社会里，还是快速发展的社会里，一些社会阶级或社会阶层得到的有利地位，总是与另一些社会阶级或社会阶层实际地位的下降相对应的。不仅以往社会里剥削阶级与被剥削阶级的关系是这样，社会的各劳动阶级之间的关系、各阶层之间的关系也是如此。以改革开放前中国社会而论，除了解放初一段时期，在劳动阶级内部，那一类社会阶层占有有利地位呢？无疑，当时的工人、农民中的文盲和文化层次很低的一些人是处于有利地位的。当时的社会政策总体上是偏向这些社会阶层的。而实际已经属于工人阶级或农民阶级一部分的文化知识较高的人，是处于不利地位的，政治上、经济上都是如此。但是，当时的迁就工农大众中低文化层次者眼前利益的社会政策，最终却损害了工农大众的根本利益。 这样的社会状况，实际是以扭曲的方式形成的。而且，无论是扭曲的社会还是较顺畅发展的社会，已有的社会阶级或社会阶层总力图维护自己的既得利益，并且加上自己之力，使社会实际趋向更有利于本阶级或本阶层的方向发展。即使这并不代表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人们也会这样那样地维护自己的利益。举个小例子。在以往平均主义大锅饭体制下，单纯的体力劳动者，怎容得有成就的知识分子获得可观的物质鼓励？当然，正是当时的体制使社会扭曲，但这样的扭曲为当时低文化层次的人们所拥护，则是事实。 当今竞争激烈的市场经济体制下，文化知识层次高、创新能力强的劳动者将会获得较高的社会地位和经济利益。与之相比，原来文化层次低的农民大众以及城市粗工，其社会地位则是降低了。来自乡村的农民工，要更快地改变自己的地位，需要付出何等艰辛的努力是人所共知的。这些，反映了社会的实际发展不会是一个无痛苦的进程，尤其是，当这一切重大变化是发生在原来社会整体生产力水平较低、政治文化也落后的中国社会，不可能现成地搬用人家的某种制度，就能一劳永逸地解决问题的。 工人阶级的前途在那里呢？历史已经证明，低水平的平均主义的公有经济，并不是工人阶级真正有前途的发展之路。只要回顾一下，在那样的平均主义体制下，普遍的出工不出力状况，绝少有人肯多出一点力，就会明白此种体制失败的必然了。这样的回头路既不可能走，也是没有前途的，因为不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 全面的私有化也绝不可能造成广大工人的光明前途。尽管许多人都怀有梦想，但真正成为巨额资本所有者的，只能是极少数人。巨额资本收益当然属于资本所有者，经济和社会政策对社会成员收入的调节绝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这一点。
社会化大生产是现代社会主义的真正基础。以往的历史既然已经证明，以小生产方式看待和指导社会主义，是新中国遭受巨大挫折的根本原因；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则告诉人们，以私有资本的经营方式经营公有资本，是形成当代中国有活力的公有经济的可行之路。但这是要经过艰苦的实践才有可能成功的，公有资本的收益的一部分以怎样的方式分配给人民大众，也是需要经过新的实践的。公有经济在和私有经济的竞争中，包括各个公有企业之间的竞争中，才有可能茁壮成长，个别的甚至局部的失败难以避免。世上没有救世主，事实上决不可能有什么“理想、标准”的模式。对于中国广大的社会成员尤其对于年青一代而言，使自己成为高素质的劳动者，这才是合乎历史发展的光明之路。 2008-3-2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