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因此，不管你考虑资本形成、工业组织，或机械化过程的哪一个方面，你将会发现，现在是过去的逐步变形，它和过去存在相当大的连续性。这样一来，在18世纪寻找工业革命的原因必然是徒劳的。相反，工业革命的原因必然内嵌在长期连续性的经济发展过程里，内嵌在发明、创新和先前几个世纪所创造的成就里。我们通常认为，工业革命的增长是一次性的，但是我们忘却了增长的压力无时不在。从这一有利情况来看，经济增长是人类经验的一个有代表性的组成部分，不增长是不正常的。事实上，18世纪的西欧在很多方面都是富有的(即使按现在第三世界的标准)，经济已变得相当复杂，存在广泛的专业化，认识到这些就意味着，即使经济增长慢且时断时续，但它在1760年之前的很长一段时间内就已经开始了。 综合推理 为了综合关于工业革命的不同观点，我们首先应该避免选择其中的一个方面，相反，我们应该认识到它的多维性。这意味着在不忽视诸如技术进步这些因素的贡献下，我们应该承认使这一成功得以实现的其他很多原因。这些因素的任何一个都不足以爆发革命，但是很多因素综合在一起就成为可能。原因可以在复杂性里寻找，而不是任何一个方面。我们必须放弃对技术的强调，更系统地探寻收入和利润的源泉。我们将工业革命界定为18世纪晚期的经济高涨。遵循着这一定义，工业革命是欧洲的全面现象，和先前中世纪和文艺复兴的扩张一样，只是空间上的扩展过程。我们既要正确评价它的演化特征，在一定程度上它由早期的成就发展而来，也要注意到它的同步革命性特征，因此，它有很多独一无二的特点。在无法穷尽的情况下，尽管并非经济的各个方面同时发生，但它开辟了一个史无前例的经济繁荣时期；它带来了农业生产向工业生产的永久性部门转移；它创造了新的社会阶层，重新分配了社会权力，标志着马尔萨斯人口理论的消亡。必须强调的是，工业革命是早期增长的延续，但在增长过程中导致不连续。 工业革命之前，长时期快速的人口增长是充满危险的。每当人口密度接近临界水平时，食物的供给就会成为问题，超过这个限度就会导致不同程度的生存危机。在这样的时代，自然会报复人类，导致经济后退。罗马帝国的扩张伴随着黑暗时代的来临。中世纪蔚为壮观的高涨以14世纪不利的气候而宣告失败，紧接着经济趋向停滞，瘟疫爆发使人们陷入了悲惨的境地。同样，商业革命也被17世纪的危机所摧毁。尽管存在倒退和反复，但相比于以前每一次增长都以更高的资本劳动比率开始。换句话说，尽管增长本身是时断时续的，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积累却具有永久的增加的趋势。 因此，1760年后，比早前的膨胀以更高的资本劳动比率开始的产出增长，使得增长成为永久性的，不再受死亡率的束缚。认识到疾病束缚是很重要的，这样我们就能防止先前世纪的流行病侵袭人的生命。检疫隔离制度和天花接种技术是削弱瘟疫爆发而带来破坏性影响的两个措施。与16世纪相比，营养平衡、农业贸易条件的改善和对疾病的更好控制，意味着即使人口剧增欧洲也能够继续扩张。与以前16世纪人口增长相比，到1760年，营养品的生产和贸易已大大发展了。新的世界给人们提供了糖、干鳕、面粉以及最重要的新产品，如大大提高农业生产率的马铃薯(以每英亩卡路里计算)。除此之外，东欧的谷物生产地区相比于以前纳入到了一个更大的欧洲贸易网络。而且，交通和存储设施也大大改进了，使食物能够配置到欠缺的地区，因此，14世纪和17世纪那样的生存危机一去不复返了。因此，相比于以前的人口膨胀时期，现在的人均可利用食物量更多了，而且，它的分配也更为合理了。
与过去的情况相似，工业革命时期市场活动的扩大也伴随着人口增长的加速。这不是一种巧合：人口增长导致需求增加，进而，导致进一步的劳动分工。它降低了交易和信息成本，引起生产上的规模经济，有益于市场扩张。通过对创新做出反应，它也促进了技术进步。除此之外，人口增长的加速带来了城市化，这对技术变化具有更深入的影响，因此，城市环境要比农村更有利于人力资本的形成。这一模型综合了马尔萨斯和博斯瑞潘(Boserupian)的主张，人口增长和经济增长在工业革命之前总交织在一起。这两种影响交替反复，当马尔萨斯力量削弱时，博斯瑞潘(Boserupian)力量将永久地占上风。 相比于早先的经验，我们应该评价工业革命时期而不是20世纪经济绩效的数量证据。在18世纪的最后三分之一的时间里，劳动生产率增长的不快是无关紧要的：重要的是它不是负的。尽管生产率增长是渐进的，它仍足以维持一个大量增加的人口，在以前的经济条件下，这将会造成毁灭性的后果。18世纪晚期是个分水岭，在那时，千百年来的智巧、奋斗和努力达到了顶点以解决人类最重要的挑战:生存问题。 经过长期努力实现了对马尔萨斯限度的突破，这意味着经济增长成为了一个永久性的(自我持续的)事件，因为人口是无限增长的，经济增长也随之苏醒。实际上，促进增长的正的力量始终存在[96]。只是以前它已被营养不良和疾病这样的消极力量所抵消。一旦这些阻碍增长的力量消失，那么从几千年来固有的食物约束的自我平衡循环中逃离就成为可能。经济活动的高涨和人口革命并不仅仅局限于英国，以这种方式构思工业革命也会自动地认为它是欧洲的全面现象。 总之，尽管欧洲的劳动力脱离了土地，但欧洲社会足够的发达，增长速度足以喂养他们自己，能够克服人口增长的资本稀释效应。对普通人来说，即使短期内的生活标准恶化了，增加的人口对营养水平的需要导致贫困人口增多。人们也确实变得贫弱，但是并没有发生像17世纪那样的生存危机[97]。那些在以往类似事件中会丧生的人现在能够活着，从而促进生产。人类已从农业部门劳动收益递减的约束中解放出来：首先，工业革命是从马尔萨斯陷阱中的逃离[98]。最后，在一系列经济——人口的膨胀中，这一观点使我们能够记住工业革命的重要性，而不用要求投入或产出以一个预先设定的速度增长。以这种方式考虑工业革命的优点在于它防止我们集中在最近的原因上，而置于欧洲经济长期发展的背景下。此外，重点已从大不列颠转移到大西洋国家，从技术变化转移到整个使生产函数外移的生产率增强的要素上。与选择几个部门不同，我们集中在几个形成收入的不同途径上。因此，收获之一，更深入了解经济和人口的相互作用过程，而后者的反馈效应影响经济增长。之二，与以前相比，人们有一个比较框架来衡量工业革命的成就以及后来的发展。它的连续性方面和非连续性方面得到了更清晰地描绘。最重要的是，这一框架使我们对它的多样性更均衡地评价：它扩展了我们的视野，以千百年来人类发展的视角抓住了工业革命的本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