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从另一个群体看，商业革命和价格革命造就的新富裕阶层，为了实现财富的维持和扩张以及更高社会地位和政治地位的提升，他们通过政治、教育甚至婚姻的形式实现垂直向上的社会流动。其根本目的在于提高其地位并借此提高其收入、权力和精神奖赏（受人尊敬和自尊）。 在政治方面，社会中间阶层主张通过个人努力获得成功自由。人们之所以联合成为国家和置身于政府之下的目的之一是保护他们的财产。无论什么阶层，都在追求一种与传统相适应的方式来增加自己的财产。1688年革命之后，大商人在议会中的代表掌握了部分国家权力，在政府和政治生活中的地位上升。活跃的商品市场促使社会的中间阶层在经济转型中努力争取更多的发展机会、更大的发展空间。他们利用议会提出自己的主张，捍卫自己的利益。渐渐地，以中间阶层为主体的议员巩固了在议会中的发言权，并萌生参政议政的民主意识和行使民主权利的勇气和信心。尽管土地贵族抓住国家权力不放，但它灵活地使用权力促进整个国家的利益，特别是商业资产者的利益。它在保护旧的利益集团的同时，又创造出新兴的以企业为主体的利益集团。值的注意的是，英国中间阶层在膨胀的财富积累下，要求通过个人努力而获得自由，这种自由不仅仅是要为了获得自由以后的利益。他们要求自由，也并非把自由当作天赋的权力。中间阶层所要求的自由只是能够保护生产和生活安全的权力，他们不要求推翻社会，只要求得到其他阶层的让步。这些自由主张与政府的利益是并行不悖的，本质上讲，他们所追求的自由只是希望社会流动渠道使自己的追求能够得到实现。 在婚姻方面，商人与贵族联姻。随着商人阶层的崛起以及贵族地位的衰落，贵族的婚姻也沾上了利益的色彩，从经济和社会的角度进行安排。精心策划的婚姻在增加家庭物质财富、提高家庭社会地位方面意义重大。“英国贵族自革命以来即被发财欲所迷住。他们怀着嫉妒的心情看着金融和商业资产阶级在他们下面壮大起来。他们以一种奇特的、由骄傲与贪得二者结合的心情来恨那些‘有钱人’，并力图通过婚姻去同他们结成姻亲，借以利用他们的财富。”有人说，“贵族通过联姻增加了财富，商人通过竭力发财取得补偿，而乡绅则通过联姻达到一种能让自己或后代成为贵族的地位。”有人一针见血地指出：“婚姻无非是商业交易的法律形式，这便是当时婚姻的本质。贵族要让两个门第结合，以便扩大家族的权势，或者扩充人丁和产业。”在1772年所写的《伦敦之行》中，格罗斯莱指出：贵族和英国商界的混合“是国家财富无尽的源泉。” 三、社会流动与生产要素的积累和配置 1.社会流动与资本要素积累 正如人类不是因为自由而去追求自由，是为了摆脱奴役而去寻找自由。人类不是因为财富本身而去追求财富，而是因为财富所能带来的生活水平和社会地位的提高。在金钱多寡成为衡量人的社会地位高低的社会里，要求利润的欲望成了起推动作用的动机，人们通过各种复杂的、往往是间接的方法，将大笔大笔积聚起来的资本用于谋取利润。其目的不仅在于攫取财富本身，而在于通过财富积累赚取更多的财富，从而达到步入社会上层的目的。因为“金钱能够推翻原有的附属关系，消除阶级与出身的界限，还提供抵抗力量或逃避的权宜之计，以此来削弱权威。”
对于急切渴望崛起的英国来说，获取财富的方式相比于获取财富本身已显得不再重要。于是，人们不惜采取掠夺、奴隶贸易等方式以占有财富，政府对此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政府的“纵容”对拥有极度发财欲的人来说，无疑是火上浇油。然而，这一切在中世纪以前甚至中世纪都是无法实现的。因为在过去“一个人若试图去赚得比保持在他生来就有的生活地位中舒适地生活所必需的更多的钱，会被认为邪恶的。”但是，随着商业革命的到来，渴望得到财富的精神出现于经济事业的各个方面。在商业上，有着固定价格和固定利润的商业会被试图为其股东获得可能的更高利益的合股公司所取代。在工业上，对质量、生产方式和利润有着许多规定的手艺行会被实行分散在家庭加工的制度的中间商所扫除。在金融上，中世纪教会对高利贷的种种禁令被提供贷款、出售汇票和提供其他需对金融服务的大银行所忽视。资本家在其不断的、要求利润的运动中，将其活动范围逐渐扩展到整个世界。 2．社会流动与劳动力流动 英国工业革命生产所需要的劳动力大多来自社会的下层。他们的流动主要是为了两个目的：一是为了生存，自16世纪开始，持续了三个世纪的圈地运动造成大量无地农民不得不到农村以外去寻找生计；二是为了提高生活水平，到附近的城镇当学徒和仆役。但是，这些社会的下层人员不论是近距离的流动还是远距离的迁徙，或者是从乡村到城镇，选择这条路主要是出于经济上的需要。1660年—1750年间，随着人们在贸易、工业、专业职务等职业领域就业机会不断增加，农村经济呈现出二元结构特征，表现为农业生产与非农业生产并存、自给自足与商品市场并存、谋生与谋利并存。乡村工业的发展使雇工发现女人和儿童这种过去被认为是纯粹的消费因素也可以变成“意外”的生产要素，而且价格非常低廉。很多农民既从事农业生产，又从事手工业生产贴补家用。当从事工业生产所获得的收入超过从事农业生产时，农民自身出现了分化。 另外，被圈占的土地由于使用了最新的、有效的方法加以耕种，粮食产出大大增加，为劳动力的职业转移提供了支撑。从经济观点看，圈地显然使人们能向前迈进一大步。但是，从社会的观点来看，情况完全不同。1714年—1820年间，英国有600万英亩以上的土地被圈占。这意味着严重的混乱和苦难。贫穷的农民失去了自己的部分甚至全部土地，被迫当租地人或做散工的人，或者不得不去城里寻找工作。英国自耕农被大批地逐出家园这一现象把关心社会的个别人吓坏了，他们直言不讳地起来反对。现在来看，虽然圈占土地的过程是使人不安、令人不快的，但就工业革命而言，它履行了两个必不可少的职责——它为工厂提供了劳动力，为城市提供了粮食。 3．社会流动与技术创新 在古代，存在着一种反对创造性的学习与体力劳动相结合的强烈偏见。这种偏见大概起因于古代的体力劳动与奴隶制度相联系；它甚至在奴隶制度几乎消失以后，仍存留于中世纪欧洲。中世纪经院哲学家在“自由”艺术和“奴隶”艺术之间、在仅仅靠头脑完成的工作和改变了物质形态的工作之间划清了界限。 然而，文艺复兴的人文主义学术成就改变了这一切。学者以及艺术家强烈反对中世纪的整个生活方式，努力改造尽可能与古典时代的生活方式相似的新的生活方式。他们不再希望通过穆斯林和经院哲学家的变形眼睛来看古人，而是直接求助于原始资料，亲自挖掘雕像、阅读原文。可以说，“若无西欧的缩小匠人与学者之间的鸿沟的有利的社会环境，人类学识上的这些成果独自原不可能引起科学革命。匠人在文艺复兴期间并不像在古典时代和中世纪时代那样受鄙视。人们尊重纺纱、织布、制陶术、玻璃制造、尤其是日益重要的采矿和冶金术方面的实用工艺。在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所有这些行业都由自由民而不是像在古典时代那样由奴隶经管。这些自由民在社会地位和经济地位上并不像中世纪的匠人那样与统治集团相距甚远。文艺复兴期间工匠的地位的提高，使工匠与学者之间自文明开始以来一向非常脆弱的联系能得到加强”。 四、社会流动与英国资本主义制度的催生 英国资本主义制度的确立并非是一帆风顺的，它是资产阶级为获得与其财富相应的社会地位和贵族相斗争的结果。这场斗争的根源可以在国会和斯图亚特王朝之间的冲突中找到。斯图亚特王朝之前的都铎王朝普遍受人欢迎，尤其是受中产阶级和绅士的欢迎。但是，斯图亚特王朝的第一代国王詹姆斯一世和他的儿子查理一世很快就浪费掉这种信誉。他们企图把英国圣公会的教义和仪式强加于所有的人，从而引起不信奉国教的清教徒的敌视。他们还企图进行无国会的统治，但遇到了困难，因为国会控制了国家的资财。他们试图通过出售进出口贸易、国内贸易和许多制造业中的专利权来绕过这一障碍。这带来了很大的收入，但也引起资产阶级的反抗，资产阶级要求“所有的自由臣民都有自由地经营其行业的继承权”。当苏格兰人举行起义反对查理将英国圣公会教义强加于他们的企图时，危机降临了。为了获得镇压起义的资金，查理被迫召开国会，但国会不理查理对金钱的需求，反而提出很多影响深远的要求，其中包括处决国王的首席顾问和彻底改组英国圣公会。查理拒绝服从。于是，英国几乎有半个世纪没有平静下来，直到1688年的光荣革命时为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