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据此，我们首先需要考察的是，小岗村的村治情形。小岗村现任支书沈浩是由安徽省财政厅下派到小岗村就任的。沈浩2004年到小岗村任职，挂职3年。1993年严俊昌退休后，小岗村的书记一直是由省里派下来的。（张志，2006）由省级下派干部到村里工作，无论是从哪一点上来说，这都于理于法说不过去。如果按照法条主义，这显然与《村民组织法》的精神——“四自”原则，即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发展和自我服务——相违背。如果按照政社分开的原则，即政府不应该插手属于社会领域的事务、更不谈不上直接派遣干部驻扎的问题。然而，谁让它是“明星村”呢？（查四自原则）
而且，这种由省级直接派遣干部的做法到底效果如何呢？村民又是如何评价的呢？不妨看看《小康》杂志记者张志采写的《中国改革第一村小岗村试水“集体制”》一文的具体描述：
“上面派下来的书记影响了小岗的发展。派下来两三年就走了，他任期的这几年规划都得不到实施就换了，如果是小岗人治理小岗村早就不是这样了。”严宏昌对此直言不讳，他是县政协委员，但今年他提交的提案不是“岗人治岗”，而是修一条从小岗村向北通往307省道的公路。
严金昌对《小康》说：“上面派的宣传队、工作组都是搞上两年就走了，搞了政绩就走。我们对他们持怀疑态度。”“他们以小岗名义办工厂，要国家的钱，办工厂不在小岗土地上，那不是挂小岗牌子骗国家的钱嘛。”严俊昌也认为，外地来的人不能起多大作用，“他能脚踏实地保持正确的态度吗？他做了什么事情？能做什么？”严金昌说：“我们是有矛盾，对他们有看法。从县到镇的干部，他们也都恨我们这些老头子。”（张志，2006）当年的“中国改革第一村”，如今是这样矛盾重生的干群关系。尤其是村支书由省级“空降”，引起群众诸多质疑，更是值得我们反思。站在政府的立场来考虑，哪个政府也不愿意错过“小岗”这块牌。免不了千方百计对之进行控制、干预和支配。新中国建国以来，省级“空降”村支书恐怕不是多见、而是罕见之事。尤其是当村支书与当地群众关系处理不善之时，当村民对村支书存在诸多猜疑之时，村里的干群关系势必显得更加复杂、更加缺乏有秩序的状态。特别是空降支书是为了“捞取政绩”，或者任何“政绩”都捞不到之时，受苦的依然是我们的被治者农民。
当我们用这种信任的眼光观察小岗村的时候，上述这些攸关信任度的重要命题在我们的小岗村都非常值得我们关注。诚然，前述团结务实的领导班子的缺席，还体现在各级干部对待小岗村的虚浮、不实事求是的态度上。而这一点凸显的恰恰就是小岗村的信任危机问题。实际上，前文已经为小岗村的信任问题埋下了一些伏笔。比如说，“岗人治岗”从1993年中断以后，这其中所蕴含的深意是耐人寻味的。到底是谁不信任谁？我们的政府——特别是我们的省委、省政府——觉得我们岗人治不好岗？当一任又一任的空降书记直飞小岗、时隔三年又飞走之后，我们的村民对其是什么态度？他们之间的信任状况如何？从已有的文献和各种观感来看，其间的信任关系着实令人堪忧。
有关小岗村存在着严重的信任危机问题，三农中国网站整理刊发的《小岗村的教训》一文里面的一些具体的事例或许可以佐证。
一是善于做应付领导干部检查的假“材料”。一位名叫杭玉兵的小伙子说道，“1998年，江泽民总书记来视察之前，县里派我，还有另外一个汽车司机，把两卡车饲料粮拉到小岗村去，说这是任务。可等江泽民一走，又让我们把饲料粮拉回来了。”
二是善于做应付领导干部检查的“安抚工作”。老农严立坤说：“有些干部，就是不讲实话，不办实事。就说1998年吧，江泽民到小岗村来视察，人还没有来，镇上早早就打招呼，说有意见，有问题，先不要谈，你们放心，以后一定解决。镇上打过招呼以后，县里又来第二次打招呼。县里打过招呼以后，地区还不放心，又来第三次打招呼，说不要讲。”
三是善于派发对外宣传上的“假名片”。村长严宏昌的亲弟弟严富昌说：“这个‘展览室’是县里搞的。小岗村农民最了解小岗的情况，可县里就是不让我们小岗人讲。他们搞了个讲话稿子，让小青年背得滚瓜烂熟，然后像电视里广播新闻那样，一句一句背着向参观的人介绍。”
四是遮人耳目的虚假“繁荣气派”。有的干部把小岗村当作自己的政绩工程来“关心”。花了200多万元修建的一条8公里的柏油路，是为了便于领导前来视察；在小岗村村头修建巨大的牌楼，为了显气派；在“友谊大道”两侧修整各家的院落，把后面破烂的房子遮拦起来，以免影响观瞻。（三农中国网，2007）1998年，江泽民来小岗村视察，一条从小溪河到小岗村的柏油马路在那之前建成。（丰鸿平，200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