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各级党委和政府必须切实加强对基础教育工作的领导，真正把基础教育作为重要的“基础设施”建设，摆在优先地位，加大投入，保证其适度超前发展。党政领导干部要经常深入学校调查研究、指导工作，及时帮助学校解决教育工作中的困难和问题。社会各界都要关心支持基础教育，学校、家庭和社会教育要紧密结合，为基础教育的改革和发展创造良好的环境。
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的召开，吹响了我国基础教育事业向新世纪迈进的进军号。我国基础教育事业的前景光辉灿烂，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任重道远。我们要认真学习、深入贯彻这次会议精神，积极进取，开拓创新，求真务实，奋发努力，不断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把我国基础教育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做出更大的贡献。
3、经济全球化与中国工业化的战略选择
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与程度的提高，将具有不同历史背景、发展水平和制度安排的国家纳入到大致相同的竞争框架之中，因而使竞争出现非对称性。中国为了在这种非对称性竞争格局中缩短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必须根据经济全球化给中国带来的机遇与挑战，理性地选择战略，充分地利用和挖掘“复杂性动态优势”，从而有效地增强中国的综合竞争力。
经济全球化在广度和深度方面的发挥导致全球竞争出现非对称性。20世纪80年代以来，经济全球化的进程迅速加快，全球化规则已经渗透到各个领域。这就意味着这些领域活动规则的全球性统一，将具有不同文化背景和发展水平的国家纳入统一的游戏规则的框架之中。这些规则虽然在一些特定问题上给发展中国家留出一定的缓冲时空和例外处理权，但总体上使不同发展水平的国家受制于共同游戏规则的约束。这种共同规则使全球竞争出现了非对称性，发达国家具有绝对的综合优势，而发展中国家则具有绝对综合劣势，就像将不同重量级的拳击选手混在一起比赛所形成的差别一样。
非对称性竞争表现在许多方面。例如，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下述的几个方面的发展水平和程度都存在很大差距：市场化广度和深度；企业家精神与洞察力；技术水平与技术开发能力；市场监控能力；资本存量与资本形成能力；近似垄断性的跨国公司数量与创新能力；市场信号反应能力；市场波动承受能力；市场规律的把握能力等。这些差距就表现为非对称性的竞争。
这种非对称性竞争格局的形成，是西方国家强制性地推行资本主义全球化的必然结果。虽然经济全球化是一种历史的必然趋势，但当前的经济全球化是在发展中国家没有充分发展起来的背景下形成的。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不对称性竞争将导致发展中国家在没有积聚起足够力量可与发达国家竞争的时期内，一直受发达国家经济波动和国际资本流动的摆布；而为了使这种“摆布”所造成的危害降到最低，发展中国家将在更大程度上依赖国际组织和发达国家的支持与合作，这又必然导致发展中国家在更大程度上依附于发达国家，使发展中国家自主控制经济波动的能力进一步降低，进而导致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在人均产出与劳动生产率方面差距的扩大。摆脱这种恶性循环的惟一出路，是制定行之有效的现代化战略。然而，随着东南亚经济危机的爆发，日本经济连续10多年的萎靡不振，韩国经济日趋失去竞争能力，什么是成功的或行之有效的战略已经模糊不清。因此，中国要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缩短与发达国家间的差距，必须从全球化新背景下的工业化战略的特质出发，按照中国的国情和社会经济发展的动态理论与逻辑，确定中国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战略。
基于上述经济全球化背景下非对称性竞争的格局，中国要缩短与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间的差距，必须使微观行为主体具有强烈的创新动机，具有充足的可利用的创新所必需的投入要素和强大的吸收、消化与生成经济全球化收益的能力，具有十分有利的创新环境和条件。基于这些考虑，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中国社会主义工业化战略至少应由以下几个方面构成。
（1）完备的自组织性机制。所谓自组织性机制就是微观行为主体能够在环境变量的作用下自我运转以及在这种自我运转中各微观行为主体能够形成相互促进和相互激发的机制。显然，这种机制是充满竞争的，同时又是自我约束和自我激励的，是一种有生有灭的机制。其中的环境变量有很多，但最重要的是“效用”（包括收益、荣誉、生活质量、社会地位以及成就感、幸福感等）和激励结构与取向。自组织性机制有三个优点：一是它能够使微观行为主体的创新动机内生化；二是可以节约监督、考核等交易费用；三是提供更多的创新机会。
（2）塑造微观行为主体具有自组织特性的有效方式。根据现代非平衡理论，自组织系统的形成依赖于组成系统的元素的性质，只有具备一定特性的个体才能形成自组织系统。为了使微观行为主体具有形成自组织系统的特性，必须进行深入的体制改革，包括行政体制、经济体制、科技体制、文化教育体制等的改革，使微观行为主体既成为对环境变量敏感的主体，又成为能够相互激发和促进的主体。
（3）强化对关键性个体的激发和关键性项目支持，提高系统的自组织动力。根据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工业化战略的细致化特征，在实施传统意义上的产业政策和宏观政策的同时，重点激发和支持具有“领头羊”作用的个体和项目，是工业化战略成功的关键。大量的经验研究表明，项目性政策往往比产业或行业性政策更有效。强调资本如何配置的政策比强调资本积累的政策更有效，强调学习能力比强调学到什么更有效，显然，这要求强调对个体的激发和对特定项目的支持。激发和支持的原则应以“扩散性外部性”效果为准则，以填补自组织系统中关键要素的缺位为核心。通过对关键性个体和项目的激发与支持，使自组织系统形成更大的协同力量，带动和激发其他个体和项目的发展，从而更多地获取全球化的收益。
（4）资源性投入应以该投入所能形成的涨落力大小与持续期间为基础和标准。中国面临着严重的资本短缺，因此政府的公共投入必须能够形成强大的涨落力并具有较长的持续期间。目前，中国最需要调整的资源性投入是R&D领域的投入。因为，中国的企业刚刚步入市场，学习能力比较低，要提高企业的学习能力，只靠企业自身的自然积累是不够的。在这方面，我们可借鉴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的一系列实践。
（5）强化微观行为主体间的既竞争又合作的非线性互动关系。具有不同性质的微观行为主体具有不同的资源优势。若将这些资源优势整合在一起，既可以在很少的投入下获得十分可观的产出，特别是作为学习能力和创新能力的产出，又可以强化社会运转的自组织特性。虽然微观行为主体在运转过程中能够自发地形成这种既竞争又合作的非线性关系，但由于信息成本、交易成本等的存在，这种关系的自发形成面临一系列难以克服的问题。若政府作为一个酶化者和催化者（但绝不是命令者）出现，对于这种既竞争又合作关系的形成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
4、长春市研讨跨越式发展战略问题
中共长春市委宣传部举办的“跨越式发展战略理论研讨会”最近在长春市召开，与会者对实施跨越式发展战略的理论和实践问题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讨。
与会者指出，综观二十一世纪初期国际国内经济发展的大格局、大趋势，加快发展是我们面临的紧迫任务。从国际看，一是科技革命快速发展，正在对经济社会产生深刻的影响。特别是信息技术革命，已使全球的经济增长方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二是经济全球化趋势增强，为各国经济发展带来新的机遇与挑战。三是世界范围的产业结构调整步伐加快，新兴产业迅速发展，促使传统产业发生变革，高科技产品在社会总产品中所占比重日益提高，国际竞争更加激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