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匹夫病就是匹夫病，不是皮肤病。就是“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之“匹夫”。
【疾病人群】经济学人，包括成“家”的和将来要成“家”的。政治家天生以国家兴旺和民生为己任，因此属于具有天然“匹夫病抗体”人群，不在此列。
有些经济学人到了晚年病情较重，是为“老匹夫”；有些自年幼学业有成时即有明显症状，是为“小匹夫”。“小匹夫”通常表现为慢性，随年龄增长病情逐渐加重。
【疾病分类】具有相当强的传染性，属全球性传染病。
【传染场所】大学经济学院系专业的课题和报告会为主。
【传染介质】各种经济学教科书（含网络电子资料）。
【病理分析】主要是患者自己人格分离所致。患者一般具有政治家人格，但是又偏爱学者人格带来的荣耀，因此角色错落。
辅助成因和周边人群有关。其一是政治家。政治家需要有人为推行自己的经济政策而做理论铺垫和吹鼓手，经济学家的“匹夫病”性格正好为其所用。其二是一般民众。一般民众都希望自己能够发财致富，希望有一套可以帮助自己致富的理论，希望有一个（自己认为）公平的财富分配。民众本来应该把这些希望寄托在代表自己阶层利益的政治家身上。致富不需要理论和理由，只要有欲望冲动和行动。民众误将希望寄托于以经国济民口号示众的经济学家身上，促使了经济学成为显学，从而加剧了经济学家的病情。
【临床病症】对天下兴亡自觉承担责任，忧国忧民，进而发奋图强要经国济民。具体表现为各种强烈的“裁判欲”。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临床症状：
一、强烈希望做制度选择的裁判；
从一开始经济学就自称“政治经济学”，简称为经济学并分出微观、宏观是后来的事情，但是这种名号之分并没有改变经济学对政治的热衷。但是，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是针对政治家的责任和公民的政治责任来说的。
《西方经济学的终结》曰：“经济学界对作为‘公平裁判’的热衷是许多经济学家热心于政治、成为‘准政治家’的原因之一，然而这些都不是亚里士多德定义的经济学的本意，尽管在亚里士多德看来，政治学和经济学是统一的。如果经济学陷入对财富私有权合理性的判断中，则它只能停留在政治工具的地位而不可能取得科学的学术地位。”
这方面的症状严重时，便目空一切眼中无人了。甚至要凌驾于政治家之上，视自己和政治家的关系是奴隶主和奴隶的关系。对自己以经济学家之名所施展的政治影响力充满自信http://www.jjxj.com.cn/news_detail.jsp?keyno=13772。
二、自认为有资格做财富分配的裁判；
经济学本应以研究经济行为为己任，但是却擅离职守，放着交换现象不去钻研，却对非个人私有制下的“分配”问题格外专注。西方经济学从微观到宏观，无不是围绕着分配问题展开的，用萨缪尔森的话来说甚至就是一个“生产”问题。
财富的分布格局是由制度机制所决定的。私有制度之下，财富必然要表现出两极分化，这种分化是基于私有制的必然结果，换句话说，对于这个制度来说，两极分化就是最合理、最公平的结果。
在私有制度下，财富是以敛聚为目标的，而不是以追求所谓的公平为目标的，财富的分布方式和渠道是“交换”也不是“分配”，因此，不需要一个财富分配的裁判。
患上“匹夫病”往往自己不能觉察。像萨缪尔森等，本也是反对经济学政治化的，但是却执意要将分配问题当作经济学的对象。再如张五常等，自以为文可治国，对政府政策指手划脚，乐此不疲。
三、自觉应该做为“理性”的裁判；
众所周知经济学里有一个“理性人”概念，虽不完美，但是加以发展尚不失一个简单而适用的基础理论。但是，后来的经济学家对理性人概念的扩展，即所谓的“有限理性”概念的提出表明，经济学家其实从一开始就没有真正明白自己提出的这个理性人概念的含义是什么。
提出“有限理性”概念，就把经济学家自己摆放在理性裁判员的位置上了。
总之，经济学家的匹夫病临床表现就是，他们要替代法学家做法律公平裁判、要替代政治家做制度优劣抉择、希望用经济学的概念去左右道德评判、用自以为是的有限理性论把自己暗喻为理性标准。
【治疗方法】非常简单，主要是自查自诊家庭自我治疗。
具体方法也非常简便，费用低廉。处方上就一句话：如果无法克服“裁判欲”的冲动，就干脆摘掉“经济学家”的帽子，以赤裸裸的政治光头示众，一切“病态”指责自然消失。
【毒副作用】直接摧毁患者顶戴的学者光环，属于“恶治”招数。如果患者病情较重，治疗过程比较痛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