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摘要 如何将个人偏好综合为社会偏好，这是公共决策面临的世界性难题。中国公共决策模式的构建，不仅要超越自己的传统模式，而且应该超越西方模式，因为任何模式都存在改进的空间。本文认为应以集体主义公共决策做为中国公共决策的首选模式，因为这种模式从个人偏好束中的共同偏好入手，能缓解个人偏好与社会偏好的矛盾；从公益性人力资本的配置入手，降低公共决策的道德风险；将公共决策的内容从资源配置环节深入到人力资本的生产环节，克服公益性人力资本不足导致制度供给不足的问题。
关键词 公共决策；公共偏好；集体主义；公益性；
一 公共决策类型与个人主义公共决策模式
公共决策主要是通过形成一些规则来解决公民的共同利益问题，如维护公民的基本权益、公共品的分配、公共权力的形成与约束等。公共决策首先要解决的是个人偏好的差异性与社会偏好的同一性之间的矛盾，现在根据这个矛盾差异的程度我将公共决策概括为三种理论模式，这就是个人主义公共决策模式、集团主义公共决策模式和集体主义公共决策模式。个人主义公共决策模式是个人偏好与集体偏好矛盾最突出的类型，集体主义公共决策模式二者的矛盾比较缓和，而集团主义公共决策模式则是将社会偏好直接做为个人偏好，本节我们首先分析个人主义公共决策模式。
个人主义公共决策模式的特征较为鲜明，这就是：理性经济人和效用最大化的行为假设，认为在公共决策领域中的人和市场上的人的行为目标是一致的，都只关心个人利益而不关心公共利益和他人利益，虽然人类需要公共利益，但公共利益不是设计的结果，而是人们行动的结果，公民与政府的关系是一种交易关系，政府生产制度是为了能卖个好价钱，尽可能换取更多的选票，公民愿意支付选票是为了购买到中意的公共品；十分重视个人偏好的作用，社会不存在两个相同的偏好束，公共决策就是将个人偏好集合为社会偏好，从个人理性出发寻找集体理性，不承认有脱离个人利益的社会利益；过程比结果更重要，如果公共决策的过程是民主的，就是结果产生了不公平，公共资源的配置效率并不高，社会也应该接受，相反如果过程不是民主的，结果是公平的、有效率的，社会也不应该接受。
从理论渊源上看，个人主义的公共决策模式只是自由竞争的市场决策模式向社会公共部门的自然延伸，公共决策主体和市场行为主体的行为目标和调节机制都是相同的，公共决策的理想状况是制度的供求均衡，这是市场出清的另一种表现；市场决策模式认为完全竞争市场是最有效率的市场结构，只要维持这种市场结构，市场经济就会高枕无忧，同样在公共决策领域只要存在利益上相互冲突的若干利益集团，这就象完全竞争的市场结构，因此只要用好权力制衡这一法宝，就能实现社会的制度均衡，并且进一步反作用于商品市场，从而实现商品市场与政治市场的全面均衡。
个人主义公共决策的效率主要体现在尽量将权力与风险界定给个人，谁都有投票权，但选择的风险也必须自己承受，这就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公共决策中搭便车的问题。这种建立在个人主义基础上的公共决策模式虽然是有效率的，但绝不是公共决策的最后的终极模式。因为，1、从理论上讲个人主义公共决策所实现的效率必然低于帕累托效率点，也就是资源没有达到充分有效的利用，还是存在资源的巨大浪费，因为公共资源要有效率，人们首先必须象关心私有产权那样去关心公有产权，但这是根本不可能做到的，制度设计再如何科学也难以克服公共品消费中的搭便车行为。2、个人主义公共决策所实现的制度均衡是一个行为均衡，但不一定能同时实现资源的配置均衡，就是说在行为上人们已经没有能力再改变现状但资源配置的效率却并不高。这主要因为公共决策总是受两个方面的约束，一是决策者首先考虑的是个人或本集团的利益，尽可能使个人获得较多的公共品，二是要尽可能交易到更多的选票，也就是对委托人要有个交待，这样就导致了制度的非中性，不偏不倚的公共制度不可能产生，而制度公共性的程度主要不是决定于执政集团，而是决定于在野集团的制衡能力，因些这里提供的公共决策利益不是主动为之而是不得已而为之，这是一种恐怖平衡，自己要想得利首先也要考虑竞争对手的利益，而一旦这种平衡被打破，公共制度的供给就会严重不足。3、个人主义公共决策在国际领域容易形成国际利益集团，因为个人主义公共决策要以权利制衡为前提，但在国际上这种制衡机制很难形成。
实行个人主义公共决策模式的主要是美、英等西方国家，无可否定他们采用的公共决策模式在当前的世界上相对是有效率的，但是在道德上并非象他们所标榜的那样占有制高点，在国际关系上尤其如此，在国内它们强调权力制衡，推崇竞争，但是在国际上它们信守的却是垄断，尽可能的排除竞争，他们对限制其他国家的发展比自己的发展更有兴趣，西方国家所推崇的公共决策模式在国际上导致的低效率比国内要明显得多。
二 决策成本递增与集团主义公共决策
集团主义公共决策有哪些特征？现举一个实例：处于饥饿状态的三兄弟共同获得一个大饼，这三兄弟除老大外其他两个还是未成年人，于是大饼由兄长分配，兄长把最大的那块给了年幼的弟弟，留给自己的却是最小的那块。现在我们将这个例子扩大到社会，兄长是社会的权力集团，弟弟是社会的公民集团，由此我们可以这样来表述集团主义的公共决策：社会存在这样一个集团，这个集团是公共权力的垄断者，但同时又以社会福利的最大化为行为目标，并且知道公民对公共品需求的全部信息，公民也熟悉权力集团的行为目标。权力集团是专门从事公共决策的职能集团，其他集团不参与公共决策，但他们却能获得在现有资源约束下最多的公共品。集团主义公共决策的效率来自这样几个因素：社会存在一个专职的公共决策集团，从而保证了知识的传递，避免了因新手上路产生的效率损失；决策集团利他主义的价值取向和行为目标一旦形成，这个集团就会按照这个标准去选人、用人，设置相应的环境去考验人，保证价值取向能够连续贯彻下去；决策集团与人民之间通过长期合作形成的信任资源，减少了社会的摩擦成本和交易成本，保证了社会整体行为方向的一致。
然而，集团主义公共决策必需的这些要素在现实中是很难完全满足的，某一社会、某个国家在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或社会的某个局部环节可能具备这些条件，能够实施集团主义的公共决策模式，但就社会整体而言，从公民普遍的社会道德水准考察却很难成为普遍、长期适应的模式。我们接着上面的例子分析，假设十年以后兄弟三人又面临一个公共品的分配问题，此时三人都已成家，这时关系就复杂多了，不仅存在兄弟关系，而且产生了妯娌关系和父子关系等，到底是兄弟情谊重而是夫妻关系重要，兄弟三人都必须进行权衡，于是人们的行为目标开始进行修改，个人有了自己的小算盘，有了不为人知的私人信息，公共品的公平分配将难以实现。所以集团主义公共决策模式虽然结构简明、容易操作，但却是很不稳定的，就是政府的行为目标不变，但要维持这种模式政府就必须有足够的资源来满足人民不断拔高的期望值，而一旦这种期望不能得到满足，社会矛盾就会加深，因为只要收益与风险不对称就必然导致分配不公和浪费资源。所以长期坚持集团主义的公共决策，势必将权力集团排向社会的风尖浪口，由于矛盾高度集中而难以进行有效的决策。
集团主义公共决策模式的现实模型有不丹王国的君主政体，不丹的君主集团主导公共决策过程，但它并没有将全部公共资源据为己有，公民基本上不参与公共决策，但却同样成为公共品的消费主体，国民普遍的心态是：那些麻烦事（公共决策）就交给尊敬的国王吧，我们只要享受幸福生活就行了。不丹是唯一一个用“幸福指数”来衡量经济发展状况的国家，人民深爱着国王，今年在国王决定要把权力强行交给人民时，人民感到的是震惊和忧虑，认为“选举选不出这样的领袖”。中国的公共决策也与集团主义公共决策模式基本接近，中国的特殊历史条件造就了一个利他主义的公共决策集团，在这个集团的产生过程中，每一个人都为集团的生存与发展付出了很高的成本，饥饿、劳累，甚至随时都会牺牲个人与家庭成员的生命，“革命”本身就是一个高效率的淘汰机器，它把谋利者淘汰出局，而把有着很强公共利益偏好的人结合在一起，因此由这个集团进行的公共决策行为是以社会福利的最大化为目标的。但是形成这样一个大公无私的集团的社会条件是非常苛刻的，可以说环境没有可重复性，我们不可能设计一个充满饥饿，损害人身健康，对未来充满不确定性，甚至让多数人流血牺牲的方法来挑选人才。同时公共决策也是人们的一种需求，就象人们喜欢看球，但有的还喜爱参加比赛，就是伤筋动骨也乐此不疲，所以普遍参与是公共决策的本质要求。
